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流 :文章载道,哲人风骚

——一个协会及会刊的百年回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5-05-09 11: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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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流 (进入专栏)  

   【摘要】从一家一派到兼容并包,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及其会刊《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双双走过风雨百年,成长为世界学术界中最具影响的国际论坛之一。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这个讲台,在下一个百年,必信中国法哲学能拥有一种普适的情怀。

   【关键词】 IVR|ARSP

   1997年,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在临去世前接受BBC采访,回答记者“他一生中什么是令其最为震惊之事”时,他说是自己竟能在20世纪活得这么久,因为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仅仅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苦难空前巨大。[1] 伯林出生于1909年6月,4个月后, 1909年10日1日,在一个也叫柏林的地方,有着逾二千年历史的法哲学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协会,即 “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 ”,德文为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简称IVR,国际通用简称也以德文行之,[2] 尽管学者们多用英语读念,正如法哲学家们所依流派各异,却同说着法哲学,并无什么不通之处。惊讶自己活得这么久的伯林已永逝,而历经了20世纪所有风霜雨雪、艳阳朗月的IVR仍健在。值其百年华诞之际,今年9月15-20日,北京将首次作为东道方主办第24届IVR世界大会。回望这个百年学店,除了惊讶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外,对其沧海往事,钩沉二三,似正当其时,也不亦乐乎。

一、先有会刊ARSP,后有协会IVR

   正如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IVR问世略迟于后作为会刊的 《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德文简称ARSP。[3] 不仅如此,ARSP的创办人也是IVR的缔造方之一。因此,不知ARSP,遑论IVR。

   “最尊贵的先生们!尽管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对法哲学以及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日增,然而,在此学科领域尚缺乏一个自己的杂志。这个缺憾将自1907年10月起,由枢密院司法顾问、柏林大学教授科勒(Josef Kohler)法学博士和慕尼黑的贝尔茨海默(Frize Berolzheimer)法学博士共同主编的《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文汇》(季刊)来填补。” [4] 这是德国柏林出版商罗特席尔德(Walther Rothschild)博士1907年9月为《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的前身——《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文汇》(Archiv für Rechts-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所作的杂志广告。

   罗特席尔德不是一个单纯的出版商,而且还是杂志的助产士。创办杂志的计划一开始受到怀疑,他也因此未对它寄予过多的厚望,加之创办费用增加,他一直不断督促两位主编更加小心翼翼地利用各种关系,以确保杂志的问世。对他而言,特别的动因是借机能赢得一些潜在的、大名鼎鼎的合作者,另一点是出于竞争的考虑,当时另一家出版社也打算出类似的杂志。这就逼迫他将首卷的出版日期定在1907年10月1日。杂志上马,他却并未歇脚,还每周一次与两位主编在柏林的充满浪漫情调的咖啡馆聚会,共同商讨杂志的编务。整整两年之后,又在这位堪称出版家的商人的筹划下,“国际法哲学和经济哲学协会”(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und Wirtschaftsphilosophie) 诞生,后根据1948年IVR章程,更名为“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百余年间,ARSP几度沉浮,时宠时辱,连自己的刊名也曾更改,《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文汇》刊名保持至1932/33年第26卷,之后名称中“经济哲学”为“社会哲学”所取代,《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新刊名沿用至今。杂志目睹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学术园地,它在战争中是最不堪践踏。一战前,ARSP由于持续的兴旺而致使世界各国学界广泛参与,这一势头在战争期间完全被遏制。它虽幸运地未停刊,但失去了大量读者和订户,篇幅骤减,出版社缺乏充足的纸张,印刷厂中劳资双方对立,使生存倍加艰幸。在享受了20年代短暂的平静之后,从1933年至1944年,杂志又沦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阵地,国际性明显降低,所刊论文多是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理想、元首原则和种族问题辩护的,尽管也有作者勇敢地发出清醒之声,但淹息在一片浊音之中。随着战事的改变,杂志终在1944年出版了第37卷(该卷仅一册)之后就中断了。 直至1948年8月,德国法哲学界在美因兹大学召开会议,重订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章程,并决定由汉堡大学法学教授劳恩(Rudolf Laun)与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菲韦格(Theodor Viehweg)来执掌杂志,ARSP 才获重生。1949年,ARSP在停办5年之后得以恢复,复刊后的1949/1950卷第一册是拉德布鲁赫70华诞纪念文集。自二战后的50年代至60年代起,世界各国学界又重新回到ARSP,杂志这才真正成为各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共有学园。

   作为世界上资历最深的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杂志,ARSP以刊载基础理论性文章见长。在它八十华诞之时,一位学者这样评价它八十年的历史:“正襟危坐的品格和对法哲学、意识形态时代性的敏感,使之确保在欧洲法哲学史上的坚固地位。因此,ARSP也被恰当地称作法学家的时代檄文”。[5]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ARSP又增添了二十卷正刊和五十余卷增刊和特刊,所刊文字论及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各个领域。

   然而,杂志起初以浓厚的德国味将经济问题也包括进来,且注重实践——主要是立法问题,如其副标题“以立法问题为重点”(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Gesetzgebungsfragen)所示,明显地区别于它今天呈现的面貌。ARSP的主编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宣称:该杂志是“半理论半实践的国际性舞台”。尽管其创办者聚集了欧、亚、美三大洲268位著名的法学家、法律事务工作者、国民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企业家,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只是来自所谓“文化世界”( Kulturwelt)的人,代表亚洲的是三位东京的教授T. Fukuda, N.Hozumi和H.T.Terry, 蛮荒人无资格登台亮相,而唱主角的却是德国人。这不仅仅由于两位主编及出版者、赞助者均为德国人,而且更由于杂者所关注的就是德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发展对法律产生的需求所引发出的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立法问题。可以毫不掩饰的说,杂志就是为德国而生,为德国而存在的,且文章语言仅仅是德语。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时为普鲁士)步入工业大国行列,1871年德国各邦在通过“自上而下”诸侯协定的方式统一成德意志帝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更加强大,他们迫切要求通过法律形式取得合法的经济支配地位,以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促成了经由大规模的立法运动来确认经济体制:1896年德国民法典(1900年生效),1897年商法典、1890年劳资协定,1883年工人医疗保险法,1889年老人保险法,1892年有限责任公司法,同时在80至90年代又着手制定卡特尔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正如当时德国焦油工业——Badischen Anlin und Sodafabrik的总经理卡罗(H.Caro)在讨论修改1877年专利法时形象比喻的:“工业是业主,法律工作者是设计师,我们到他那里……需要帮助。至于如何设计是他的事。”[6]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杂志确立了这样的宗旨,两主编在第一期卷首语中写道:将经济哲学包括进来,以适应建立相互影响的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有不断地保持同法律-经济生活的联系,才能剔除法哲学、经济哲学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由此产生了对立法问题的探讨。[7] 杂志的前十期忠实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刊发了大量的有关立法、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文章,如支票汇票法、银行证券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信-航空-汽车法、结社立法、房产债权人保护、狩猎法、决斗问题、堕胎犯罪、流浪者问题、贩卖女童问题等。

   也曾有人建议,在将来某个时刻将法律社会学和科学政策学也纳入进来,但后来未付诸实现。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比之稍早就存在由松巴特(Werner Sombart)和韦伯(Max Weber)主编的《社会立法文汇》,后改称为《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汇》。但是,这两本杂志和它们各自的主编之一科勒和韦伯对经济的兴趣却是同样的浓厚。众所周知,韦伯的法社会学集中地以经济生活领域的经验来实证地分析法律问题,其著有《经济与社会》力作。

   杂志在起初也并非是兼容并包的,而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阵地。杂志的主要创办者、办刊方针的主要制定者科勒(1848-1919)是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在法学中的代表。他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基础,探究法律与文明的关系,认为人类经历了文化活动,法律通过保护现存的价值、促进新的价值,在文化生活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每种文明的形态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法律,法律必须与不断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这在当时就是要适应德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状况,为之提供一个必要的制度结构。为了传播他这种思想,他创办了该杂志,而且他还是一个“只要有需要就去建立和领导新学科的人”。为此,他另还主编了《国际法杂志》(1906-1919年),《民法文汇》〈1899-1919年〉,与另外三人共同主持《莱因民法和程序法杂志》(1909-1919年)。除此,他还是《比较法学》杂志的编委,并领导了哥德达默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文汇》(1900-1911年)。[8] 在今人看来,科勒既不仅是像亚里斯多德、莱布尼茨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法学杂志主编专业户。除了当主编,仅在前十卷上他就撰写了五十余篇论文,还有大量的书评和学术动态。人们不由惊叹其精力之旺盛和思想之丰富,以及为传播其思想不遗余力之精神。科勒的同僚贝尔茨海默也倾向新黑格尔主义,甚至他还是这个概念的缔造者。他也像科勒一样,致力于通过写作来为新黑格尔主义呐喊。在前几卷上,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人的二十余篇论文、书评和资料概览。

   由于两主编以一元论的新黑格尔主义为要建立的新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并主张新法哲学应植根于世界的统一,杂志也企图借助对异域的规范体系和社会的介绍,共同地在世界范围内绘制出一种普适化的法律。杂志的这一追求,的确表达了经历了无数战争和分分合合的19世纪中后期那一代欧洲人的心声。稍早一些的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比较法大会,又一次唤起了人们对统一的世界法的梦想,该大会的倡议者——法国的萨莱斯(Raymond Saleilles,1855-1912)力倡建立一种“文明人类的共同法” (“droit commun de I’humanite civilisée”)。ARSP以普适化的法律在柏林对巴黎的共同法作出了回应,尽管德法两国在历史上曾几度恩怨莱茵。杂志也是对1900年世界初显出的国际化的反响,据沃森,1900年以庆祝新世纪到来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为盛,有多达130次国际大会,其中40次是学术性的,如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国际妇女权利代表大会在此召开。[9]

奈不住岁月流逝,掌舵人更迭,杂志初期确定的这三个办刊倾向后发生很大改变。其一,法律实践在1933年前是杂志的关注重心,之后只是作为众多讨论主题之一种,且仅间或有人谈及,理论探讨日渐居于中心,最终成为杂志的本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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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0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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