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程千帆先生诗论选集《唐诗的历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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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本书收录了程千帆先生的若干诗论,全书分三辑:一是体现其诗学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二是有关古典诗歌的历史和诗人、诗作的解析,三是对20世纪文学史上新诗旧诗的评论。


程千帆,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取意于陶诗“虚室有馀闲”)。千帆本为其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宁乡,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出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程先生生长在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家族,高祖父惠吉,字炳堂,有《迪贻堂文集》;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曾有“无诗死后耻”之言,著《顾庐诗抄》;伯父士经,字君硕,有《曼殊沙馆初集》。程颂万曾编辑《宁乡程氏丛书》和《十发庵丛书》,辑录宁乡程氏作品。九江吕传元编《三程词钞》,抄录程霖寿、程颂芬、程颂万的词作。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也录有“天暴星两头蛇解珍”程颂藩,“天哭星双尾蝎解宝”程颂万,以及“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程康。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程先生幼承庭训,自云“我生十岁即学诗”,其作品呈请叔祖子大和伯夔外祖批改,曾得到诸如“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等批语。这些对他后来致力于诗学研究,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初中三年级以前,程先生接受的主要是私塾教育,授课老师是其伯父君硕先生。因为军阀混战,在长沙谋生不易,十岁时全家迁往湖北武昌。其时君硕先生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其地先在汉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湘乡曾氏教人读书,无非一“耐”和一“恒”字。君硕先生以“有恒”名斋,或有得于其乡先辈的启示。


根据程先生的晚年回忆,有恒斋教学的主要特点,一是起点很高。在君硕先生看来,蒙学流行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甚至《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都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所以从来不读。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程先生学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等,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有恒斋教学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写作训练(都是文言文),比如每天要写日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锻炼了“恒心”),记录日常生活和读书心得。又每周作文一篇,君硕先生都详加批改,奠定了其文言文写作的坚实基础。如“隔江灯火,下垅牛羊”,“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等句,皆颇受君硕先生的赞赏。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讲《礼记》时,对《曲礼》《少仪》《內则》等篇讲得很详细,对《礼运》《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些对程先生一辈子为人做事,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正常课程之外,君硕先生还鼓励他们多读课外书,所以,程先生从《日知录》初知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除此之外,写字也是每天的必修功课。一是写正确,二是写漂亮,必须做到一笔不苟,由此而培养起面对学问世界的“敬”的态度。宋儒程明道有言:“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总之,有恒斋的教学是要求做到能知能行,写、作俱佳。程先生中年在成都,已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打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曾有过抄写七千而无一错字的记录。而写字端正,也成为程先生指导研究生时的基本要求之一。


1928年秋天,程先生从汉口来到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插班生,从此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32年8月升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南京高等学府,云集了众多名师,让程先生获得了亲承音旨、转益多师的机会。他从黄季刚(侃)先生学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古文字学。他也选修历史系的课,在博览群书方面,受到陈登原先生的影响。同时,还向中央大学的老师林公铎(损)先生学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先生学诗词。金大是教会学校,管理有秩序条理,形成了严谨的校风和学风,使程先生终生受益。


除了传统学问之外,程先生还与友朋一起,努力学习外国文学,并从事创作实践,包括小说和新诗。1934年9月,他与汪铭竹、孙望、常任侠、艾珂、滕刚、章铁昭、绛燕(沈祖棻)等人组织了“土星笔会”,创办新诗期刊《诗帆》。被称为法国象征派诗人的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1844-1896),其第一本诗集就是《土星之诗》,其中引及古代智者的说法,与土星相应而出生的人注定要经受不幸和苦恼,《诗帆》曾刊登滕刚翻译的魏尔伦诗作《忧心篇》,所以,“土星笔会”之名当取义于魏氏。程先生在《诗帆》上刊登的作品,多达45首。同时,他也撰写新诗评论,在在表现了他总是追求知能合一的境界。在“土星笔会丛书”十五种之中,就包括了程先生的诗集《三问》和诗论集《无是集》。


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其后的工作环境中,也一直保持在程先生的身上。在四川和武汉,如赵少咸(世忠)、庞石帚(俊)、刘弘度(永济)等,都是他所“极为尊敬而事以师礼的”。


在影响千帆先生的众多学者中,有一位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却因家族世交而终生追慕向往的,他就是陈寅恪。在为纪念陈寅恪百年诞辰的论文附记中,程先生写道:“鲰生与丈三世通家,尝陪杖屦,山木之哀,久而弥笃。”所谓“尝陪杖屦”,其实只有1944年春秋数月中的短暂时日,燕京大学内迁成都,陈寅恪借华西大学之地讲授唐史、元白诗等课,程先生和孙望先生曾去旁听并坚持到最后。但程先生对陈寅恪学术方法、宗旨、趣味、表达的理解,远胜一般,即便与陈氏及门弟子相较,也毫不逊色,如果不说超出的话。


我们先从有迹可寻处说起,陈寅恪有一篇《韩愈与唐代小说》,原以中文撰成,后由魏楷(J. R. Ware)译成英文,1936年4月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一卷第一期,中文原稿从未刊布。程先生在1947年春将此迻译为中文,发表在《国文月刊》第57期(1947年7月10日),而格式“皆准寅丈平日行文之例”,突出表现了其心摹手追的用意。1945年12月,程先生撰写《〈长恨歌〉与〈圆圆曲〉》,开篇即提及1944年春陈寅恪讲课论及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传》,且评论云:“其极深研幾,发千古文心之覆,非洞悉文章体制之老宿,殆不能为是言。”有关《长恨歌》《传》之关系及性质,程先生在1949年春也曾与孙望先生有所讨论,程先生颇韪陈言,而孙先生不取陈说。再如1948年所写《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讨论唐人言“仙”和“游仙”的特殊含义,以及“会真”二字作何解释,也特别表彰“近日陈寅恪丈始发其覆”,并根据其说以为全文讨论的基础。1938年8月19日,在周青云《秦妇吟笺注》一书的扉页上曾题写数行云:“寅恪先生《读秦妇吟》一篇,刊《清华学报》,于诗中主角行旅轨辙论列甚详,当参。”晚年提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也说受到“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的影响。


但陈寅恪影响之最深刻处,并不在这些形迹上。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是非常强调学术研究方法的,这当然不止他一人,同时代的新派人物大都强调用“科学方法”,也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与之相对的旧派人物,则往往固守传统。在陈寅恪看来,这两派可谓“田巴鲁仲两无成”:旧派“有学无术”,新派“有术无学”。而他要努力追求和实践的,用其自我评价的话来说,就是“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众说纷纭,但解释得最为贴切的,是程先生的意见,就是指其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如果不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真切的理解,是无法作出上述精辟阐释的。而事实上,陈寅恪学术特色的形成,就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成果。


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程先生是一个方法论意识极为自觉而强烈的人。从早年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到晚年强调的“两点论”——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这种学术特色是始终一贯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程先生也有运用陈寅恪方法的例证,比如《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就是陈寅恪“以诗证史”法的实践。但在实践中又有所转换,将重心由“史”转移到“诗”。陈寅恪的方法主要的还是史学研究法,他把“元白诗证史”直接看成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而程先生所努力探索和实践的则是诗学研究法。在这一研究法中,“诗”不仅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各种史料的运用不一定是用来“证诗”,更多是提供读诗的参证和联想的凭藉。因此,在具体问题的结论上,有时也就必然会对陈寅恪的断语有所补充或修正。


三十年前,我为先师编纂《程千帆诗论选集》一书,在“编后记”中曾经对程先生的研究方法有所提炼,概括为“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并围绕这一方法作了较多的阐释。当时先师尚未提出“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的“两点论”,这一观点的明确提出是在1996年10月12日,南京大学中文系“素心会”第二次活动时的讲演题目。二十多年来,这句话在许多人已是耳熟能详,但即便是一句真理,若缺乏进一步阐释,很可能渐渐流为一句“口头禅”,最后也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既然称作“两点论”,看起来自然是两者并重,但研究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如果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的结合比作一杯鸡尾酒,那么,两者的剂量是否有固定的比重,“两点论”的精髓是什么,可否简单地理解为“考证”加“评论”,怎样的研究才堪称“两点论”的典范。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简单地说,“两点论”是程先生在探索研究方法过程中的最后结果,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灵光一闪,而是与以往的研究和探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只有结合其一贯的研究特征,才能把握“两点论”的精髓。程先生自己说,他是“通过创作、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等一系列方法,进行探索”的。我还是认为,在这一系列方法中,中心环节是围绕文学作品。创作的成果固然是作品,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的对象也是作品(主要是诗),这就意味着,要学会并坚持始终对诗说话、与诗对话、说诗的话。阅读的对象是诗,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发生欣赏、批评和考证的活动,其中前二者属文艺学,后者属文献学,经过这样一番活动,最终导致的是对作品更新、更深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所指向的起点是作品,终点是作品,重点也还是作品。程先生曾说:“方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认识作品真正的美。……我们无论用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点上。”无论是文艺学还是文献学,在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范围内,都必须坚持把诗当作诗来欣赏、批评和考证。尤其是考证,不要企图用一般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来解决属于文学自身的问题。


陈寅恪曾经在课堂上指出:“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因为中西诗的不同特点,也导致研究文学的方法有异。比如韦勒克就说:“文学研究区别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需要处理的不是文献,而是不朽的作品。”但在中国文学中,由于时时关涉时间、人事、地理,就与历史密切相关。研究这样的作品,当然就要处理文献问题,就要使用文艺学和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当陈寅恪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时候,其意义在于“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而当程先生用“两点论”来研究文学作品时,就会反对过多重视“对客观事物的估量和研究,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是一种情感作用”;或者更直接地说:“企图用考证学或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属于文艺学的问题,……议论虽多,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两点论》是一篇演讲词,在概念的运用上并不十分严格,所以有时会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代替文艺学和文献学,程先生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


古代诗歌往往涉及时间、人事、地理,所谓“人事”,不仅有时事,也有故事。诗歌在表现上述三点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实之辞”。程先生说,采用“两点论”,需要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什么叫做“精密”结合?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出正确的史实,包括时间、人事、地理,若是历史研究,就会判断某一记载是“错误的”、“不实的”。但在与文艺学“精密”结合的文献学中,史实的考证仅仅是提供理解诗意的背景,而非判断诗人是否实事求是的律条。


例如,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往往存在地名的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遇到此类问题,不外乎用两种方法来处理:或通过文献考证指责作者的率意,致使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矛盾;或旁搜远绍迂曲论证,以说明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并不矛盾。两种结论貌似对立,但使用的方法却一致,都是将文献学的方法代替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将文艺学与文献学作精密结合,从作品出发,又归结到作品,就是要尊重诗的特性,学会并坚持对诗说话,说属于诗的话。程先生指出:“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记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所以,“两点论”不是简单的文艺欣赏加文献考证,而是通过考证,帮助读者将想象的翅膀张得更宽,对作者感情的体验领略得更深。


程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从题目上来看,应该是以对王维诗的欣赏、评论为主,但实际上,全文占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在讨论唐代的进士试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习俗,文章结尾处说:“世之诵此诗者,设于李唐一代之贡举制度与其习俗,所知甚悉,则吟讽之际,联想必多,感兴亦自然深厚。反之,设于此事茫无所知,则亦必以常语视之,漠然无动于中。此余所以不惮词费而详说之也。”尽管从篇幅上来说,此文在文献学方面占了绝对的比重,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帮助读者在诵诗之际,引发更多的联想和感兴,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所以,“两点论”并非机械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比重来划分,也不是由篇幅的广狭来决定意义的小大。


不仅如此,“两点论”还蕴含着更大的学术抱负,就是在文献考证无能为力的时候,尝试以文艺学的方法解决文献考证的问题。在《两点论》的演讲中,程先生以《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为例,一说较早,一说较迟,其中之一是围绕《明月皎夜光》中“玉衡指孟冬”的解释,这里就涉及考据问题。“玉衡”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从第五颗到第七颗星习称斗柄,当斗柄指向十二宫中的亥宫时,就意味着季节到了孟冬。李善注《文选》就是这样解释,而且用的是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前的历法,十月相当于夏历七月,所以诗中写的是秋景。这样一来,这首诗的产生时间也就成为西汉初年。后来金克木写了《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认为这句诗写的不是季节,而是秋季下弦月夜半至天明之间的一段时间,所以,不能证明这首诗创作于西汉初。讲考据,“就要有不断的规范它的定位的一些词句”,可是这里没有,所以不妨“利用形象思维来判断这诗的年代,……我们看得出诗人有着极大的忧患意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非常忧伤。……我们把东汉的历史一段一段看,只有在黄巾大起义前,桓、灵之时,整个东汉帝国马上就要消亡,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敏感的诗人感到一片黑暗。……这样来判断,我们就可以用形象思维来理解来支撑这个逻辑思维,因为这不是用考据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很多。”就此具体结论而言,学术界容或意见不一,但是将文艺学与文献学作精密结合,并尝试用文艺学的方法解决文献学的问题,是应该也是可以继续探索的。


其实,这一类型的方法,在古人是常用的。比如严羽《沧浪诗话》中有一篇《考证》,他解决文学考据问题的方法就是文艺学的。他说晁迥家藏的陶诗有《问来使》一篇,虽然写得好,“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又说《文苑英华》所收李白的几首七律和五律,“其家数在大历、贞元间,亦非太白之作”;又说世传杜甫“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绝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等等,都是用文学鉴赏的判断作诗歌真伪的考据。多年前曾听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说,林庚先生读诗,往往首先从整体上“望气”。我想,在这一“望”之中,也包含了对诗的体制、气象、家数等判断在内,是“目击道存”、“目机铢两”的。尽管这种方法是传统的经验型的,里面却有很多值得挖掘和汲取的思想资源。


但传统观念的自身局限,窄化了通向传统文学批评的道路。从曹植开始,就明确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只有诗人(甚至是优秀的诗人)才是唯一合格的批评家。从孙过庭的《书谱》到方东树的《昭昧詹言》,都引用过曹植的这段话。所以初唐的卢照邻就嘲笑锺嵘之论诗,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辩荆蓬之妙”;直到晚清的陈衍,也还在批评锺嵘“以一不能诗之人,信口雌黄,岂足信哉”。按此标准,一般人就没有对诗的发言权,在今日世界也几乎无人具备评论中国古诗的资格。所以传统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狭隘,最终窒碍难行。为了走出这一封闭圈,从经验型的风格研究走向历史和理论,实际上就是走向了西方,并冠以“科学”的美名,这成为20世纪以来最流行的“知识时尚”。于是理论压倒了经验,逻辑抹煞了形象,历史取代了文学。这就渐渐导致了一个令程先生痛心疾首的现象:“写论文好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把杜甫往这里一摆:根据历史条件,根据哲学,根据人生观,根据开元天宝年间的时代背景,现在宣判杜甫符合现实主义的三条,违背浪漫主义的七条。杜甫要哭的呀!我们不能如此冷酷地对待我们的艺术大师,因为文学艺术是个感情的东西。”把这番话里的因素分析一下,历史、哲学、人生、背景等等,可以归为文学以外的文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文学本身的术语,这样的研究能不能说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结合”,当然不可以。所以,“两点论”不是简单的考证加评论。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目想”,后来也用在了文艺批评上,萧统用以选文——“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姚最用以评画,说谢赫的作品“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张怀瓘用以论书——“虽彼迹已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这是典型的将形象思维(目之所见)与逻辑思维(想之所及)相结合的表述。所以,“两点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表现之一。


在我看来,程先生在他同时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是最具有方法的自觉和不懈的努力的,这可以作为他区别于其他学者的重要标志。1954年4月,沈祖棻先生在她和程先生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说:“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只有将理论和经验相结合,才能使批评有内容(空洞即无内容),考据有方向(烦琐即无方向)。程先生在晚年还批评说:“今人之为考据,其弊大要有二:一则考其所不必考,则陷于支离破碎;二则据其所不能据,则流于牵强附会。”不难看出,从“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到“文艺学和文献学精密结合”,其学术思路是一贯的。他付出的种种努力,意在探索文学研究的方法(当然不是排他性的),为中国文学研究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东亚学术先后不等地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们十分注重研究方法的探寻。但总体看来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方法不属于东亚学术传统所固有,要顺利完成这一转型,只有学习西洋的科学方法。在当时的东亚,日本学者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的意见也影响到中国。桑原隲藏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强调西洋的科学方法“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推而广之,印度学、阿拉伯学和整个东方学,也无一而不是如此。胡适在1917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了他对该文的读后感,高度认同曰“其言极是”。为什么非用西洋人作学问的方法,为什么不用中国传统的方法,那是因为在当时人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研究而言,虽然有丰富的批评文献,但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这些材料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即便如《文心雕龙》,也还有人以“杂乱破碎”视之。程先生对此甚为不满,而要为中国文学研究找回尊严,就需要证明:1、文学研究是有理论、有方法的,决非随心所欲便能信口雌黄;2、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统中是可以找到其资源的,无需一味向西洋乞灵。1941年到1943年之间,程先生任教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讲授古代文论,选前人论文之作十篇,为之注释诠解,编为《文学发凡》二卷。他在《自序》中说:“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明显有针对“稗贩西说”的弊病。书名《文学发凡》,也有建立一个基本系统的目的在。十篇文字,卷上为“概说”,分别为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卷下为“制作”,分别为制作与体式、内容与外形、模拟与创造、修辞示例、文病示例,显示了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的用心。可惜在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时,叶圣陶先生将书名易为《文论要诠》,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印此书,又改题为《文论十笺》,愈来愈淡化了其建立系统、颉颃西洋的色彩。尽管程先生晚年谦虚地说,“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但也说“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程先生同样立足本土资源。沈祖棻先生说,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并非自创,“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也是该书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要误解,以为程先生就是一个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当时之所以反对“稗贩西说”,刻意从本土文献挖掘理论和方法的资源,说到底,是出于对时风之弊的针砭。用禅宗语录的话说,就是“应病施药”。我们只要看到,程先生在大学时代就接受欧美现代诗风的影响,第一篇学术论文《杜诗伪书考》发表后,他也将抽印本寄呈日本京都大学铃木虎雄请益,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新知”的渴求。他在晚年给门人的信中还说:“劳动有个效果问题,知识有个更新问题。……知识不更新,劳动也就往往无效了。”


就自身的专业而言,20世纪以来的“新知”,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研究,至少也是国际汉学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改革开放”,这也在文化上促进了中国学界与国外的交流。程先生在1979年10月12日致叶嘉莹、周策纵的邮件中列出三项“所欲知晓各事”,分别为:“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之名称、地址及主持人。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之名称、出版社地址及主持人(此项旧有者多知之,乞详示近二十年新出者)。三、研究汉语古典诗歌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之学人(特别是华族学者)及其主要著作(专书或论文、发表刊物及出版书店)。”在1980年6月30日给叶嘉莹的信中,也还希望她能代选若干英美汉学刊物上的文章,“择其研究方法不同于国内传统而见解精辟者,复制若干篇赐寄”,这是颇领风气之先的。在1986年冬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程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批评了当时的研究界所存在的“轻视国外中国学的倾向”,以及自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理所当然是最高水平”的糊涂认识,强调学习国外中国学的成果,强调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应该具有一种以世界总体文化为背景的特色”。这样,才能够与国外汉学开展有深度的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同时,在他的学术实践中,也在尝试如何将传统与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作有机结合。比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程先生自云是一项“方法论的探索”,“对作品的理解与整个文学的历史潮流有关。对一个作品,不同时代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评价,这实际上涉及到接受美学的问题”。所以我曾用“开放的文化保守观”来概括程先生的学术,这当然也与他受到陈寅恪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关于程先生诗学研究的具体成就和影响,学术界讨论已多,在巩本栋教授编的《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我编的《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已辑录了一些,读者可以参看。本文着重在研究方法上阐发其诗学研究的意义,是因为正如阮元所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而若以百年升降衡论中国现代学术,今日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反省欧美学术对东亚学术的影响和改造,这突出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问题上。陈寅恪当年批评的“有学无术”或“有术无学”的问题,在今日依然存在;他期待的“要待诸君洗斯耻”,在今日仍未实现。程先生的学术理念深受陈寅恪影响,同时也努力探索一种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只是限于其个人和时代的命运,这一探索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更多的后来者而言,正可以用“任重而道远”来形容。本文的这一番用意,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重视。


二〇一八年立春日于百一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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