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1 次 更新时间:2016-10-17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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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 (进入专栏)  

[摘要]对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这一目的而言,只有重新认识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明辨何者为源何者为流,才能找到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路径。中国社会学应以“群学”所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源”,将本土学术传统之“流”与近代以来传入的西方社会学之“流”展开流与流之间的会通,立足于中华复兴的现代社会实践,进行概念提炼和理论创新,方能迎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学术源流 中西会通


一、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社会学”的疑问

长期以来,我们不假思索地相信社会学只在西方有,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即使有也只能叫“社会思想”。笔者以为未必。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费孝通一再提到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500多年,①就是证明之一。

与费孝通年龄相仿的丁克全早在1940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社会学时,就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为什么是西方首先创立的,难道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就没有“社会学”吗?汉语中的“社会学”一词以及在日语中的含义是什么?他查阅大量资料,构思了《汉字“社会学”各单字和“社会”复合词的本义及其引申义》一文,并在帝国大学社会学部作了一次报告,引证大量古代文献,证明中国是最早使用“社会”一词的国家,在古汉语中“社会”就是群居会合之意。②

青年丁克全敢于独立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很少有人想到的,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也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确有需要辨识的地方。

第一,关于“学”的时间界限。说“由荀子开创了中国社会学,比西方的孔德和斯宾塞要早2500多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学”并非始于文艺复兴以后。“学”也未必只能从西方学科分化算起。说一门科学、一门学术,只从学科分化始,是不恰当的。科学、学术有分门别类的形态,也有浑然一体的综合形态。有长于分析的,有长于综合的,绝不能说长于分析的是科学、是学术,长于综合的就不是科学和学术。笼统地说,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中国学术长于综合。只要翻一翻经史子集,就不难看到大部分都是极为丰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只不过采取了古代的形态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为什么与西方的学科形态不同就不能称为“学”?中国之“学”历来与西方之“学”有所不同。为什么中国社会有那么丰富的“社会思想”,有那么多的思想和学说的派别,却不能称为“学”?我们不能像许多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医是医学那样,对中国古代学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同样的,在学科起源问题上,“欧洲中心论”者的地域性偏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代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世界几大文明各有独立的起源,包括学术,在后来有条件实现交流与会通之前,很多学科都各自形成了,并且形态各异。更重要的是,与“欧洲中心论”者所宣扬的相反,在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中,中国的道路和形态不仅与西方不同,而且更早、更为主流。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一个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的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变革,遥遥领先于欧洲,早已形成了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我们的先人又特别重视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说荀子(其实不仅仅是荀子)的社会思想也可以称为“学”,是“中国社会学”的“早熟”形态,④是有据可依、站得住脚的。

第二,关于“学”的用法和学科化问题。中国古代对“学”的用法,与近现代西方确有不同。中国古代,确实学科分化不足,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分化。所不同者,是中国古代所谓“学”,多指“学说”、“学派”,如“儒学”(儒家之学说)、“老学”(道家、老子之学说)、墨学(墨家之学说),以及经学、玄学、理学、实学,等等,但也有地道学科意义上的“学”,如“算学”就是数学。从严格学科分化的意义上看,所谓“群学”并没有与政治、历史、文化诸学科明显区分开,这是事实。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学确实是学科分化意义上的一个学科。然而,一门学问实质性的内容是其理论和方法,当然它也有表现形式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学科分化的高潮。但是,能够说在大学里有了讲授一门学问的职业之前,有了一门课程之前,这门学问就不能算“有”?或者不以一种职业、一种课程出现,一门学问就不能以别的形式出现?

社会学如果作为专业、作为职业,确实在中国出现较晚。在学科化的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学并没有完全学科化,但这主要指的是形式的方面,不等于“中国社会思想”中就没有社会学的内容。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专业化是重要的,但同时,综合化、非专业化也是重要的。专业化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专业化其实也有利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从别的学科补充知识、获得启发、开阔眼界。如果一个人,单纯到只有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例如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哲学、地理学和许多自然科学的知识,那对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其实是理解不好甚至掌握不了的。各门知识归根结底是相通的。在学校里,知识需要一门一门地学,但出了校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一门专业知识都是不够用的,综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可能更重要。常常见到在学校里专业学得好的人,工作以后成就不一定大,也许可以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第三,关于“学”起源的条件。从各个学科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学”的出现,是依赖特定技术、特殊事件的,例如,量子力学、微电子学之类,我们不具备那种技术前提,当然这种学科就不可能在本土产生。对于这类学科来说,它从异域的传入,也就是它在本土的开端,这是一致的。但是,像哲学、数学、法学,也包括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起源不依赖特定技术和特殊事件,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单单是生计、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就能够促使知识积累到比较丰富的程度,就可能刺激一门学问的产生。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和理解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多向性、多样性。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学术实践。孔子在教学中已经划分了“专业”,他的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相当于六个专业;墨子办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他划分了谈辩、说书、从事三科,每科又有许多专科。其中,“说书”一科,培养各类学者、教师;“从事”一科,培养农、工、商、兵各种实用人才。⑤到了荀子的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止于秦灭齐即公元前221年。它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正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有孟子等杰出人物,荀子三次出任“祭酒”;教师有职称,如“上卿”、“客卿”、“上大夫”、“大夫”等;学生数千,有学制、学规、学生守则(《弟子职》);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博士制度,培养出了不少名震天下的学生,如李斯、韩非等。其论辩之自由、思想之碰撞、学派之林立、影响之深远,引得梁启超盛赞“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⑥一个稷下学宫就能够鼎盛到如此程度,学术发达的盛况在当时的世界上应是无与伦比的。其百余年间热烈展开的大辩论,诸如义利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王霸之辩,等等,即使不单单属于社会学的议题,也明显具有社会学的面向,事实上产生了许多现在意义上的社会学概念和命题。

再退一步,就说“社会学”是孔德1838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正式提出的,我们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上是落后了,这是事实,但只能说严复译书《群学肄言》是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的“开端”,不好说是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因为中国社会学实质性的内容早就存在了,不然,严复也不会刻意把它译为“群学”。

以上几条,可能给人以称谓之争、用词之争的印象,其实不然。这是对社会学这个学科性质的理解问题。在孔德等人那里,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学”的,但是社会学讲实证,也不是唯一的,甚至在许多流派那里不一定是主要的,也不是可否称为社会学的必要条件。

其实,何止对社会学,何止对社会科学,对中国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否定,并不少见。西方人曾经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获得首届国家最高自然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曾经证明了“从记数、以至解联立线性方程与二次方程,实质上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的发明创造,早就见之于中国的九章算术甚至是周髀算经等书”。⑦《九章算术》完成于公元50-100年,《周髀算经》更是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而很多成果西欧迟至14世纪才出现。尽管比中国少说晚了1500年,但却硬说中国古代没有数学。

偏见是与无知相伴的。欧洲人就不说了,回头反省自己。吴文俊院士写道:“西方的大多数数学史家,除了言必称希腊以外,对于东方的数学,则歪曲历史,制造了不少巴比伦神话与印度神话,把中国数学的辉煌成就尽量贬低,甚至视而不见,一笔抹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生活过来的一些旧知识分子,接触的数学都是‘西方’的,看到的数学史都是‘西方史家’的,对于祖国古代数学十分无知,因而对于西方数学史家的一些捏造与歪曲无从辨别,不是跟着言必称希腊,就只好不吭声。”⑧对于社会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需要对号入座?

总之,说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那是说的西方社会学。换言之,对于西方社会学来说,那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说西方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它的主题是关于现代性的,甚至说它的出现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方案”,西方社会学家都这么说,也有合理性。说西方社会学是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的,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不能把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简单地画上等号。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不是踩着西方学术的“点”(节奏)走的。不同文明自有其起源,其中的不同学术,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传统,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奇谈怪论。


二、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源”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之“源”,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它是以墨子“劳动”(“强力”、“从事”)概念为逻辑起点,以荀子“群”概念为核心,以儒家“民本”概念为要旨,以礼义制度、规范和秩序为骨架,以“修齐治平”为功用,兼纳儒墨道法等各家之社会范畴,所构成的中国社会学“早熟”(早期)形态。

提出“中国社会学”之“源”问题,意在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梁漱溟等先辈,都曾经预言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这是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的先贤们抱持的期许。他们引入西方社会学不是为了用来替代和终结中国学术,而恰恰是为了复兴中国学术,由学术复兴,而带动文化复兴,而促进社会复兴,而实现中华复兴,这一思路不论今天作何评价,争取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总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作为现今中国社会学崛起的源头,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一门学科之“源”,不仅仅指学术本身,根本之“源”当然是社会实践、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学崛起,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实践动能的推动,恐怕所谓中国社会学“崛起”很可能可望而不可即。

既然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之源,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的本土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中国自己的社会“土壤”,那么,怎样能够说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之源倒必须到西方去认祖归宗?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也就罢了,我们有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不管它有什么不足,“早熟”也罢,专业化程度不高也罢,那里总是有我们中国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根。

第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费孝通曾经这样解释社会学家吴文藻的话:“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⑨而本土概念本身就是从中国人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它能够更为贴切地彰显本土实践的特色。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⑩像小康这样的概念,其实正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基本概念之一。法国人在振兴他们本国的文化时,为什么强调推行“法语纯洁运动”,德语也有“语言纯洁主义运动”,抵制外来语的“语言侵略”。不管对这类“运动”作何评价,总是表明即使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内部,都视本土传统为自己的灵魂。语言尚且如此,何况学术?西方国家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在中西之间?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即使从概念语言上讲,也应该发挥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的优势。当然,我们反对全盘搬用西方概念,并不是反对借鉴和吸收西方概念,不是主张也要搞什么“纯洁运动”,这是不应联想和误解的。

第三,强调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也是因为它对于回答世界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特殊的意义。

费孝通曾经指出:“布朗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布朗提醒我们,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到了那时,埋在东方土地里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11)他还强调说,不光是荀子,“实际我们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这个要件,我们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正保留着一些对症的药方呢?”“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12)费老认为:“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指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13)

笔者认为,这正是点出了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之所以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崛起之源的理由:片面重视自然世界、技术工具的西方文化必会给人类带来危机,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文世界,必将在21世纪发挥独特作用,而这一大势关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

那么,在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过程中,面对中国社会学丰富的历史之源,及传入我国的、影响中国社会学至深的西方社会学,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三、关于“中国社会学”之“流”

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学之“源”,西方社会学不论多么辉煌、多么重要,只是我们需要会通的“流”。

学术之“源”是指的一个学科的文化基因、文化之魂。它是本色,是基质,是历史确定并延绵下来的,是不可移易的。尽管它也需要“苟日新,日日新”,那是指的它的生机,不是指的它的本质,其本质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学术之“流”,不论多么强大,都不具有基因的意义,它是可以移易的。“流”不具有规定一物之为何物的意义,它只具有影响一物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也很重大,但仍不足以颠倒“源”与“流”的地位。

中国社会学之源与西方社会学之源未能会通,它们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那是历史事实。此二“源”是通过各自的“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交汇了。交汇以后,就只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早入流与晚入流之分,没有宗主与派生的关系。一方断无必要去将对方之“流”,视为自己之“源”。

西方社会学的引入,只是一个“流”,我们自己原来的“流”不畅了,西学之“流”冲击了一下,但不能取代原来的“源”。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汉江的加入,就把汉江的发源地(汉中的玉带河)说成是长江的源头一样。

对于一门学问来说,“学科化”的发生一般都不在源头,只在“流”上。往往是一门学问已经产生了,到一定阶段,才被“学科化”。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一般都是这样,只有一些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才可能一出现就是专科化的。但那也一般是以大的学科、基础性学科为“源”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大的基础性学科,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是在西方社会学传人之后,但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老早就有了。割断了“源”与“流”的关系,将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学。

由此看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做的不是“源”(创造源泉)的工作。而是做的“流”与“流”会通的工作。这样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不会贬低他们的贡献,而是把他们的工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上给予更高的定位——他们拉开了中国社会学实现现代转型的序幕,在中西会通中奠定了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基础。它们开的是此一会通的“端”,而非中国社会学之“源”意义上的“开端”。

流与流相遇,有一个会通的问题。怎么会通?会通不是搬用、套用,不是以西方社会学取代中国社会学。可是,从西方社会学以往在世界的传播史来看,客观上表现为强势扩张的过程——是唯一的“公认理论”、“经典理论”,以西代中,大行其道。长期以西代中,成为积习,成为定见,成为常态——只知道有西方社会学,不知道有中国社会学;说中国古代就有社会学,倒成了奇谈怪论。社会学只能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只能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14)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片空白——此种谬论,堂而皇之,横行无阻。我们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那么复杂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治理的?人和人怎么相处的?说中国自古只有“社会思想”,没有“学”,我们有复杂的制度,有丰富的治理经验、治理技术,有从“礼”到习俗等有效的社会规范,这些不只是“思想”,难道都不是“学”?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予承认,照此下去,哪里谈得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如果说“以西代中”是结果,那么,“以西释中”、“以西鉴中”则是手段。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必须经过西方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变成洋词、洋话、洋理,才能登上社会学的大雅之堂。只有“以西释中”,才算学术研究,才是有学问。至于西方概念、西方道理,出了校门用不用得上,适用不适用,全然不顾。更有甚者,是以西鉴中。中国事物、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只有符合西方概念、符合西方逻辑,才算正理;如不符合,则判为歪理,判为不正常、不够格、不算数。中国人重视家庭,那是落后观念;西方人搞家族政治,那可是现代民主;中国人搞家族企业,就断不能是现代企业制度。如此等等,这哪里是什么会通?

真正的会通,是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过程,是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融合创新。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白人是优等民族,有色人种都是落后的;如果用黄种人的标准,白人是进化程度最低的。各持偏见,何谈会通?可见,不能只是各美其美,还要美人之美。只有平等对话,才能有效沟通,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衡量标准,才能达成共识,达到美美与共。

学术本质上不承认霸权,学科也不承认什么独占权。学术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是要交流、对话、讨论、沟通的。否则学术就没有生命力,或者被异化为一种文化侵略的工具,也就是林南所称的“文化殖民”。可是,我们如果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只好去把别人的传统认作自己的传统,把别人的理论尊为“公认理论”、“普遍真理”,哪还有什么“对话”、“交流”?迄今为止,全国高校至少半数社会学系根本不开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教师中能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更是一“将”难求。作为替代课程的“中国社会学史”,也都是以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为“开端”。这就致使许多学生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为何物,自然就只能拉来西方社会学理论或概念生搬硬套,这是误导的结果,是怪不得学生们的。

没有自己的学术之源,也就没有自己的传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会通。我们要认真总结在会通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能不能真正崛起,以及可能崛起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四、两条路径,两种结果

尽管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顺天应时,但也不见得只要中国崛起了,每一门中国学术就都能够崛起,还要看能否选对路径。

要实现崛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树立起中国社会学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围绕的问题还是西方社会学提出来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回答了的,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必要性就不充分。其二,积累起自己的优势资源。即使有了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能不能回答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优势的学术资源。学术资源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平地一跳,就想触及天际,不过是想象而已。学术资源的积累程度决定着实现崛起的可能性。其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没有自己的见识和判断,那么,就只能说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扩展,而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要满足和创造上述三个条件,有两条路径,也就有两种结果,根本的区别,在于选取何者为源。一种是以西方社会学为源,把它在中国的传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一种是以“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学传统资源为源,依托着中华民族在世界学术史上长期占据优先地位的极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源既不同,流就不同,途径自然不同。

前一路径的优势,在于它倚重西方社会学已经拥有的优先权,在国内和者甚众,在国际容易沟通,容易得到认可。这条路径走起来比较省劲。所忧的是,这样取得的结果,到底不过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运用、扩张,还是确实能够崛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学”?

再者,西方社会学因其只是“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故而对于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资源,往往关注不够,或者只能给出过于简单的答案,不太贴切实际需要,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这也许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迅速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却显得活力不足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连吉登斯等人也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性,或者至少看到了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效果——“今天,世界各地要求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日趋减少,社会研究项目受到足够资助的数量也比以前在减少。社会学可能已经在一些主要的知识发展和成就方面丧失了中心地位。”(15)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欧美以外的广大“非发达”的社会。这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后一路径的优势,首先是它符合世界学术发展的未来大趋势。未来社会学发展的多元性,必然彰显多源性,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我们说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并非取决于主观选择,而是取决于“天时”、“地利”。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之灾的危难之际,我们的学术前辈尚且寄望于中国社会学的振兴,当今之世,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期待得越宏伟,就越倾向于选择后一路径。

后一路径的劣势也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自信心不强,缺乏理论自觉。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给研究生讲授“发展社会学”,从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讲到主要由拉美学者创立的依附理论,再讲到主要由沃勒斯坦等人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可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呢?没有了答案。苦恼了好几年,才慢慢有点醒悟——全世界都在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是什么意思?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及其他一些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充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难道像发展社会学这样的学科,还要继续指望着西方社会学家来替我们书写吗?

第二个劣势,是这条路径太过艰难,需要从一个一个概念开始,长期地探索和创新。且与西方社会学的沟通、会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学者个人来说,见效慢,成绩难以预期。

恰逢21世纪中国崛起的宏伟实践的伟大机遇,重新思考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明确中国社会学的源与流,奠基于几千年的优秀学术传统,立足于吸收西方社会学已有的丰富成果,回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才可以顺利实现。

注释:

①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

②丁克全(1914~1989),1937~1942年留学日本,1943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48年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79年以后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担任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引文参见回清廉:《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传略》,《回族研究》1992年第1期。

③转引自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代前言”,第18~19页。

④关于中国社会学“早熟形态”的问题,牵涉甚广,争论犹大,难以一时说清,容后另文再谈。

⑤参见孙中原:《墨子及其后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第9~11页。

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⑦《吴文俊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⑧《吴文俊文集》,第2~3页。

⑨费孝通:《从实求知录》,第15页。

⑩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11)费孝通:《从实求知录》,第347~348页。

(12)费孝通:《从实求知录》,第244页。

(13)费孝通:《从实求知录》,第232页。

(14)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15)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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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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