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接受与扬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9 0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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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不仅是后人认识王渔洋神韵诗学的重要参照,同时也是理解翁氏本人诗学的直接途径。他很早就认识到神韵诗学的缺陷,想要用肌理说之实来弥补神韵论之虚。通过翁方纲对渔洋诗歌观念的接受与扬弃,对渔洋诗律学的钻研、对渔洋诗歌批评的商榷,我们同时看到他自己诗学的演进和深化。本文基于翁方纲诗学与渔洋诗论的这种对话关系,细致梳理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全部看法,从而更完整地理解翁方纲自己的诗歌理论,从诗学史的角度给予较为全面的阐释和价值评判。

   关 键 词:翁方纲  王渔洋  诗学  接受  扬弃  Weng Fanggang(翁方纲)  Wang Yuyang(王渔洋)  poetics  acceptance  sublation

  

   大兴翁方纲与河间纪昀是乾隆间最有名的两位北方学者,也是当时最有成就的诗学家。纪昀诗学被《四库全书总目》所掩,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十分正常;翁方纲毕生用功于诗学,著述丰赡,却也未获得高度评价,未免让人有点遗憾。翁方纲(1733-1818)博学多才,诗文书画兼长,又精于金石鉴赏,今人张舜徽将他与姚鼐、章学诚并称为三通儒①。其著述固然多涉及经学或金石学,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乾隆朝名列诗学著作数量第一,堪称是乾、嘉时期在诗学上用功最深的学人。他不仅像袁枚那样撰有诗话,像沈德潜那样编过诗选,还校订了多种王渔洋诗学著作,合刊为《小石帆亭著录》。其《复初斋集》中也存有大量的涉及王渔洋事迹、著述的诗文,《石洲诗话》中对王渔洋诗论的专门商榷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翁方纲诗学很大程度上是与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和评论联系在一起的,与王渔洋诗论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不了解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看法,就很难完整地理解他的诗歌理论。迄今为止有关翁方纲诗学的研究,尚未正视这一问题②,本文尝试就此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一、孜孜不倦的钻研

  

   翁方纲与王渔洋的渊源说起来颇不寻常,非但其父尝从渔洋门人何世瑾、黄叔琳游,最初赏识他的李正甫也是黄叔琳门人。方纲自己后来也亲炙于黄叔琳,得闻渔洋绪论,由景仰膜拜而潜心钻研,平日将渔洋著述读得极熟。他最初辑《渔洋杜诗话》,就是由《王渔洋遗书》及其他评选诸书采掇而成。《复初斋集》中与王渔洋有关的诗文多至63题,内容涉及读王渔洋诗作、诗话的感想,题咏王渔洋著述、手稿和画像,记录有关渔洋生平事迹的材料。《石洲诗话》提到王渔洋之处也很多,除了卷六摘记渔洋评杜、卷八附说渔洋论诗绝句,今传卷十稿本也是对何世瑾《然灯记闻》所述渔洋诗论的商榷。看得出,凡是王渔洋论诗之语,片言只字他都认真揣摩;凡是王渔洋欣赏的诗人,他都三复其诗,用心玩味。而王渔洋评论过的作者他也常会提到,比如渔洋推崇的明徐祯卿、高叔嗣、边贡三家诗,他曾一一批读③。像他这样用功钻研本朝前辈著作的人,我还没见到过第二个!除了个人的学术渊源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就我阅读所见,从康熙末王渔洋下世到乾隆初沈德潜主盟京师坛坫的四十年间,是清诗中衰的一个前兆。当时诗坛只有浙派势头稍劲,其领袖人物查慎行虽出于王渔洋门下,诗风却已肇新变。查慎行下世后厉鹗继起,诗风愈变,且以预兆新时代到来的某些元素吸引了诗坛的注意力。但令人意外地的是,无论是格调派、性灵派还是翁方纲,都不太赞赏厉鹗诗歌中醒目的时尚元素。值友人程晋芳南归,翁方纲作序赠别,曾举两人论学之异相质正。关于诗学他提到:

   今日言诗,不可仿效新城明矣,然亦不可议新城也。海宁查氏之诗,继王朱而起则有余,遽言驾之则未也。且诗以道性情,读查诗则机械日出矣,读王诗则和平可几矣。以圣门学诗之道言之,未知当孰取也。初白之妙则至矣,但惜未深厚耳。有谓东坡已开其流弊者,慎勿以知言许之。④

   毕生崇敬、宣传苏东坡的翁方纲并不看好查慎行的学苏,同时也不看好既不学杜也不学盛唐,“一生精力多在南宋而以铁厓乐府神趣行之”的厉鹗,认为“以樊榭之精诣壹似可追道园,而其实与铁厓较量已露单窘之状”。在他看来,“诗家之韵味与考订家之研覈,途不同也。乃樊榭复有文集以及辽史所摭、城东所记、院画所编,勤且博矣。且诗之韵味又敻绝时流,而反若微露单窘者,无他也,仍于杜未深耳”。⑤他的感觉和沈德潜完全一致:杜甫在师法典范中的缺席,导致康熙末年以降诗歌不断退步,几十年过去,王渔洋仍是无可逾越的高峰。这使他在重返杜诗的同时,与同时代各派诗家一样,也以对王渔洋诗学的反思和扬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同的只是,多数诗家都从否定渔洋诗学开始,并且常停留在对渔洋诗内容空洞和趣味化的指责上,而翁方纲却由肯定王渔洋诗学发轫,并且整体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多方面的修正。

   事实上,即使不知道翁方纲的师承,浏览其著述也可知王渔洋是他毕生关注的对象。《复初斋诗集》开卷即见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书杜偶题诗后》和《书渔洋先生唐诗十选后三首》,后者已注意到《十选》“微言处处要重拈”的倾向,且为渔洋“晚年不见官刊本,空记胡家十样签”即未见《全唐诗》而遗憾。⑥这可能是他最初涉猎王渔洋诗学著述的记录,当时他还认识不到渔洋诗学的深度。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作《刻渔洋杜诗话成寄内四百八十字题卷上》说:

   昔思追老杜,近始识渔洋。上下千古事,平生一瓣香。与君拈五字,取法自三唐。律敢夸今细,言从旧叙长。是书裒集日,及在蠡吾乡。纸上寻师苦,灯前点句忙。筌蹄时未悟,训诂事方将。博士驴书卷,天吴凤倒裳。忆初辞帖括,何处得门墙?⑦

   由此我们知道,他学诗最初是由杜甫入手的,因为整理王渔洋的杜诗评论而接触其诗学。那应该是以新翰林身份出典江西乡试途经博野县时的事,所以诗中有“忆初辞帖括,何处得门墙”之句。到八年后在广东作此诗,他对渔洋诗学已有一定的认识。翌年作《药洲冬日读诸家集七首和王文简公韵》,虽是读历代诗歌引发的随感,却是拟渔洋论诗绝句而作,看得出对渔洋诗论已有悟入。

   除了情感和学术渊源上的亲近外,编校四库全书时他恰好分任王渔洋集也是一个机缘⑧,让他对王渔洋的著述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迨乾隆末年,他有鉴于“今日高才嗜古者,稍有所得辄往往讪薄先生,渐且加甚矣;其墨守先生之论者,尚知闻謦欬而爱慕之,得其片纸只词以为拱璧”⑨,愈益感觉只有王渔洋才是“真知诗之正法者”⑩,排斥渔洋诗学可能比信从渔洋弊病更大,乃“急以阐扬先生言诗之大指为要务”(11)。在序新城县学新刊《古诗平仄论》之后,又校订、阐说渔洋诗学数种,编为《小石帆亭著录》,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行于世,有力地推广、传播了王渔洋诗学。以至于我们今天接触到的王渔洋诗学著述,竟然多与翁方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不只是一个田同之那样的崇拜者,更是一个认真的研究者,他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体现了清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深度。

  

   二、对渔洋诗学观念的扬弃

  

   正如前文所述,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扬弃,与对格调诗学一样,都是以对神韵、格调概念的还原为逻辑起点的,他并不是认为这两个概念不可用,而是不将它们视为带有风格倾向的诗美概念,仅作为一般的概念来使用。他甚至还要取消两者之间的级次差别,将它们放在同一文本层次上。即所谓“愚尝谓空同、沧溟以格调论诗,而渔洋变其说曰神韵。神韵者,格调之别名耳”(12)。为此甚至有学者认为他的“神韵者,格调之别名耳”是个混淆概念的结论,“实质上不是修正而是取消了‘神韵说’和‘格调说’”(13)。站在翁方纲的立场上看,实质的确是这样的。但就王渔洋诗学而言,翁方纲也清楚神韵与格调不是一回事:

   神韵者非风致情韵之谓也,今人不知,妄谓渔洋诗近于风致情韵,此大误也。神韵乃诗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岂自渔洋始乎?古人盖皆未言之,至渔洋乃明著之耳。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此特亦偶举其一端,而非神韵之全旨也。诗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风致见神韵者,不能执一以论也。(14)

   他首先指出神韵不等于所谓风致情韵,即讲究风致情韵的那种风格倾向。神韵是诗歌固有的深层特质,自来作家无不具有,有的体现于高古浑朴的风格,有的体现于清秀优雅的风格。将王渔洋诗一概归于风致情韵,固然不对;而认为渔洋讲神韵,是概以风致情韵要求诗歌,同样也不对。在他看来,王渔洋以神韵论诗,实际是针对明代格调派表面化的模仿,提出了一种深度师古即在美学精神上体得古人真髓的创作原则。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正解。但他继续发挥,将王渔洋的取予一概归于格调,再引申出神韵实即格调之别名,在逻辑上就有问题了。如《唐五律偶钞》凡例云:“杜公五律全在沉郁顿挫,开辟万古。此与阮亭先生所讲神韵,迹似不同,而其实则一。所谓神韵,非音调摇曳,缥缈铿锵之谓也。”(15)《七言律诗钞》凡例云:“昔新城司寇每戒人勿看白诗,此以格调论耳。愚故曰:新城所云神韵,即何、李所云格调之别名也。是以新城又曰东坡七律不可学,亦与此同旨。”又云:“新城司寇论七律,于唐则数右丞、东川、少陵、义山,于宋则数放翁,此后则遂数及空同、沧溟。可见新城时时有盛唐格调在心目间也。”(16)在这里,前一则是将格调提升到神韵的层次,后两条是将神韵降低到格调的层次,明显出现了解释的混乱。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看出他试图沟通格调和神韵、重新整理和诠释王渔洋诗学体系的意图。

   讲格调和神韵的翁方纲与讲肌理的翁方纲仿佛是两个人,这时他的意识中只有整体性概念,对作者的要求也更偏重于天才的方面。《题乐莲裳莲隐图》曾说“学杜者多学李少,学力易到天难争”(17),通篇以渔洋门人翘楚吴雯来映衬乐钧的才华;嘉庆三年(1798)作《送曹俪笙典湖北乡试三首》云“三昧诗家秘,舟车鞍马间。神来非假力,意到不容删”(18),又近于王渔洋的“伫兴”之说,两者都与着眼于文本的肌理说相去甚远。事实上,神韵虽与格调同为把握诗歌的一种方式,但它是更高级更内在的境界,只能像严羽那样用品第概念而不能用风格概念来定位。更由于它作为抽象境界玄妙而难以把握,只好化整为零,用分体分人的方式来落实。王渔洋自己评选古人、今人如徐祯卿、高叔嗣等都不外如此,翁方纲从而效之,评价诗歌也不离这种方式。《谢蕴山诗序》提到:“予束发为诗,辄思与吾学侣共证斯义,尝为浮山张氏论次莲洋集矣,丹壑集则欲删存其什一而未暇。”(19)在这篇序里,他同样用自己曾披阅的渔洋门人吴雯、李孚青诗来比拟江西所得二士杨钝夫、谢蕴山的创作,着眼于整体成就的评价而不是具体的风格特征。

   翁方纲从王渔洋那里继承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涉猎广泛而形成的包容性,很少以自己的趣味裁量古今诗人。他曾在《七言诗三昧举隅》里提到,“渔洋与道园不同调,而亦能真知之;与山谷亦不同调,而能真知之,视竹垞之讥黄诗者何如矣!”(20)又,渔洋极不喜欢诗写得太尽,而陆游诗全以淋漓尽致为能事,渔洋也未尝不有所取则。(21)所以翁方纲感叹:“即此具见渔洋诗眼之不可及!”(22)当然,他钻研渔洋诗学的结果,也发现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即抽象的诗境与具体师法对象的悖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为门人谢启昆作《谢蕴山诗序》,有云:

   昔渔洋先生与海内士大夫论诗,独于莲洋、丹壑二人发代兴之叹。而先生平日拈取唐贤三昧,所谓羚羊挂角,不著一字者,遂以二子当之耶?夫渔洋论诗,上下千古之秘,盖不得已而寄之于严沧浪,其于时辈也盖又不得已而属之莲洋、丹壑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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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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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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