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帅: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6 06: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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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帅  

   提 要: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他与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的争论充分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场争论不仅揭示了社会分工的道德功能,也暴露了抽象社会的内在困境。本文认为涂尔干晚期关于宗教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为解决这些困境提供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涂尔干坚持认为社会只有通过物化、个人意识,以及象征性的自我表现,才能生成和保存。其二,他认为可以建构一种道德个人主义,以实现社会整合。本文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来阐释涂尔干的整个思想,目的不仅在于澄清他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可能性,更在于澄清涂尔干的现代性问题。对我们来说,涂尔干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比他所给出的答案更有意义。

  

   人在自然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者,因此即便在没犯原罪的时候,他也愿过一种社会生活。(Aquinas,1981:488-489)

   对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来说,分工显然已成为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并且最终使分化社会(differentiated society)得以形成。分化社会造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个人不断脱离传统价值的约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个人人格的独立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主体化形式;另一方面,因为职业活动的异质性,在社会结构上不同个体不得不相互依赖,共同变成社会机体(social organism)的“器官”。换句话说,社会分工潮流导致的历史性结果,就是在“文明的进程”中形成的“个体的社会”(埃利亚斯,1998,2003)。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下,对社会理论这门继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兴起的世俗社会科学而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自然就凸显为现代性的首要问题。而在涂尔干看来,我们要么顺应社会分工的潮流,要么背离这个潮流。这就提出一个“紧迫的问题”:“面对这两条道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我们应该成为至善至美(rounded and complete)和自给自足的生命体呢,还是相反,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或有机体的一个器官”(涂尔干,2005:4)?

   表面上,涂尔干指出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历史选择:“通才”与“专才”哪一种人是分化社会所需要的个体(涂尔干,2005:4-6),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一个根本的困境,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意涂尔干的观点,认为应该把个人塑造成“专才”,以适应分化社会的需要,那么,作为“部分”或“器官”的人才在受制于整体或有机体的同时,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人”?这一困境还进一步关涉到作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和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在个体与社会间关系上的分歧:现代人究竟是斯密笔下以自利自爱(self-interest and self-love)为原则的、完整的“原子个人”,还是如涂尔干所说的,是神圣社会机体的“器官”?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究竟是一群自利自爱的个人基于人性(human nature)的集合,还是人们彼此依赖并团结在一起、带有友爱色彩的神圣共同体?透过涂尔干和斯密的分歧,我们似乎看到了现代性的两种可能性。但这两种可能性果真是“非此即彼”的吗?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现代个体不仅是一个放纵欲望、追求权利、张扬自由的孤立自我,也是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同时受到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的规范。那么,难道涂尔干和斯密的争论所揭露的仅仅是现代人的两张面孔,而不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可能性?由此可见,若要理解分化社会之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先弄清楚涂尔干和斯密到底在争论什么,因为他的整个社会理论正是起步于这场争论。

  

一、社会分工与道德:涂尔干与亚当·斯密之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提出的是“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即“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涂尔干,2005:序:11)?换言之,涂尔干面对的是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以分工为基本结构的现代社会,个人的自由空间越大,社会团结的凝聚力反而越强。既然社会分工被认为是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那么,为了澄清个人人格和社会团结的内涵,就必须确定分工的功能和作用。

   涂尔干研究社会分工时所针对的,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分工理论。在涂尔干看来,后者对分工作用的界定是不充分的,因为他认为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整合机制,仅仅是建立在“经济人”通过交换和契约追求自我利益的基础上,分工的功能仅仅在于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繁荣,而没有任何道德意义。为了反驳这种理论,涂尔干坚持认为,个人对利益的追求不但没有解散社会,反而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繁荣与和睦,这说明交换和分工已经处在道德规范之中。个人契约能够得到缔结和维系,完全是因为它背后有社会在起作用。因此,只有作为“社会人”的“经济人”才是可能的。如果没有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个体出于“自我保存”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将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社会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把强力法则归属于更高的法则”(涂尔干,2005:15)。所以,既然分工能够进行,增加了个人利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繁荣,那么,它在本质上就不只关涉到个人的“自然意志”——完全的“自然意志”将导致“强力法则”的统治,而且还受到道德、法律和风俗(即“更高的法则”)的制约。下面这段话就集中体现了涂尔干与斯密的分歧:

   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效益,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涂尔干,2005:24)

   根据斯密的经济理论,促成社会繁荣的分工是由人性中自然的“交换倾向”(propensity of exchange)导致的,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斯密,2007b:13)。经济市场就是个体出于自爱自利而相互交换的网络。既然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所以斯密说,“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斯密,2007b:2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斯密笔下的个人就是“经济人”,斯密笔下的社会就是“市场”。而涂尔干认为,分工所建构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交换领域,交换只是“内在和深层”状态的外在表现,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于两个`不完整的人'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涂尔干,2005:25),正是这种依赖关系构成了社会团结和道德秩序。分工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更带来了异质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一句话,社会分工不仅具有表层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深层的道德属性;分工不仅建构了市场,还建构了市场背后的社会。进一步说,现代社会中的市场机制,以及其背后一整套抽象的程序技术,都建立在社会团结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前者的“系统整合”只有建立在后者的“社会整合”之上才有可能(李猛,1999)。

   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斯密和涂尔干的分歧并不构成对立,毋宁说,他们共同揭露了现代人的两张面孔:作为“经济人”的利益主体,和作为“社会人”的道德主体。在涂尔干眼里,个体并非以“原子”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受道德规范制约的“社会人”的身份,合理地展开对欲望、利益和权利的追求;个体之间之所以不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并不是因为“隐蔽的市场”或“看不见的手”的暗中引导,而是因为社会的“在场”(presence)所起到的控制和团结作用。不过,尽管涂尔干建构的社会仍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却已经大大不同于超验的上帝。神圣社会存在于此岸世界,它作为尘世中的神圣和本质,并不在尘世之外。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涂尔干和韦伯的根本差异:在韦伯那里,现代职业活动的塑造得益于朝向末世的“天职”(Beruf,calling)观念和拯救意识(韦伯,1987;2003);而在涂尔干这里,现代职业活动的精神并非来自基督教,而是来自分工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如此,涂尔干批判功利主义“经济人”的根本用意变得一目了然:拯救“社会”的构成基础,即“社会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规定性不是“经济”,而是社会。换言之,“人是社会的动物”。

   不过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斯密同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如此说来,难道涂尔干对斯密的批判仅仅是一种片面的曲解?当我们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放在一起解读,就会发现斯密笔下的个人似乎并不是涂尔干所说的“原子个人”,“原子之间只是有些外在的和短暂的接触”(涂尔干,2005:184)。斯密认为,人不仅关心自己,而且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斯密,2007a:105)。就是说,个人并不是赤裸裸的利益主体,他还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在经济领域,这种社会性体现为个体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自己所需,并因为交换而促进社会整体的繁荣;在道德领域,这种社会性体现为个体“同情”(sympathy)他人的自然倾向,并基于同情机制而形成一般规则(general rules)。正像源于交换的分工促成了社会的整体繁荣一样,自制、审慎、正义和仁慈“四大德”构成了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避免自爱自利的个人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且,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离不开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秩序,后者为前者提供了道德情感根据。所以,可以认为,斯密笔下的个人也组成了“社会”,并在相互“同情”和“交换”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团结。

如果说斯密意义上的个人同样是一种“社会人”,同样受一般道德准则的制约,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和涂尔干的分歧简单归结为社会分工是否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而是要具体分析二者对“社会”和“道德”的理解。我们看到,在斯密那里,社会其实是一种源于人性的自然秩序,无论作为社会之基础的道德准则,还是保障社会整体繁荣的分工,都是从人性中产生出来的,前者来自同情,后者来自交换;因此,社会只是人的集合,并不具有超越个人的整体性、独立性和结构性(王楠,2006)。换句话说,在斯密看来,具有本体意义的实体不是社会,而是个人;社会只是从普遍的人性中演绎(deduce)出来的存在,它的作用只在于保证所有“原子”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得到普遍实现。而对涂尔干来说,具有本体意义的实体并非个人,而是社会;人性应该从社会那里得到界定和塑造,而且不存在普遍的人性。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作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并不是一种个体心理形式(如人性中的同情),虽然它是个人意识中的观念和情感,却不依赖于个人意识。因为集体意识“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既有自己的特性,又有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模式”(涂尔干,2005:42-43)。涂尔干认为,斯密从个人推出社会,“全盘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它既然通过这种形式建构起来,就会与集体秩序确立一种牢固的关系,而不再对集体秩序产生破坏作用。它一方面能够从集体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又能与集体本身相适应。它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因为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涂尔干,2005:236-237)。因此在他看来,既然斯密完全歪曲了社会的本质,斯密意义上的“社会”就不是真正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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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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