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伊波普猷的琉球民族和政治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21-09-25 1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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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伊波普猷的史学建树是琉球/冲绳研究中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自古琉球以降,经灭国之后的近代琉球,再至战后新琉球发展进程,伊波在史学领域发挥转圜与推进作用。伊波还以其跨多领域研究引领学术前沿,被公认为近代琉球与东亚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波学术植根于琉球的文化生命力,也是近现代多方向政治文化角力的产物。本文重点探讨伊波的琉球民族论、王国政治史,在战后初期的研究等问题。

   关键词:伊波普猷 琉球研究 琉球民族 琉球史

  

   具有大陆移民血统的伊波普猷(1876~1947年),以其跨越考古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以及琉中日关系史诸多领域的学术著述,被推崇为“冲绳(琉球)学之父”。岩波书店出版的文库本《古琉球》封面也采用了这一评语。[2]在琉球灭国后,伊波在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之下,推进琉球/冲绳学术研究[3]并取得卓越成就,为琉球学免于灭绝并得以传承发展发挥独特的转圜实效。二战后,日本本土与冲绳地区学界对伊波学说的研究极为关注,相关论著丰富,但意见分歧较大;而中国学界虽然十分关注,但有关琉球学说的研究仍属新鲜的研究课题。[4]本文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伊波普猷在琉球民族、琉球王国政治外交以及战后研究等方面做一些探讨,期望得到各位方家与读者指正。

   一、古琉球及灭国后的学术传承危机

   琉球群岛由36个主岛(含冲绳岛)构成,线状分布于亚洲东端、太平洋西部海域,南北绵延上千公里。关于岛上居民源流,目前尚无定论,但可考的古人类如“港川人”历史长达22000年以上。[5]琉球群岛的地缘物产诞生了独具特色的琉球文明。史家指出,“琉球冲绳的诸多自然条件,不单提供了文化与历史形成的场所、舞台,还是规定其文化与历史存在方式的基本条件”。[6]古琉球人历经各时期进化发展,逐步建立了古代村落与中世纪的城寨(日文为“グスク”)型国家,至15世纪前后由尚氏王朝实现统一,开启了琉球国历史上“自为一国”的数百年发展时期。

   关于琉球文明与琉球国家的存在史实,自《隋书》伊始的中国古籍,包括明清两代册封使的《使琉球录》,均有详尽记载,亦为古琉球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在琉球史籍方面,传留至今的有被视为琉球国正史的《中山世鉴》(1650年)、《中山世谱》(1701年)、《琉球国由来记》(1701年)、《球阳》(18世纪中期)以及《历代宝案》(1424~1867年)等大批典籍,形成以琉球文明与琉球王国存在实况为核心,包含琉中、琉日关系等多层面内容的琉球史学。其间,1458年尚氏王朝铸造的“万国津梁钟”铭文描述了琉球的“万国津梁”国家地位,以及其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7]“万国津梁钟”铸造精美,作为国家礼器悬挂于首里城正殿,成为琉球国统一之后的政治文化与琉球人身份认同的艺术表象。

   琉球历史的根本性突变发生在19世纪后期。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就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于1872年着手吞并琉球改设琉球藩,1875年明治政府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担任“处分官”,率军警闯入琉球。作为一个非武装的岛国,琉球只能向东京请愿以保存旧制,也曾派出使节向清朝政府求助,试图维持王国地位。传统琉球史观在王国的政治外交中发挥了重要叙事作用。1878年抵达东京的琉球国三司官毛凤来和马兼才,向各国驻日公使递交请愿书:“窃琉球小国自明洪武五年(1372)入贡中国,永乐二年(1404)我前王武宁受册封为中山王,相承至今,向列外藩。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惟国内政令,许其自治……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该请愿书呼吁各国斡旋:“今事处危急,唯有仰仗大国劝谕日本,使琉球国一切照旧。阖国臣民,戴德无极。除别备文禀求大清国钦差大臣及大法兰西国全权公使外,相应具禀,求请恩准施行。”[8]

   该请愿书是琉球国王室在1872~1879年王国危机中所提出的最具代表意义的外交文书。请愿书在描述琉球国历史演变脉络的基础上,表达了琉球人“敝国虽小,自为一国”[9]的政治理念。但是琉球王国的和平请愿诸多努力,未能实现其“一切照旧”的救亡图存目标。1879年日本强制废弃琉球国,设置冲绳县,将国王迁往东京,这个具有上千年文明史的琉球岛国变成了近代日本海外扩张的第一块东亚殖民地。

   在此过程中,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朕膺上天景命,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言文无殊,世世为萨摩之附庸。”[10]该诏书在历代日本侵略琉球特别是17世纪萨摩侵略琉球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更加明确而系统的吞并琉球的宣传基调,即强调琉球为日本之领土、琉球人为日本(大和)人之分支,日琉具有“同国、同种、同文”诸多的“相同”关系,吞并是“合法”的。为达到占领琉球之后的同化目标,日本以“冲绳”之名取代“琉球”,全面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皇民化”政策。在历史学术领域,则将冲绳(琉球)历史规定为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是日本全国史之下的地方史。

   日本政府为最大限度掌控琉球史料整理与研究话语权,派出军警将琉球王国内府的文书资料掠往东京,包括《历代宝案》以及19世纪50年代琉球与美国、法国、荷兰等国缔结的条约文本等重要资料。快速出版“皇纪”范本,大槻文彦编著的《琉球新志》(1873年)描写大日本皇国的版图包括琉球群岛;小林居敬编、青江秀删减的《琉球藩史》(1874年)甚至直接将琉球王室舜天王篡写成源为朝的儿子;担任外务省六等出仕的伊地知贞馨编纂《冲绳志》(1877年初版),担任“处分官”直接吞并琉球群岛的松田道之编纂以日本政府资料为主体的《琉球处分》(三卷,1879年)等。

   该时期日本官史的叙事重心放在琉球的政治地位与王国名号等问题上。其中《琉球新志》在序言中“举十证以辩之”,证明琉球属于大日本皇国版图:“呜呼!今日开明之隆,自千岛桦太,以至冲绳诸岛,南北万里,环拥皇国,悉入版图中,而风化之所被,无有穷极,骎骎乎有雄视宇内之势矣。”[11]俨然是在预言50年之后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此诸多举措,力图在历史文化领域证明“琉球处分”的合法性,控制琉球历史编纂,为将琉球人同化为日本人的灭琉政策服务。

   二、 “孤岛苦”与琉球民族论

   在所谓“琉球处分”之后,琉球王国士族曾发动“琉球复旧运动”[12]、“琉球救国运动”[13],均无果而终。诸多形式的救国运动,表达了琉球国人的身份认识与国家认同,是为“琉球史像”的顽强表现。[14]日本本土良心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宪政派、民权派人士曾经给予琉球人同情与援助。柳田国男访问琉球,除发表诸多演讲,还写有《海南小记》等著作,将灭国后的琉球人生活状况描写为“地狱”“破灭”“饿死”。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小野梓等人提出“非处分”论,反对吞并琉球。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一再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在琉球的殖民主义政治。1925年《中央公论》发表广津和郎的文章,指出世界各国没有放弃对殖民地朝鲜悲惨遭遇的关注,但是“谁也没有关注”琉球人的悲苦。[15]

   琉球人的“忧国哀史”与日本社会各界同情等因素,合力促成了一批琉球历史文化论著出版。“以北起庵美诸岛南至八重山诸岛连绵的琉球列岛为对象,对其岛屿的人、历史、文化等进行整体探究的冲绳研究(琉球学、冲绳学)的真正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16]其后的琉球历史研究发展高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日本国内大正民主运动具有密切关系。其时琉球历史研究的声势与规模,有描述称为“琉球论的喷涌”。[17]相关代表作除伊波普猷论著之外,还有真境名安兴和岛仓龙治合著的《冲绳一千年史》(1923年)、东恩纳宽惇著的《尚泰侯实录》(1924年)以及东恩纳宽惇整理并手抄的《历代宝案》等。这一批著作多以历史与社会文化问题为主题,突破了灭国环境中的诸多禁锢,表达了琉球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在文明起源、各时段政治文化研究诸领域均有所开拓,为殖民时期的琉球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伊波普猷的研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伊波于1876年出生于冲绳岛那霸市,青年时代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专修语言学,1910年出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翌年结识来访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图书馆工作对于他收集多方向史料并与各方学者交流大有裨益。伊波史学建立在包括其成名作、早期专题研究文集《古琉球》(1911年),以及此后陆续发表的《古琉球的政治》(1922年)、《孤岛苦的琉球史》(1926年)等学术专著之上。在伊波去世29年之后,东京的平凡社于1976年完成11卷《伊波普猷全集》的出版。

   伊波的早年论著之中,即有探讨琉球岛民的多方向移民混血历史,指出过琉球人具有多方向移民路径。在1916年发表的《追远记》中,伊波介绍自己是具有移民血统的“中国人子孙”,幼时汉名鱼培元,祖先原居中国甘肃,有祖先曾任明代御医,受命赴北九州收集药材后滞留日本,有一支转入琉球定居。对于自己在琉球生活的祖先是否“执刃”为王国抵抗萨摩军队,伊波不太清楚,但是祖先鱼登龙确实曾从军参加过平定八重山之役。伊波家谱清晰记录了族人的繁衍脉络,所以伊波写道,一般认为久米村人36姓是中国人子孙,“我也是中国人的子孙,是位于内蒙古与西藏之间甘肃省、渭水边一个叫天水地方的鱼氏子孙”。伊波还介绍了母亲族系的华人姓氏资料,强调:“无论如何,作为漂泊者子孙的我,血管中淌流着种种血液。”[18]

   伊波的祖父曾经长年赴中国大陆开展贸易,以其收益维持家族在地方上的政治实力派地位。但日本吞并琉球改变了伊波家族命运,祖父“因为废藩置县而丧失了全部的前途与希望,遂患中风而不起”。在祖父去世前,伊波时时到病榻前看望,伊波体会到祖父的无上也是终际的关爱。“在这令人恐惧的人世间,最爱之孙前程将会如何”,祖父的担忧让伊波终生铭记。伊波的幼年汉名“鱼培元”是祖父所取,伊波写道:“我之有今天完全是托祖父之福荫。”[19]

   1916年正值伊波40岁不惑之年,其时冲绳各界承受着日本军国主义“皇民化”的严厉控制,而中国遭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压逼。在这样的年代公开介绍自己的中国血统,在日本人社会中并无脸面可言。所以伊波公开发表这一文章,既需要学术的真知,也需要格外的勇气。家族以及更多琉球人的身家与环境遭遇,促使伊波治学坚持批判精神、坚守历史真知。再加上面对史所未见的变乱世局,具有移民血统的伊波格外关注民族文化问题研究,并持续考察琉球群岛、日本本岛以及东亚各地人种源流混血问题。

   伊波对于自身家世命运的细致描述,可谓岛上琉球人命运变迁的一段缩影。据考,日本自由民权派、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于1921年访问琉球期间,发表了题为“世界苦与孤岛苦”的演讲,深受感动的青年伊波在5年后发表《孤岛苦的琉球》,是为伊波表达琉球历史思想的专论之一,初刊近70页被收入《琉球古今记》[20]。同年又出版了“记录琉球一千年孤岛苦”的通史《孤岛苦的琉球史》[21]。有研究认为,“孤岛苦”是贯通伊波“琉球史主线”的关键词,“南岛的自然与人为的=政治暴力压榨之下的‘琉球史’的多重苦难,都在伊波的‘孤岛苦’这一词语中得到集中表现”。[22]概言之,伊波由个人身家连接琉球族人以及东亚各国关系,进而在“苦”之认识基础上,研究琉球民族起源、文化特征、国家政治历史变革,以及对外关系特别是琉中、琉日关系诸问题,内容扎实而广博。

伊波治学立论之依据不限于日、汉典籍,而是广泛发掘本地民俗、语言、民谣等分散性田野证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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