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卢沟桥事变之研究与思考

——抗战胜利7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6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22: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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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和东亚世界造成了历史性的沉痛灾难。战后各国人士对此问题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其中,在中日两国的学术考察方法与研究结论方面,存在若干差异,或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分歧性的讨论。为此,本文拟结合学界的资料整理情况及其代表性研究观点的梳理,对于事件的考察与研究做一些新的探讨。

  

   一、相关研究与问题要点

  

   海峡两岸学界对于卢沟桥事变史料的整理,一直十分重视且成果丰富。已整理出版有当事者回忆资料,如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王冷斋《卢沟桥事变及平津沦陷》,金振中《卢沟桥抗战经过》(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5辑)等。史料汇编成果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1981),罗家伦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革命文献》第106、107辑,台北,198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资料室编《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6),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6)等。研究专著主要有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1987),马仲廉的《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荣维木的《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广西大学出版社,1996),等等。

   在日本方面,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其直接的战争筹划与决策机密文件,已在战败投降前夕大批焚毁,相当一批重要的日本军政决策文件已经永远消失了。不过,经过战后官民各界多种渠道的发掘收集,也有一些史料被重新发现。迄今所发现和出版的当事人回忆、部队战斗详报、部队史、旧报刊战时报道等的收集与利用,受到普遍重视。主要有:清水节郎手记、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田中新一《中国事变记录》相关诸条、井本熊男《作战日志缀录之中国事变》、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支驻步一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非卖品)、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等。专著方面作为“官史”的《战史丛书》102卷,其中关系到卢沟桥事变的有《北支治安战》(1),《大本营陆军部》(1),《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等卷。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井上清的多种专著,有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安井三吉《卢沟桥事件》。右翼方面则有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研究》,等等。

   围绕上述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在右翼阵营之外,在有关对华战争,包括卢沟桥事件侵略性质问题上,大体上获得日本研究者的承认,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不能否认这一结论。但是在事件的发生原因、过程等方面,日本学界多注重个案性的考据方法,着眼于卢沟桥驻地日军的作战计划及目标分析,形成了“第一枪”“计划论”等问题焦点,在日本学界结论不一,和中方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与讨论。

   安井三吉曾指出,由于日军烧毁档案等原因,现存“卢沟桥事件”的资料不够。安井明确强调日军惯用挑衅手段以扩大侵华事端:“从柳条湖事件、天津事件、上海事变以及山海关事件,这一连串事件,全都是由关东军或支那驻屯军的‘谋略’炮制的。”不过,其著作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卢沟桥事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并从“第一发”的追查中确认事件的“偶发”性,“卢沟桥事件同柳条湖事件不同,‘第一发’的开枪者是谁没有判明……卢沟桥事件对于日中双方来说,都是‘偶发’的”。安井主张“偶发”结论,但其研究立场与秦郁彦、冈野笃夫的民粹主义显然有别,故安井三吉的著作受到右翼的攻击,也有中方学者对其偶发论提出商榷。安井三吉后来通过《卢沟桥事件研究现状与课题》等文章,就偶然性等问题讨论,一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日本民粹主义和右翼方面,值得关注的有秦郁彦等人执意为战争性质翻案的论述。秦郁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写过批评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等方面的专著。但其后转向,使用“国家革新运动”之类词汇,以称呼1930年代的陆军政治势力,替换了自己原用的“法西斯运动”的说法。至1987年卢沟桥事变50周年之际,秦郁彦撰文片面摘取金振中回忆录中有关部队思想动员的话语,随意解释中方实施举国抗战的史实,纠缠于事变“第一枪”的烦琐考据,将战争扩大原因归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开战决心,由此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方。其后于1996年出版《卢沟桥事件研究》等著作,执意展开了同样观点,坚持强调是中国驻军开了第一枪。秦郁彦的上述论点在日本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内阁首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和东亚各国关系紧张。为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冲突,由两国外交机关推动,自2006年12月开始两国学者共同进行中日历史的共同研究,卢沟桥事变问题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词之一。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日方报告书由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两位学者执笔,其叙述是:“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发的’,当地为进行局部解决进行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支那驻屯军(后来的北支那方面军)和关东军于是凭借绝对的军事力量开始实行打倒蒋介石和占领华北的意图”。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对于日本学界观点的一个总结。该论述着力于“枪声”等个案问题的探讨,强调其“偶然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日军在事变前发动战争的计划沿革,指出了关东军等军方强硬主张的存在,也指出了“华北驻屯军频繁的夜间演习是对于宋哲元所率领的第二十九军的‘挑衅行动’”。

   作为上述共同研究的对应方,中方的表述是,在尚未发现更直接的资料的情况下,“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显然,中方报告书回应了日方说法,在总结两岸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强调综合分析日军侵华决策过程的重要意义。中方学界所说的“必然性”,即指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炮制的产物,是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发动这一阴谋事件的直接责任者。

   上述中日两国共同研究报告书的双方论证,以及长期以来的官民各界研究成果,均显示在卢沟桥事变的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上,特别是对于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问题的解读方面,除开固执曲解历史的右翼阵营,中日学界仍然存在分歧,存在值得继续研究的巨大空间。

  

   二、日军侵略华北计划及扩军行动

  

   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之后,加速膨胀其大陆征服计划。1934年以陆军省新闻班名义,发布《国防之本义及其提倡》,提出了一整套推行军部法西斯集权的方针纲领。1936年爆发二二六事件,军部统制派实现其建立军部集权的目标,扶植广田内阁强化对外战争政策,并于1936年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本天皇批准。

   其第一条总纲,改订为“帝国国防之本义基于建国以来之皇谟,常以大义为本,加倍彰显国威”。较1923年第二次改定的“帝国国防之本义在于保障帝国的自主独立”等内容,更富于进攻性、侵略性。第二条规定要“整备武备”,以便于“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8月7日“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方针。

   上述大政方针之确定,还将中国确定为主要假想敌国之一,并为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十分详尽的经济发展战略。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后的一年间)的对华作战计划中使用的兵力,由前一年度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同时规划了从多个方向实施大陆攻击的作战计划。

   上述侵华大政方针的确立,源于日军侵华的全盘战略需求,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了日军吞并华北的行动步伐。日军在华北的扩张,首先是大力扩张其驻华北的驻屯军,其战史称为“增强”。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随即进攻长城,以武力和谋略手段相结合,扶植冀东傀儡政权,掀动华北事变,并迅速扩编驻华北日军。1936年4月,经军部批准从国内各师团抽调步、炮、工兵等各类部队编入华北驻屯军,到6月增员近两倍,为5774名,马648匹,亦较此前增加近两倍。此次调兵行动十分隐蔽,据日本学者考察,其部分兵力是从山形、秋田等地征调,在天津、塘沽等地登陆。而日本当地报纸的报道,均写为进入了中国“××”港,试图严格加以保密。

   据日本战史记载,1935年6月驻屯军在北平为两个中队,天津为8个中队,另有山炮兵1个中队,工兵1个小队。而到1936年6月增编后,其编制有军司令部1个,步兵旅团司令部1个,步兵联队两个,另有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等部队。受驻屯军节制的还有驻华北的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以及近20个特务机关。另有资料指出,日军记载的驻屯军人数显然过小,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9月的调查,其人数已达1.4万人,又统计自1937年春轮换之后,其实际人数已超过2万人。

   中国方面对于日军的增兵扩编,提出了抗议,但日军置之不理。其《战史丛书》辩解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府及后来的南京政府要求各国从平津等地撤兵,日本也做了撤兵努力,但因中国政局动荡,故为保护侨民增加了驻屯军云云。

   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自1901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配置。其名义上的任务是执行条约所规定第7条“分保使馆”,第9条“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其数量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为2000人左右。驻华北驻屯军一直是日本干涉和威慑中国的重要力量之一,每逢中国有事,日本便增加兵力,压迫中国。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曾就《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与列强谈判,要求加以废除或修订,在赔款等问题曾达成共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亦曾推行革命外交,要求和列国修订不平等条约。所以,《辛丑条约》是革命后的北、南中国政府所不承认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不仅在八国联军时期出兵人数最多,其后驻军人数亦为最多。在部分国家已经重新和中国政府修订该条约的形势下,日本坚持以此条约为依据,展开在华北地区的扩军行动,显然是坚持侵略立场,变本加厉利用旧条约,企图吞并华北,扩张其在华殖民权益。

   日军人员扩编的绝对数量成倍增加,固然引人注目,而尤值得关注的是其军制上的变化。调整后的华北驻屯军,已不再是原定为守护使馆及交通线的守备部队,而是诸兵种合成具有攻战能力的野战重兵集团。其战斗力仅以改编初的力量而论,日方史书认为,“可以压制中国军队6个师”。而当时驻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只有4个师。

   日本学者松崎昭一指出,驻屯军升编其体制性质的变化,是从一个非正规编制的守备部队,升级成为“永驻部队”即常规编制部队。驻屯军司令官原为少将级(特殊时期可高配中将级),现正式改为中将级,由天皇亲授。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师团参谋长通常为大佐),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共有3名将官。美国陆军战史专家托勒也指出,日军升编意味着从临时编成的守备队正式“转型为常设之海外驻屯军”。共同研究日方报告书指出,师团长亲授等制度是为与关东军“同格化”。这当然意味着日本对于华北地区的侵略规划已经完全纳入战争轨道,正式确定要择机展开对于华北的军事行动。

升编后华北日军所担负的战略任务,由1936年4月28日军部颁发的《中国驻屯军勤务令》加以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属天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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