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华:涂尔干与当代社会理论(笔谈)

——涂尔干的为学与为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19-01-10 0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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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  

   北京大学文研院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涂尔干和社会理论。我对社会理论一直抱着一种敬畏之心。苏(国勋)老师当年讲过,学社会理论需要对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有理解,然后还需要掌握第二外语。研究理论也必须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也需要深入的阅读和掌握相关的研究文献。读理论的人,研究理论的人,要有把冷板凳坐到底的决心。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经验研究方面,但我在教授社会理论课程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对涂尔干的理解和读书的感受。

   我发言的题目是“我们今天向涂尔干学习什么”。我的回答就是,首先要向涂尔干学做人。这个题目其实苏老师刚才也讲了,我做一个旁证。1981年到1984年,我在上海社科院工作了三年。去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之后,有一个编写《社会学简明辞典》的任务。其中只有一条“社会行动”词条跟韦伯直接相关,其他的只是涉及韦伯。但有许多词条是关于涂尔干的。这个辞典的两个主编,其中一个叫李剑华。了解社会学史的都知道,李剑华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日本留学,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回国后曾当过国民党社会局劳资处长,处理劳资纠纷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做了华东局的劳动部部长。后来因为潘汉年事件受了牵连,结果就赋闲了很多年,等到1978年之后才复出。还有一个主编叫范定九,范老也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历史问题一直比较边缘,直到1978年平反。范老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留学的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对韦伯并没有太多兴趣。因此他在平反之后出来编词典,就把涂尔干当作主要人物来考虑。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理论一个基本的态度。

   我后来也看了韦伯的传记和涂尔干的传记,觉得这两个人在做人这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韦伯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在做人这方面太较真了。韦伯曾经得罪过齐美尔,也得罪过滕尼斯,到去世之前基本上是孤家寡人。临死之前发着高烧嘴里面还喃喃自语,真理就是真理。(苏老师补充说:“真实即真理”。)涂尔干跟韦伯不同。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学派。莫斯是他的外甥,也是他的大弟子。所以这对我们的启发是,一个人在他的学术传承过程中间,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刚才苏老师讲兼容并包,也就是说,思想上必须要开放。但我还深有感触的一点是,首先必须对学术抱有敬畏之心。渠(敬东)老师也谈过这个观点,我跟他在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个人在学术面前永远是渺小的,永远要想着自己只不过是学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你不可能穷尽学术,这是最基本的态度。不能做了一点研究,好像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著作等身了又如何,韦伯和涂尔干这样的差不多也是著作等身。但是你读得再多、写得再多,也不可能穷尽学术。韦伯没有穷尽学术,从我们中国来看,钱穆是大家,但也没有穷尽学术。而且钱穆,他的观点还是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每个人都像刚才苏老师所说,都有长处和弱点,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下面讲第二个方面。我当年参加过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社会学思想名家》(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的翻译,我没有翻译涂尔干的那部分,但我看到关于涂尔干的那一章,作者称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个学院式的社会学家。学院式的社会学家最大的特点就是除了研究之外,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教育,教育在涂尔干一生当中占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科塞写到涂尔干上课效果非常好,座无虚席,并且能够把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通过吸引到他课堂上听课的方式争取过来。①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在教育这一方面,更多地体现出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涂尔干很爱国,否则他不会把他的独子送上战场。他的独子那个时候已经精通好几门外语,成为他的社会学的传承人。他对他爱子寄予了自己最大的希望。结果没想到,1915年他的爱子在保加利亚作战时受伤,最后就在圣诞前夕死在医院里面。这个事情对涂尔干是非常沉重的打击,致命的打击。但即使知道上战场就有可能牺牲,他还是把他唯一的儿子送上了战场。这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他讲“社会良心”,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表现在他为德雷福斯做的辩护。当然德雷福斯是一个犹太人,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全是因为涂尔干自己也是犹太人,所以感同身受,他要为他辩护。除此之外,是他敢于仗义执言,为这样的人去呼吁。当然,德雷福斯这个事情,最后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对我们所有从事社会学的人来说,这都是应该具备的品质。

   第三点是他追求自己的学术目标非常执着,可以说,他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以学术和教育为志业。但是现在我们社会上有些人把教授的教职只看作是一个饭碗。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可以跳槽,假如别人有好的工作好的待遇给他的话。但是担任教职,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其实还是需要有牺牲和付出的。好比涂尔干,因为法国对教育的尊重,虽然他的地位还是蛮高的,也教了差不多七年的中学,其间得到一个进修的机会,到德国学习了大概一年。他到德国学了一年,学了那么多,而且还受到德国哲学那么深刻的影响,但回来还是坚持他自己年鉴学派的方向。他报考巴黎高师,考了三次,前两次都落榜了,在天资上可以说不如报考巴黎综合工艺学校(这所学校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齐名,但比麻省理工还要难考)一次成功且名列第四的孔德。等到1879年涂尔干如愿进入巴黎高师的时候,他已经21岁了,但学习仍然极为认真刻苦和专心。这并不为奇,因为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关键的是他这个人有自己的思考。他反对高师偏向美学和文学,结果得罪了很多教授。在他毕业时,教过他课的教授们评价他是最没有希望成才的人。其实对于涂尔干来说,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激励手段,“我就做出成绩给你们看”,况且做了一辈子。

   关于他追求学术目标的执着方面,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涂尔干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他和莫斯合写过一本名为《原始分类》(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的书,当时我初一看到,觉得奇怪他怎么会写这样的书。因为这本书是讲分类方法。当然他是从社会结构来分类,在这个里面对于原始分类的分析,我觉得他其实有刚才苏老师讲的“先验论”的取向。我们必须要讨论,人的认知能力从哪里来,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划分归类?在这方面,他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这一派,做法还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虽然这本书后来也有人批评,我看的时候觉得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我觉得,在他后来于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中,就不单是在讨论宗教,更重要的是在于讨论一个社会何以是可能的。他将社会推到最原始的阶段,最初的雏形阶段,然后看这个社会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宗教在当中起了什么作用。这好像跟他以前写的其他的著作比如《社会分工论》(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或者说某种社会整体论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看,印证了刚才苏老师所说的,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其实有非常强的丰富性,有一种先验论和经验论之间的张力。我们现在如果只认为他的理论是所谓的整体论或者实证的方面,其实我们还是片面的理解了涂尔干。涂尔干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还包含其他方面,所以至少从我自己感受来讲,我觉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自杀论》(Le suicide)、《社会分工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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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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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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