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近代中日两国军阀政治现象及其政治文化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2: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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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先后制定过限制军人政治参与的差别主义法规,也都出现过军人突破法规而干预政治的军阀政治现象。学界对于两国军事问题一直抱有极大研究兴趣,但有关军事体制、军人政治状态及其政治文化诸多问题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就此提出些许探讨性意见,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体制和军人政治、晚清民国时期限制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法规、中日两国军阀现象的特点与终结等加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人政治

   日本武士阶级产生于11世纪前后。武士为社会四民之首,以征战杀伐为职业,具有浓厚的宗族与主从依附特征。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君临全国。武士的总头领受封“征夷大将军”,组建幕府、执掌国家政权,而皇室只具有名义权威。随后,武士统治日本长达800年之久,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的武士道成长为社伦理的支柱。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级改换行装,继续扮演着社会政治指导者角色。随着维新诸政策的推行,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被废除,由“秩禄处分”,武士阶级失去了世袭俸禄的经济基础;又通过废除佩刀,剃除蓄发,武士阶级的外在标志也被取消。但是,进入国家政权内的武士集团,通过“华族制”等新的制度,获取新的贵族身份,成为新的高高在上的社会特权阶层。明治政府于1875年实施处分剥夺了世袭俸禄,随后于1876年以发行金禄公债形式奉还家禄,促成相当数量的武士转入制造商业等各个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界的新贵。华族制与金禄公债等政策的推行,使得武士阶级的特权得到更新与补偿,获得了惠及终身的社会经济利益。

   所以,从江户时代走出来的武士阶级,就其家禄与佩刀标志等方面的考察形式而言,似乎已经整体地消失了。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所谓新时代,作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仍然保持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支配地位,其伦理思想、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更得到明治政权的明确肯定与全力倡导,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

   1872年明治政府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如此带有血痕的募兵诏书,也引发过日本民众的暴动反抗,在世界范围亦属少见。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谕旨》,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依朕为头脑……”。其后作为军队纪律,要求军人每天诵读军人敕谕,并要求全体军人实际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国家军队,如此以武士道为思想理论指导,为其对内“镇守”和对外战争服务。

   明治政权为防范民权运动蔓延到军内,维护军队的稳定,曾制订并不断强化限制军人政治参与的差别主义法规,力图隔绝军队与社会政治的关系。1880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翌年(1881年)改定陆军刑法及海军刑法,各增加禁止军人干政的条文一条。陆军刑法的规定:“第百十条军人上书建议或者谈论有关政治事项,或者用文书将其广为传播者,处以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禁锢”。海军刑法则有第126条,内容相同。1882年《军人敕谕》在“忠节”范围内强调“不为舆论所惑,不关涉政治,以恪守忠节本分为唯一方向”。稍后1883年选举法规定,陆海军现役军人不能作为府县等地方官员的选举人;1889年改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继续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00年实施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现役和征集中的预备、后备役陆、海军人限制其结社自由;等等。

   在国家体制方面,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等。宪法第二章规定臣民权利义务”,其中第32条区分军人与普通“臣民”的“权利义务”区别:“本章所确定诸条规,当在同陆、海军之法令或纪律不抵触之内准行于军人”。这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宪政体制,也确立了兵权独立形式的军政关系架构。

   进入20世纪后,军部凭借其组织优势,成长为独立的、能与政府内阁分庭抗礼,又能与政党力量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在一二十年代出现的“军部”语,标明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自称“军部”。而政党方面则斥责其为“阀族”“军阀”。所谓军部,“即陆军和海军为对抗政党政治家和官僚重臣等阶层之政治势力,并对其施加压制而登场之政治势力。军部这一用法,最初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批判与反感,频繁使用之后,则作为陆海军介入和参与政治并成为重要力量时候的、代表其存在方式的用语”。这里所说的批判与反感,包含政党方面利用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各种“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原则,对军部擅权所作的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于1907年2月颁发《公式令》,规定敕令均需内阁总理大臣附署签名。同年9月颁发《关于军令之件》,简称《军令》,其“第一条,有关陆、海军之统帅经由敕令规定是为军令;第二条,对于军令,凡需公布者,应附上谕,由天皇签署后钤盖玉玺,再由主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记入年月日并签字”。

   该《军令》将内阁政府的总理大臣排除于军令事项之外。军制研究专家认为:“由于《军令》的制定,统帅权独立的法律根据比以前更加明确了。《军令》中区分为公布和不公布两类,两者加在一起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对于这种特殊领域的问题,陆海军大臣可不经法制局审查和枢密院讨论,也无需总理大臣过问,按自己的判断直接辅弼天皇,履行发布命令的手续据此,国家行政权利遭受进步削弱,军人阶层牢固控制了社会政治支配权。

   近代日本军人在社会上取得至高的支配地位军事权力渗透到社会政治每一角落,实现了军队的政治化与政党化。故“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亨廷顿(S P. Huntington)也提出了一段经典性的论断,“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的军队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军事化程度,超过了中世纪的武家政治。其关键性的缘由,即在于传统武士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在明治维新之后获得转换与更新,促使传统武士阶级蜕变为手执近代装备的皇军,继续支配和统治着近代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二、民国差别主义法规的制定与运行

   晚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同时,确立并推行差别主义原则。袁世凯制定了《简明军律廿条》(又名《斩律》),其中第12条规定:“结盟立会,造言惑众者,斩”。该条款规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纪框架,限制了新军官兵的有关政治结社与时政言论的权力,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晚清推出新政,加快编练新军,于1905年宣布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并统一陆军序列番号。1906年11月6日改兵部为陆军部,统领原练兵处和太仆寺的职权,管辖各省新军。通过所属海军处与军咨处,代行拟订中的海军部与参谋本部权力。至此,作为现代国家军事力量的武装部队及其最高统帅机关,已经大体完成。

   北洋常备军从一开始被置于皇室中央政权统率之下,其薪俸及社会地位,较之传统的绿营等经制兵,有很大改善。但其官兵所受政治参与权力约束,也有更为明确的一系列的法规原则。如1905年《陆军小学堂规则》规定:“四、学生妄议时政,私著邪说,结党聚会,赌博酗酒及其余违反学规,妨害军纪者,一概严禁”。其中最为详尽的,当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1908年3月11日)奏准依议《宪政编査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折》,明确否定了军人结社集会的政治参与资格:“第九条下列人等不得列入政事结社及政论集会:一、常备军人及征调期间之续备、后备军人;二、巡警官吏;三、僧道及其他宗教师;四、各项学堂教习、学生……”对于其中的新出概念及其含义,也依据当时话语做了界定:“第一条本律称结社者,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皆是。结社关于政治者,称政事结社。第二条本律称集会者,凡以一定之宗旨,临时集众公开讲演者皆是。集会关于政治者,称政论集会”。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部有关结社集会的法律,其重要的意义在于,采行新式法理以表达开放政治结社与言论范围的思想,在追根溯源推重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参与传统的同时,证明限制军人言论的必要性:“中国古昔虽无政治结社集会之名,而往往有政治结社集会之实。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儒、兵、名、法诸家,虽有道德功利之异,而同声相应,隐与政治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善则为河汾之辩治,闽洛之谈经,足以培养人才,扶持国是,不善则为南宋之三学,晚明之诸社,训至激发横议,牵制朝庭,是以经训不禁乡校之游,而王制惟严莠言之辟”。所强调的是限制“莠言”,即控制政治言论的必要性。

   晚清差别主义法规的制定,不止于约束个体官兵,更明确了军队与国家政权、主要是皇权的统属关系,从而具有体系化特征。1906年谕旨“仿行宪政”,1908年颁《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君上大权”规定:“统帅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员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于是,以国家根本大法方式确保“君上”“统帅权”至高上,排除了新兴“议院”“议员”等民权力量对于军事问题的干预。

   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权威式微,但也陆续颁发更加完备的国家军政体制关系以及限制军人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规章。1912年8月1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七条:“左列各人停止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现役陆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二、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

   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一日《陆军惩罚令》第四章“犯行”第48条第19款“集会敛财及在外招摇者”,次年三月二日《治安警察条例》第8条“下列各人,不得加入政治结社……四、陆海军军人;五、警察官吏……”,第12条“下列各人,不得加入政谈集会……四、陆海军军人;五、警察官吏……”7月13日袁世凯颁《大总统令》:“至军人入党,前经下令施禁,尤宜服从”,“如有军人受党证者,立即销毁从严革究,以肃军纪,而维大局”。

   1914年9月15日制定的《立法院议员选举法草案》第九条规定:“左列各人停止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六、现役陆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七、现任警察官......”民国四年三月十八日首次公布《陆军刑事条令》第十二章“违令罪”第98条“意图违背服从之义务,而以文书、图说、刊写、散布或演说者,处四等有期徒刑”,第100条“违背职守而结社、集会、入党者,依下列各款处断:(一)首谋,四等有期徒刑;(二)余众,五等有期徒刑”,等等。

   综合考察上述法规的条文表述及其内容原则,可知民初远较晚清“新政”时期限制军人参政的目标更为明确,内容更为全面,处置规则也更加具体。民元前后限制军人参政的差别主义法规的确立,不只是出自国家政权的政治需求,也包括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官僚阶层等各政治势力的共同认可与追求。作为被限制的对象,无论晚清或民初军人,大体上也都表示支持或倡导差别政治主义原则。

民初军界,黎元洪在革命起义的发祥地武昌率先通电反对军人柄政。段祺瑞赞同裁军与整军,“以恢复地方秩序”。实行征兵制,提高士兵素质,根本目标是试图提高军人专业素质而消灭兵乱现象。蔡锷强调在军队与政党之间,一定要划清界限,军人务必要坚持差别主义政治原则。1917年春夏间发生督军团干政事件,进京的督军试图干预通过参战决议,一向被公认温和为人的黎元洪依据“军人不干政”原则加以训斥,汹汹的干政督军竟被一时斥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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