文军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2 1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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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进入专栏)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力强大,民众普遍富裕,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不断提高,每年有超过一亿的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另一方面,原创力缺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老化,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危机”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给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支持、建议和批评,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长三角社会学论坛”成立,9位社会学家以“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为主题各自讨论了治学之道,展示了社会学视角的魅力和中国社会学的实力。

   不过,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马上要成为过去式,而是我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学术批评。比如,翟学伟教授的文章强调了面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仇立平教授介绍了上海人做事讲规矩、有章程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群体上海人会更不讲面子。我因此想,如果翟教授和仇教授能展开持续对话,他们之间一定会碰出大量的火花。我们也许会发觉面子在中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和群体中的重要性其实是个变量。我们也许还会发觉我们应该给面子一个n维度的定义——其中有些维度在改革开放中被削弱了,而有些则得到了持续甚至加强。探索这些多样性,我们不但会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和分析使得面子文化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是什么。我期待中国社会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周怡教授对华西村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华西村的不少做法其实并不特殊,并且任何成功都会产生因为成功而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保持两头一致”也是从南宋到明朝繁荣延续了十几代的著名浙江郑家村的传统。但正是这一传统使得了郑家村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太紧,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敌视而走向衰弱。还比如,华西村仅仅是国内“名村”中的一员,其他名村的发展与华西村的发展有什么异同?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异同?我期待周怡教授能领导一个比较“名村”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回应周晓虹教授文章中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而东西方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加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我们在做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叙事和具体案例之间的紧张,以及自己的叙事和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张。我们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反复思考如下的问题: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叙事和分析在经验、理论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可靠性?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尚处空白,西方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薄弱,我们完全可以迎头赶上。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自觉地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独特的本体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视角和叙事特色。当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各种能打通本体、认识、社会机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只流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无法在经验上落地的社会理论。我最后期待在改革开放的60年之际,或者说20年以后,社会学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显学,并且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能给社会交出一张更好的答卷。

——主持人赵鼎新

  

社会转型:社会学人对变革时代的理论回应

文军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社会学具有回应变革时代、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对社会学而言更是如此。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从180年前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与现代性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它既是对现代性成长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自我发展的后果和原因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学人天然地就与各种变迁社会和现代性成长联结在一起,他们不仅是变革时代的参与者和“阐释者”,更是变迁社会的引导者和“立法者”。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使得社会学人在理论回应变革时代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门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各种社会现象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学不仅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特征,更重要的是其一直坚守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科特质,为提升社会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不仅如此,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建构中去的品质,使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不仅停留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和回应变革时代的钥匙。因此,优秀的社会学人都具有拿起手中的理论工具来回应各种快速变化社会的能力。

   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表明,越是快速变化的社会,越容易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就理论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学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中国社会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疏松化”的严重弊病,但作为后发国家和后启学科,其在社会实践和学科建设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西方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坚持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有序衔接,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西方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也为中国社会学人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提供了理论工具。

   中国社会学要想逐步接近或取得在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特色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突出一点就是在复出伊始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弥补,其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说明的层次上,无法在理论上得以提升,在思想上得到启迪。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其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因此,要有效回应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开始。

   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场域

   如果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40年来的社会变革过程,我觉得“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是再恰当不过了。它俨然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学术概念之一,而且是社会学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如果以“社会转型”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从1987年第一篇带有“社会转型”篇名的论文开始,到2018年11月底,30年来有超过2万篇相关主题的论文涉及对“社会转型”的论述,尤其是2000年以后,该类论文每年都呈现出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达到顶峰为1535篇,此后几年也几乎每年维持在千篇以上的发文量。这说明中国学术界随着社会转型实践的持续深化,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支撑的急迫程度也在快速提升。虽然“社会转型”一词并不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学术界,而是源于西方早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转型”也只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一个借用(早期社会学的很多概念都是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概念的借用),但中国社会学人却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出发,赋予了“社会转型”更丰富的内涵,并由此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甚至转型社会学这样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社会学的新学科方向,以此来回应我们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相比,少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转型”之“转”可以以一种方向上的改变和不确定性,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那种线性的延续关系,使得“社会转型”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发展研究”的局限,从而专注于研究当下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

   “社会转型”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而开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更多的是共性。因此我认为,对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转型研究范式,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学人对中国40年来这一变革时代的一种重大理论回应。在社会学人看来,“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客观呈现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问题,更意味着孕育一种新社会结构的诞生与重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践特质使其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在当代中国,伴随着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且日益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这一社会类型既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的“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从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来看,其“发展”取向上的单向度性及其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得以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更具备中性取向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研究则有利于从单向度的趋同化取向中摆脱出来,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更具差异性和多元化。毫无疑问,“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些新的概念,对于描述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整体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对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和学术努力。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与转型社会学的兴起

当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重推动导致对各种新范式、新理论的探索不断涌现。作为对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中国社会学人实际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洪流之中,并为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关怀或研究范式奠定了实践基础。这种理论回应不是简单的片段式或者碎片化的理论观点陈述,而是一种构成研究范式的系统性理论回应。这种理论回应不仅依赖于研究的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的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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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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