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7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09: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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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一个品格正直的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一个成功的学术带头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任何人只要占得其一就会觉得不愧此生。而程千帆先生一身兼此数种功德,他的人生该是多么满足。然而众所周知,千帆先生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呀!回顾千帆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到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普遍命运,而千帆先生的立身治学和教书育人则又向我们显示了中国学者的优良传统。

   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

   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1913年生于长沙。叔祖是与易顺鼎、曾广钧并称为湖南三诗人的十发居士颂万,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也能诗,著有《顾庐诗钞》,为陈衍采入《近代诗钞》,又与十发居士同著籍于汪辟疆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千帆先生幼秉家学,少年时代便喜爱诗歌,又广泛阅读了四部典籍,打下传统学问的根基。

   1932年,千帆先生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师从于黄季刚、吴瞿安、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刘衡如诸先生。在前辈大师的陶冶下,他在小学、史学、文献学、诗学、文学史等方面培养起广泛的兴趣和相应的研究能力。他最初的论著都是关于文献学的,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陆续发表《校雠目录辨》、《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正》、《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杜诗伪书考》等论文,不仅为日后的校雠学研究奠定基石,也为自己的全部学术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后的史学著作《史通笺记》及文学史通论《汉魏六朝文学散论》三篇,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的力作。1936年,陈寅恪先生用英文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千帆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文中提出的“行卷”现象对唐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立即将它译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搜集材料,进一步丰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观点,终于在三十年后完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对这一关乎唐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后,马上被译成日文,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部写得极为凝炼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学术文史结合的传统。

   先生自1941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一度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调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47年晋升为教授。五十年代初,先生主要讲授文艺学。出于对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荣誉感,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文艺的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对当前各种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发表自己的意见,写作了《关于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意见》等文章,对当时流行的狭隘的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即使今天看也通达可取。与此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在古典文学研究上进行理论探索,尝试开辟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不久,“反右”的政治迫害就剥夺了他学术研究的权利,迫使他离开学术岗位,离开亲人,到广阔天地干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从1957到1976的二十年间,“反右”和“文革”曾消耗了两代学者最宝贵的学术青春。千帆先生也历经磨难,直到1975年才摘掉"右派"帽子。先生自己虽不以此为意,但深为年富力强被剥夺工作机会而憾恨。是啊,对一个学者来说,正值学问走向成熟的年龄,却未能留下本该是最深的学术印迹,这怎不教人抱恨!

   1978年,千帆先生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延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任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重新获得工作的先生对学术事业充满热情,尽管年事已高,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孜孜不倦地治学著述,渊深的学养与过人的睿智以及对新知识的热切关注,使他的学术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后焕发出蓬勃的活力,达到成就的顶峰。先生平时指导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编《全清词》,还担任各级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重要职务,日常事务分外繁忙。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勤奋地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学论文,使他毕生颠沛以之、造次以之的诗学研究在晚年爆发出辉煌的创造力,结出丰硕的果实。以往的旧著也陆续整理出版,在不到二十年间先后出版著述二十余种,数量惊人。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的《程千帆文集》即收入其中十九种:

   史通笺记校雠广义版本编与徐有富合著

   文论十笺校雠广义校勘编与徐有富合著

   闲堂文薮校雠广义目录编与徐有富合著

   古诗考索校雠广义典藏编与徐有富合著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与莫砺锋、张宏生合著

   闲堂诗文合钞古诗今选与沈祖棻合著

   杜诗镜铨批钞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著

   读宋诗随笔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著

   新诗少作俭腹抄巩本栋编

   桑榆忆往

   此外还有《治学小言》及编集《汪辟疆文集》、《沈祖棻诗词集》、《黄侃日记》等,其中除《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及《闲堂文薮》、《古诗考索》中的部分论文作于三四十年代外,其它的都撰写于“文革”以后,仅此也可以看出千帆先生研究和著述的勤奋。但浏览这份目录,让人在钦佩之余又不免惋惜:如果不虚耗那二十年的光阴,这部选集又将会增添多少内容?“十有八年真露电,剩将白首仰苍旻”,“未答涓埃伤老悖,极知祸福自乘除”,“无成素业劳湔祓,不辨遗书孰在亡”。一诵《闲堂诗存》中的零余之作,俯仰今昔,教人悲欣交集。

   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

   千帆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非我这个做学生的所能全面评价,这里谈论他的学术品格只能涉及诗学一个方面。诗学本是先生的家学,也是先生用力最深的学问。只要读一读《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二书所收的论文,我们就能窥见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不断深厚的历程。周勋初先生为《古诗考索》写的“读后记”及同窗张伯伟所编《程千帆诗论选》的“编后记”对此都有详致的论述,无须复赘。在此我只想就自己从先生学及读先生著作的收获,略谈点对先生学术品格的体会。

   通观千帆先生的著作,我格外感觉到受陈寅恪学风影响之深,这也是世所公认的。作为前辈大师,寅恪先生将钱牧斋注杜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推广到整个唐代文史研究,实开一代风气。程、陈两家本是世交,千帆先生谊属晚辈,又夙钦佩寅恪先生的学问,学风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寅恪先生渊博的学问举世仰止,受他沾溉的学人指不胜屈。但至今,有又多少人能继踵前修,以突出的学术贡献立于学林呢?看来,学风并不是决定学术造诣和成就的一切,还须辅以有效的研究方式和思想的智慧。以我看,开放的胸襟和强烈的理论意识乃是千帆先生治学的基本品格。从早期著作《文论十笺》和《史通笺记》可以看出,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对理论怀有热情。这两部书虽以朴学的方式著成,但指归却是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整个工作不是要完成一个朴学的成果,而是藉朴学形式的深入钻研达到对文史理论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从而为文史研究积累下丰厚的理论素养。值得提出的是,《文论十笺》是较早用当代眼光来处理古代文论资料,按中国传统文论的框架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尝试。就我所知,这项工作发轫于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弘度先生用传统文论素材编撰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但他的整体框架是借鉴于西洋文学理论的。此后不断有各种文学概论出版,大抵稗贩西说,因缺乏本土的创作实践而与中国传统文学脱节。《文论十笺》总结并建立起中国文论特有的理论结构和修辞学说,非但在当时有针砭时弊的意义,在今日“本土化”思潮下加以回顾更具有某种超前的意义。

   应当承认,理论意识只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它具体体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千帆先生的理论意识,体现为研究活动中理论的运用与方法的自觉。考据与批评是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式,无论古代还是今天,都有无数学者运用这两种方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千帆先生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也分别运用两种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有感于清代学者将两种方式分开,“使考据陷入繁琐,批评流为空洞”的流弊,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方式,开辟一条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新途径。1954年,沈祖棻先生在他们夫妇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的后记中曾说,千帆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有目的地“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里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不是以作家生平或作品本事、写作背景的考据作为批评的基础,那仍是传统的方法;他们说的考据和批评的结合,是指用考据方法确立阐释的起点或者说通过考据来解决阐释的关键难点,实际上就是广泛吸收、利用跨学科的知识,从非文学的阐释中获得文学和文学史的新结论。这清楚地反映在千帆先生当时写的一些论文中。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二文,通过对“韵”字“仙”字在六朝、唐代的独特含义,揭示出其中包含的社会风习,从而对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断。《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从详细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入手,发抉诗中包含的社会内容,使唐代习见的送人落第诗的深刻内涵通过个案分析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些论文,都显示出陈寅恪先生论著中的以史证诗的特点。而《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二文则又运用近代物理学知识,引证登山运动者的视觉经验,用以解释韩愈诗中特殊的视觉描写,并说明韩诗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及对后人的影响,非常新颖,不仅显示出作者热心关注学科以外知识、乐于接受新知识的开放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沈先生所说的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并用不同方法加以解决的尝试。读《古诗考索》中的论文,我们能欣赏到一种方法的智慧──每一篇文章都出自独特的角度,采取独特的解决方法,具有独特的构思和论析形式,给人以策略的启示。这种方法的智慧决不同于前些年学界热谈的“方法论”,因为它们既不是作者一贯标举或奉行的理论,也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而只是一种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的智慧。除上引沈先生那段话外,千帆先生自己很少谈“方法论”,只是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表明,解决问题是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而每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将决定解决的方法,或者说问题本身会构成对方法的选择。所以对所谓“新方法”,千帆先生的看法是: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见《访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参考》1987年第1期)

   不难看出,千帆先生对方法的态度是非常通达的,因为它基于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有效性原则。他论文中体现出的那种讲究方法却不执著于既定之法的态度,同样也是基于上述原则的。实质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工具论的最高原则——“至法无法”的具体体现。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论意识在千帆先生的研究中,并非仅体现于研究过程及具体手段,更重要的是还贯彻到研究结果中去,表现为超越具体认识的对理论升华的追求。学界普遍认为,千帆先生的论文是比较有理论眼光的。我想这不光与他乐于学习新知识,了解新理论有关,也与他追求认识深度的学术观念有关。千帆先生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申述了如下的主张: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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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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