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回应《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

——答刘向军、姜永健二位先生的所谓“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8 16: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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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  

  

   摘要:我的文章《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发表后能引来商榷,理应是一件好事情,因这可以促进对共产主义的深入研究。但刘向军和姜永健二位先生合写的商榷文章《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却完全没有这种作用。因为它作为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基本上属于人人尽知的老生常谈,仅有的一点个人见解则充满不实和谬误;作为对我文章的批驳,全都是由肆意歪曲、凭空捏造、任意篡改、胡乱推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低劣伎俩构成。因此,此文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只不过是一种败坏正常学术讨论风气的不良示范和“文革大批判”遗风的拙劣重演。

  

   关键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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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东屏:《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8日)

   刘向军 姜永建:《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载《学术界》2017年第5期)

  

   2016年11月8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共产主义:两种解读带来两种命运》(以下简称“《解读》”,见文后附件二)。近日(2017年8月下旬),我注意到有刘向军和姜永健二位先生合作撰文与我商榷。此文发表在《学术界》2017年第5期上,题目为《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以下简称“《也谈》”,见文后附件一)

  

   我的文章能引来商榷是一件好事情,这应会有利于对共产主义研究的推进。

  

   可读过此文后的感觉却是让人非常失望,甚至令人鄙夷。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以下就将通过分析《也谈》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和与我的所谓“商榷”(实为批驳)来加以说明。

  

   一、先说《也谈》对我观点的批驳

  

   《也谈》在开篇部分就宣称我的《解读》存在三种“错误思想观点”,随之就在其解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对之展开了诸多具体的批驳。

  

   只是可惜,所有这些批驳竟没有一丁点儿是能够成立的。

  

   《也谈》关于我的《解读》的所谓第一种“错误”的表述是:“借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的失误而彻底否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对此指控,可作如下回应。

  

   我在《解读》一文中是谈到了我国以往在制度安排方面出现的失误,但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彻底否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吗?只要看过《解读》的人都会知道,我这篇文章不仅接着“制度安排的失误”之后没有这样的表述或意思,而且全文也没有这样的结论或意思。因为《解读》根本就不是、也完全没有从“必然性”的维度来谈论共产主义,甚至全文连“必然性”这个词都没出现过。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一种“错误”,完全是《也谈》作者的凭空捏造。

  

   我的《解读》之所以会谈我国以往“制度安排的失误”,仅仅是为了证明:“用制度维度解读的共产主义指导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是很难取得成功的”。相反,从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则可以避免这样的失误。因而它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问题毫无瓜葛。

  

   《也谈》作者不愿承认从制度维度解读共产主义有此弊端,提出辩解:“我们决不能因为曾经犯过错误就武断地认为必然犯错误,甚至永远犯错误。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诚然,前面犯错误不意味后面必然还要犯同样的错误。但这里的问题是,有因则有果,只要我们不去找到并消除导致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那么,后面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就一定会是“必然”的。这一点不仅在逻辑上说得通,而且也与大量的经验事实相符。

  

   《也谈》关于我的《解读》的所谓第二种“错误”的表述是:“无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世幸福的关系,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

  

   这一指控也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的《解读》是谈到了共产主义与人的现世幸福的关系问题,其基本观点和原话是:从制度维度出发,“将共产主义解读为遥远未来才能实现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是使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与现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人们的利益和幸福完全无关的事”。可是,这个观点却被《也谈》作者故意歪曲成了我“无视”“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实幸福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把我文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偷换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但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吗?显然不是。如果按照《也谈》自己的相关解读,“共产主义运动”全都属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追求活动,那它就更是与“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回事了。因此,当我说制度维度的解读使得现世人享受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时,丝毫不等于我认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的现实利益或现世幸福无关。毋庸置疑,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效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幸福效用是不同的,也没有谁会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要消灭剥削,使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种与现世人相关的幸福效用,是只有《也谈》的作者才能知晓的“秘密”。此外,我说《也谈》作者在这里是“故意歪曲”,并非臆断,而是有他们自己的另一段话为证:“我们不能因为现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人不能直接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这就有力地证明,他们明明知道我在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却还是要明目张胆地歪曲性地编织“罪名”。

  

   其次,我的《解读》虽然没谈“共产主义是不是必然”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意味我否认共产主义不能实现,更不意味我“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解读》中说得很明白:在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只要我们按价值维度的解读去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论是作为运动还是作为社会,都在当下。换言之,只要我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为目的来追求,“我们就已处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一旦按照这种终极价值来建构社会,我们也就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不仅认为共产主义具有现实性,而且提出只要愿意,它在当下就能实现。在这种解释之下,不仅共产主义社会与现世人的幸福密切相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与现世人的幸福同样密切相关。是故我的这种解读,非但不否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而且是最能够彰显和落实共产主义的现世性的!

  

   由此也再次证明,《也谈》关于我“无视共产主义运动与人们现世幸福的关系”的说辞,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肆意歪曲和无稽之谈!

  

   《也谈》关于我的《解读》的所谓第三种“错误”的表述是:“割裂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把共产主义伦理化,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追求共产主义价值”。

  

   对这一指控,我要首先请问:你们二位有什么凭据说我“割裂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我的《解读》全文中有“制度与价值对立”或“这二者没有统一性”之类的话语吗?哪怕是仅找出一处。显然,你们是找不到的。

  

   那么,难道就是因为我不赞成从制度维度解读共产主义而主张从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这一点?

  

   然而,即便是从这个前提出发,就能推出“割裂制度与价值的统一”的结论吗?你们在此到底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神逻辑”?能不能将其详细的演绎过程公布出来让大家都见识一下?显然,你们肯定也是办不到的,否则你们就不会这样没有任何来由地又一次通过凭空捏造的卑劣手段强加“罪名”了!

  

   实际上,不仅你们说的这个“罪名”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就连你们自己的所谓“制度与价值的统一”的表述也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制度由于内含要人“做这个”或“不做那个”的指令,亦即含有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说明,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一种,又如何会再与价值形成相对的关系?而且,你们自己在文中,不是也说“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消除分工、消除城乡对立,倡导社会和谐,消灭国家等”制度安排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价值设想”吗?如是,制度与价值这二者又怎么会存在不统一的可能性或问题?所以,当你们说“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时,犹如在说“男人与人的统一”一样荒唐。实际上,只有当“价值”不再是指一般意义的价值,而仅仅是在指某种特殊意义的价值时,如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终极价值之类,制度才与这种特殊意义的价值存在是否统一的问题。而我的《解读》所说的“从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正是一种特殊意义的价值的所指,即它是指要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出发解读共产主义。纵然如此,我的《解读》也没有将制度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相对立的意思和内容,不知你们二位是真的没有看到,还是假装没有看到《解读》最后的这句话:“制度从来都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就是说,我认为制度与终极价值之间具有统一性,只不过是手段与目的这种统一关系,即终极价值是制定制度的目的,制度则是实现终极价值的一种手段。

  

接着请问:说我“把共产主义伦理化”是什么意思?有何根据?事实上,我的《解读》全文既没有用过“伦理”,也没有用过“伦理化”,那又如何会有“把共产主义伦理化”的可能?难道就是因为我认为应从终极价值的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可是,你们自己不是也有“共产主义当然有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理想,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之类的话语吗?那这又算不算是“把共产主义伦理化”了呢?更为要害的是,如果从终极价值维度解读共产主义可以被叫作“把共产主义伦理化”,那又有何不好?难道“伦理化”本身是一个贬义词吗?《也谈》作者不但未能就此给出任何客观依据,也没有自己的任何解释。实际上,在概念序列中,“价值”是大于“伦理”的上位概念。因为前者不仅包含伦理道德视域的善与恶,也包含审美视域的美与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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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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