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1 次 更新时间:2015-05-30 19: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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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涂尔干作为古典社会学的思想大师,其学说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界,人们理解涂尔干,却往往满足于各种二手资料,鲜少立足于当代去重新解读涂尔干的经典作品,从中深入开掘那些对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本文着重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中,抽取失范、法人团体以及以类比与分类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等三个向度,试图对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和解析。本文认为,涂尔干用社会决定论来建构个体主义的尝试,不仅指明了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所在,同时也在社会调控和深度自我两方面开启了有别于以往历史的样式。特别是,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双向开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础上,为建构新的社会形式开创了可能性。

  

   现代性的情境中,思想的"意义"已不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各类难题加以梳理和解决,而在于我们究竟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捕捉到了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对这些可能性所隐藏着的有限性有所觉察,我们是否实践了这种可能性。换言之,在今天,意义已经不再与实体及其各种表象之间呈现为一种依托、依附或依赖的关系了,相反,思想变成了与生活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

   这个时代的紧张太需要化解了,我们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同样,在涂尔干那里,我们也可以依稀听到这样的声音,它不仅充满许多可能和希望,也夹杂着许多紧张和矛盾,以至于在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笔遗产的时候,发现了其中所蕴涵的诸多可能性及其有限性。因此,我们的继承也已经不再是理论本身的叙事方式和论证逻辑,而是问题本身。

   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说:

   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帖耳的限制,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继而相互对抗,相互防范,相互削弱。当然,那些最强的势力就会在与弱者的对抗中独占上风,使后者屈尊于它的意志。但是,这些被征服者虽然暂时屈从了强力统治,却没有认同统治,因此这种状态肯定不会带来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由暴力达成的休战协议总归是临时性的,它不能安抚任何一方。人的热情只能靠他们所尊从的道德来遏止。如果所有权威都丧失殆尽,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而战争,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突现的,都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这种无政府状态明显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是与社会的整个目标反向而行的,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把强力法则归属于更高的法则(Durkheim 1984,P.xxxii)。

   《自杀论》中也有这样一段话:

   贪婪自上而下地发展,不知何处才是止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平息贪婪,因为贪婪试图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了它能达到的目标。与狂热的幻想能够模糊地看到的可能性相比,现实似乎毫无价值;因此人们脱离现实,但是,当可能变成现实时,他们后来又要摆脱这种可能。人们渴望各种新奇的东西、未知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但是这些新玩意儿被认识以后,它们便失去了一切乐趣。从那时起,突然发生最危险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老是等待着未来和死盯着未来的人,他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鼓励他去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些亟待度过的阶段。使他能够欺骗自己的是,他总是想在不久的将来找到自己还未曾遇到过的幸福……无限的欲望象一种道德差别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Durkheim 1951,256ff.)。

   如果说,这就是涂尔干在审视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犹疑和关怀,那么倘若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这种关怀至少纠结着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失范是现代变迁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变迁的核心究竟是结构的转型,还是范式的转换?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变革,还是道德基础的转变?是本体论的,还是发生性的(Windelband 1923)?或者说,这种变迁根本就不是时段性的变迁,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和宗教传统出发就可以找到现代社会的原生基础?或者说,"现代性转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虚拟的成分,它并非是原来意义上的意义构建,而仅仅是历史命运安排的偶然结果?如果说失范带来了冲突、争斗以至战争这样的社会混乱状态,失范使个体突破了社会(内在或外在地)设定的阈限,那么这种病态本身是否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的反映,还是现代社会所造就的程序技术的结果?如果说道德是一种律令的话,那么,在这个"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时代里,在"诸神斗争"抽离了原来意义上的全部道德基础的过程中,道德何以为凭,失范何其所失,有何可失(Weber 1947)?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究竟是要归结为一种启蒙意义上的自主和自律(Kant 1965),是把启蒙本身变成一种新的神话(Horkheimer & Adorno 1969,168-208),使自我意识重新沦落成为一种绝对的恐怖(黑格尔 1979,114-123),还是为自我技术和社会技术之间的媾和提供了可能性基础?即便从涂尔干的角度来说,如果分化和分工第一次使人性获得了可能,那么,它所付出的"丧失集体意识"的代价(Durkheim 1984,1958),是否就意味着"强者统治的法律"已经对社会存在构成了的威胁,或者托付给超人的权力意志?如果超人尚未临现,如果我们仍然陷入有限性的焦虑之中(Heidegger 1962),如果社会还要借助一套治理技术和真理体制来维系自己的生存(Foucault 1979),那么彻底厘清社会用以构筑这种所谓的"更高法则"的逻辑,以及现代社会是否可以建构出前所未有的"主体化"形式,便是问题的要害了。

   接下来,我们就从涂尔干理论所特有的缝隙,他对道德建设的可能性探讨,以及社会何以构成自身等三个方面来清理涂尔干留下的这份遗产。

  

   失范:社会的缺席

   在标准的社会学理论史中,失范充其量只是个边缘概念或小角色,甚至连它的正当性都是尚存疑问的。失范能够走上理论舞台,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1 自涂尔干以来,失范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的,它要么被看成是集体意识的匮乏状态(Durkheim 1951,213),要么被看成是结构紧张在社会行动上的表现(Merton 1968/1948,116ff.),要么被看成是个体心理上的病态征兆(MacIver 1950; Riesman 1950/1961)。然而,失范之所以在涂尔干颇具整合色彩的社会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是因为它是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无法逃避的社会事实,而且也因为这一概念的指涉本身已经成为现代性叙事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Lehmann 1995,134ff.)。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现代性借助合理化的形式剥离了道德和宗教的实质理性基础,那么失范及其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本身,就不仅会成为社会行动及其意义构建所面临的难题,而且还会使个体和自我在不断突现、扩展和延伸的同时,不断丧失道德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Giddens 1991,1-9;Wagner 1994,6),从而使失范,连同反常、异常以及病态等现象变成了一种瓦解社会的力量。难道事情真的如此吗?

   按照惯常的说法,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明显带有一种有机论的色彩,诸如社会机体(social body)2 和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结构(structure)与功能(function),健康(health)与病态(pathology)等概念,都含有丰富的生物学类比的味道(Giddens 1971; Lukes 1985)。尽管这些概念只是类比意义上的,它还是表现出了社会整合理论的两个基本取向:社会既是个整体,也是个结构;社会既是根源,又是目的本身。3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所造就出来的"社会"的观念。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它不仅在结构上集合和结合了各种细胞和组织,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社会始终是以主体的姿态出现的,即:

   如果社会对个体而言是普遍的,那么无疑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身;它是一种特殊的主体(subject)……因此,集体表现就包含着某些主体因素(Durkheim 1965,493)。

   由此看来,"集体"(collective body)绝非是一种超验的孤立实在,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即有欲望、有感觉、会思考和会行动的主体。社会不仅具有人格特征,而且也有能力进行反思性筹划。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涂尔干始终强调社会是现在的(present),是一种具体的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是生成性的实在。不过,把社会说成是一种具体的人格存在,只不过是涂尔干的一相情愿而已。在现代社会里,不管是在日常生活的认同和互动过程中,还是在资本市场和官僚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不管是在书写和言说中,还是在社会成员的资格检察中,我们都会看到现代社会不过是用具体形式建构出来的一种抽象实在,都是借助具体实践建构出来的抽象架构。所以说,涂尔干在其早期思想中把社会提升出来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策略:我们要想挽救原始共同体的面对面(face to face)的基础,就必须把社会想象成为一种超出个体之外的总体形式和力量,对"社会"做出承诺:个体不同于集体,集体以相对外在的形式作用于个体,并在个体身上转化成为纯粹内在的实在(Durkheim 1951,320)。因此,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并非以纯粹外在的形式独立作用于个体,其整体形式产生于个体构成的群体,并内化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因素。所以说“只有社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或者通过它的某个机构产生约束作用,因为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体的精神力,个体必须承认社会的优先地位”(Durkheim 1951,24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并没有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讨论社会分工等问题,也没有单纯根据利润最大及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则来讨论市场问题,他甚至也没有像亚当·斯密等人那样,试图在"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探究"经济人"的情感基础和道德基础(亚当·斯密1997,第6、7卷),而是强调现代分工与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团结,强化了社会秩序的意识纽带。换言之,现代性的发展及其连带的生产和市场体制,取决于抽象社会的优先地位及其凝聚的集体意识,道德、国家和市场就是社会的心脏、大脑和内脏,"所有社会功能都是社会的,就像所有机体的功能都是机体的一样。"不仅社会具有调节的功能,而且社会也使个人(或契约当事人)获得了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ng)的功能。

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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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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