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解析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转型社会学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6 次 更新时间:2015-06-24 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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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进入专栏)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被称之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转型始于改革开放以来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基本涵义当然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制度性变革,特别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转型社会学的主旨在于从文明比较研究的视野关注社会转型,透过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社会事实,发现并揭示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社会运作的机制和逻辑,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实践者的行动与力量,为理解文明及其转型提供洞见。

  
  一、从文明的视野理解社会转型
  孙立平曾指出,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它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1]
  不同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明形式。我们曾经经历了这一文明的“初级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或简称“社会主义”阶段。尽管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发生转型,但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个文明的影响之下。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及其大转型。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今天又处在探索发展之路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勿庸讳言,对中国共产主义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我们少有对其内在的结构和精密微妙的运作机制的解析,更缺少从整体文明层面上的反思。
  “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宏大的、形态完整并且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化与社会。有人可能不同意将“共产主义文明”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认为这一段历史时间不够长,而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大都在半个世纪内就发生了解体、重构或者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先就有关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进行解析。将“文明”与“文化”对应地看,是因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同的“级别”。“文明”通常是指社会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是相对于“原始”、“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文明是一个过程(the process),是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特别是这一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诸多文化中的常见现象。因而,我们若从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就不难体会到,这一明显褒义性的概念其实如同许多文化概念一样,也是社会认知和文化定义的结果,表达了潜意识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相伴,人的行为和经验,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在这本探讨“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的书中,埃利亚斯目光犀利地一语道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他还特别指出,在英、法两国,“文明”一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有教养的”一词与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2]
  埃利亚斯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们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显示的认知意义,那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文明赋予宏大、高级、美好、理性和独特的优势意义。而若从一种中性、现实意义上理解文明,它不仅应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思想文化传统,更指人们每日践行的生活方式和实际的社会运作逻辑。
  以中性的“文明”概念来看待共产主义文明,首先,不难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而那个农业文明古国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与其他几大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而所谓“新社会”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时代。就此而言,称“共产主义”为“文明”并无褒贬之意。其次,从文明的具体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始终是强烈追求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是成为了最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其间经历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停滞、衰退阶段,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毕竟极大地超过中华帝国时期,甚至也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引人注目。此外,在所谓“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埃利亚斯所说的“世界观”方面,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产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恐怕都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文明”的范畴,尽管这一精神文化领域的成绩不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及其所建立的政体与意识形态,堪称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奋斗曾经是对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在中国那曾经是有着最辉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最有抱负、最具学识和智慧的精英开创的道路,也是吸引最多的人为之牺牲和奉献的事业。然而,乌托邦的理想和实践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类和人道的巨大灾难。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却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理想的乌托邦如何成为罪恶的渊薮?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给予回答的重大问题,那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如果说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究,并由此构成了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那么对于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则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富饶之地。历史地看,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但却构成我们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
  这样一种文明中有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为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宰制的实践过程和机制、逻辑与技术,以及普通人生存其中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个体的学术人,我们都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建立在暴力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摧毁和断绝了传统,又有意或无意地从传统中获得武器和资源为己所用。而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方式所导致的不仅是传统的毁灭、现实的灾难,也带来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错乱与堕落。面对这样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制度,我们将在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意义上,将“社会学的想象力”[3] 概括为三个主要维度: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对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4]
  综上所述,只有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破解这些谜题是我们的使命,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5] 正是在此意义上,从事学术事业的内在冲动——求知的好奇、破题的乐趣、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将融为一体。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改变以往仅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和分析,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文明及其转型。从事这一研究,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碎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洪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


  二、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
  当我们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理解为文明转折的含义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只有历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才能与之相比。
  中国社会学自1980年代初恢复以来,经历了大致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占据研究者的主要视野:现代化问题、婚姻家庭变迁、乡镇企业、劳动力流动、城乡关系等,都是热门一时的研究领域。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应的是理论资源的相对缺乏和学术不够规范,而且这一时期研究者借鉴较多的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交流、引进重要的理论和学术规范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日益成长为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并参与学术对话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部分研究却日渐丧失对中国社会本质与特性的感觉,不能紧扣时代脉搏和社会现实。正是在这一学术传统和现实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两方面根本性的学术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我们必须在社会现实与学术思想两面开攻。这两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为转型社会学的提出和研究实践,它包含着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入思考,而且体现着创构理论的雄心与深厚的社会关怀。如果对转型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和思考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以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亚尔(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具有匈牙利背景的社会研究者,通过对苏东社会剧变的探索,试图讲述这些国家如何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并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理论,即布达佩斯学派。这一以新古典社会学作为理论标榜的研究,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即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而其“市场转型理论”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6] 在了解国际转型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面对着不同的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较之于上述转型研究,其视角转换和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面对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指称的“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金(Lawrence P. King)、塞勒尼等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7] 与上述思路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的转型社会学基于对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和比较研究的脉络,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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