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的源与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2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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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 (进入专栏)  


     一


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热”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无论就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可能是空前的。对于这一波热潮,有人热烈欢呼,也有人忧心忡忡。这一股热潮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而如果我们蓦然回首,看看这一波热潮兴起、高涨的来龙去脉,我们是可以得到丰富的启迪的:一来,这一波热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丰富与复杂,因此,弘扬也罢,质疑也罢,都显得简单化了;二来,这一波热潮是伴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这一提升甚至早就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出来:一是在“红色的1960年代”里中国的革命试验对于西方的革命浪潮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是中国与美国为了共同利益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不断高涨的,因此,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渐渐复兴就具有了新的意义——从“功夫”到美食,从“京剧热”到“汉语热”……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产品在风靡国际的进程中已经深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这些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元素无须“弘扬”,也使得“批判”黯然失色。文化自有文化的特殊魅力;三来,这一波热潮是在一场对于传统文化大摧残、大破坏以后,由各方面的文化人(从作家到电影人,从学者到大众)不约而同去恢复、发掘传统文化不可能被摧毁的恒久魅力的结果,那些有口皆碑的文化产品凭借超凡的魅力赢得了众人的青睐,直至国际的赞誉。这,是明显不同于当年那些遗老遗少捍卫“国粹”的热情的。在一个开放的年代,百花齐放,百美争艳,大众自有不受意识形态或高深学理干扰的识别力、兴奋点。因此,当今的“传统文化热”更富有大众性、时尚性。

这样,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历程及其万千气象了。



 新时期伊始,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声浪此起彼伏,蔚为壮观。而这时,传统文化的回归也别有洞天。

在文学界,一批描绘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6年并在两年后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冥冥中成就了一段文学传奇:将“文革后”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勾连起来。《李自成》的创作填补了“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小说一直缺少长篇巨著的空白,也开辟了历史长篇小说为农民起义英雄作传的道路。其中虽然难免那个年代里“塑造英雄人物”的政治烙印,但书中对宫廷生活、战场厮杀、三教九流人物命运的刻画还是引人入胜的。此后,刘亚洲在1977年出版关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长篇小说《陈胜》,冯骥才、李定兴也在1977年出版了描绘清末义和团运动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凌力在1980—1981年间出版了描写清末捻军故事的长篇小说《星星草》,杨书案1981年出版描写唐末黄巢起义往事的长篇小说《九月菊》,都是新时期伊始时代巨变时的一大看点。可以说,后来持续升温的“长篇历史小说热”正是从这些讴歌农民起义的作品开始的。那个年代的历史小说虽然难免打上当时讴歌农民起义主旋律的烙印,却也显示了一批作家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才华。一直到2000年,由张笑天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隆重上映,显示了农民英雄叙事的生命力犹在。关于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一直有各种说法,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好得很”到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以及当代学者对农民起义的种种非议,都各有其据。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成功也在于真实还原了太平天国悲剧的“内讧”过程,写出了太平天国领袖的致命错误。然而无论如何,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其历史意义不容轻看。虽然大多数农民起义最终都成为新王朝改朝换代的先驱,即便是刘邦、朱元璋这样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帝王的平民也在登基的道路上完成了平民到帝王的蜕变,但农民起义毕竟昭示了反抗暴政的诉求,昭示了农民绝不仅仅是顺民的勇气与烈性。从这个角度看去,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故事也是当代历史长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历史剧的上演兴盛一时,别是一番风景。1977年,陈白尘的历史剧《大风歌》写成,1979年隆重上演。此剧重现了汉朝初年刘邦去世后,以周勃、陈平等老臣与吕后之间的权力斗争,突出“安刘除吕”的正统思想。作家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借历史上那场斗争,照出企图篡权的“四人帮”的野心。因此,此剧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也招致了非议:认为该剧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1]这样的非议耐人寻味,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在“清宫戏”大红大紫之时,评论界还有类似的质疑之声。然而,此剧应和了“文革”结束后的民心所向,影响巨大,成就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学史上,此剧可以说上承历史剧《海瑞罢官》,下启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在“农民起义故事”与“帝王故事”之外,自成“名臣故事”一脉,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热”的人物画廊。联想到陈白尘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1937年发表的历史剧《金田村》这两部描绘太平天国风云的历史剧,1954年出版的讴歌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的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是可以清晰看出一条通过历史剧创作表达作家借古喻今、感慨历史的历史观的。而《石达开的末路》在就曾受到过“莫须有”的批判。[2]

与此同时,郭沫若写于1959年的历史剧《蔡文姬》也于1978年重新上演,产生轰动效应。此剧借文姬归汉的故事,旨在“替曹操翻案”,显示了郭沫若的才华与精神。此后不久,复旦大学学生颜海平编剧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于1981年上演,也因为成功塑造了李世民的明君形象,揭示了“君位与民意的关系”、“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可能”而好评如潮。[3]

这些历史剧,连同当时解禁的一批历史题材电影(如电影《林则徐》、《甲午风云》等)的复映和引进的香港历史电影(如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上映,彼此呼应,一时蔚为壮观。一直到1983年,谢晋导演了电影《秋瑾》,1997年,谢晋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导演了电影《鸦片战争》,都彰显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而从《林则徐》、《甲午风云》到《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和《秋瑾》、《鸦片战争》,都因为聚焦晚清的民族耻辱而引人瞩目。它们共同唤起了国人的痛苦记忆,同时也表明:写帝王将相,不一定就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证明。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海一位业余的历史小说作家徐兴业。他的长篇小说《金瓯缺》缘起于抗日战争的烽烟中,可谓酝酿已久。小说描绘了北宋、辽、金之间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气势恢宏,无论是写宋朝统治者的懦弱无能又醉生梦死,还是刻画以马扩为代表的热血志士的悲剧命运,都笔力遒劲。小说不仅从宫廷生活到战争场面,写得气象万千,而且在描绘宋军抗辽的战局时写出双方将领的英雄气概与精心谋划,显示出对爱国主义的新理解,难能可贵。因为古代中国由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华夷之辨”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多民族大家庭”理念也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于是,能否公正评说炎黄子孙之外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及其业绩,也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昭君出塞是写得悲悲戚戚还是豪情万丈就牵涉到历史的敏感处。《金瓯缺》在讴歌马扩的英雄性格的过程中,也写出了他对“官家”从忠诚到怀疑的心路历程,可谓耐人寻味。作家曾经自道:“选择马扩为小说主角,当时的意图是明确的,是要谴责领导抗战无方,甚至暗中活动投降的国民党政府,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产生无数个马扩,为抗日战争增添力量。四十年前的想法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改变,今天我之所以仍要续成这部小说,是因为我认为在国家机器完全消亡之前,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我国受到敌人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利用小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年轻读者保卫祖国领土的责任感仍然有其必要性。”[4]这是几十年不变的爱国心、文学志,证明着当代历史小说与抗日战争的精神联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该书第一、二卷,至1985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齐第三、四册。小说在作家离世后的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从萌发于抗战时期到写成于1985年,一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曲曲折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可谓不易。一来那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主题相当特别,不同于那一批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二来那历史观的特别,写出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显示了开阔的历史视野。从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必须写出王昭君赴匈奴和亲的自愿到徐怀中的电影《无情的情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因为触及西藏婚俗的敏感而被禁,都是令人叹息的教训。而《金瓯缺》既刻画了宋朝的马扩那样的民族英雄,也描绘了辽国的耶律大石那样的英雄人物,从而写出了“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恢弘气度;三来作者长期默默写作,不求闻达,不计得失,持之以恒,令人想起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曹雪芹“披阅十载”著《红楼梦》的士大夫传统。《金瓯缺》因此而独具风采。


  三


“武侠热”,是新时期伊始传统文化回归的又一个亮点。

其实,早在1963年,就有一部电影《飞刀华》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电影讲述了一位民间江湖艺人华少杰(艺名飞刀华)的坎坷成长经历,主题虽然是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讴歌新时代的光明,可因为电影上映以后许多青少年模仿电影中的飞刀绝技,导致一些伤害事件的发生,很快就禁演了。然而,民间习武的人依然默默发展着自己的爱好。

到了新时期,“武侠热”忽然兴起。1980年,电影《红牡丹》、《黄英姑》的上映唤起了观众对传奇女侠的记忆。1981年,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大陆热播,更使津门大侠霍元甲的爱国情怀、高超武功光焰万丈、轰动一时。接着,电影《少林寺》、《武当》相继上映,为“武侠热”的升温推波助澜。由此可见,影视剧创作者对武侠题材的追逐掀起了大陆“武侠热”的第一个潮头。这是耐人寻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崇文为主。民间虽然一直有尚武之风,但“侠以武犯禁”,在和平年代,武术主要用以强身健体。然而,随着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高潮到来,以“金庸热”(包括金庸武侠小说的持续畅销和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的持续热播)为代表的武侠文化热终于空前高涨。在武侠小说中得到充分张扬的浪漫情怀、英雄崇拜、江湖义气、爱情梦想,不仅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尽情飞扬,而且在世俗化浪潮更加高涨的1990年代以后也没有消亡,甚至是与时俱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观众,心存梦想。

“金庸热”的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因此格外引人瞩目。

金庸本是大陆人。在大动荡的年代去了香港办报。不久以后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在十多年时间里,写出了十五部别开生面的“新武侠小说”,一边继承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快意恩仇的浪漫风格,一边也描摹人世沧桑、历史烟雨,更兼笔酣墨饱,意境深远,才在众多武侠小说高手中独占鳌头。有资料表明:“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出版高峰,可以说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两年出版的。”虽然,“7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使得当时的‘新闻联播’特别举此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及至一些中央领导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并被媒体广泛传播之后,金庸作品才获得了传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电视上的金庸武侠剧从未冷场,一茬接一茬的重拍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温度。2004年的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金庸取代老舍成为了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5]影响所及,直至海外。金庸本人也因此成为了传奇。一批“70后”、“80后”作家(如凤歌、沧月、步非烟、小椴等)将动漫、网络、游戏、奇幻等各种时尚元素也引入了“新武侠小说”的创作,使武侠文学焕发出新的异彩。

严家炎先生曾经指出:“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金庸。“金庸热”“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五十年代在报上连载,许多人争相转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时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四十年来竟是长盛不衰。”“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小说流传之广……不但在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大陆上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简直是相当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6]

因此,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武侠热”是一大亮点。“武侠热”的兴起与当年的“《红楼梦》热”、“古体诗热”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比。中华民族一向“崇文”,其实也从来“尚武”。“武侠热”从1980年代兴起以后长盛不衰,影响远及海外许多国家,于冥冥中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这一点上,“武侠热”与那些描绘农民起义的小说可谓异曲同工。


      四


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另有一大看点,是文学界的“寻根热”。

早在1985年“寻根热”之前,就有老作家开始了“寻根”的探索。李準出版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显示了他在动乱年代里思考“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这一主题的答案:“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7]在作品中,李準揭示了中国农民在灾难中凭着顽强的生命意志、牢固的家庭观念、深厚的乡土情感与厄运抗争的深厚伟力。而生命意志、家庭观念、乡土亲情正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

1980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他以“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为己任,相信“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8]他自道:“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我就是在这样的诗教里长大的。”“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9]他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故乡人》等作品都描绘了普通人重情义的真挚情感,显示了儒家文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根深蒂固。他还特别谈到:《受戒》“有点象《边城》”。[10]他有意继承了从《世说新语》到《梦溪笔谈》那“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11]

“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刘绍棠在1980年发表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引得好评如潮。对传奇性的追求使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大众化”色彩,也成为践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的文学主张的别致之作品。[12]

李準、汪曾祺、刘绍棠,是新时期“寻根”思潮的先锋。他们对于民族生命力、民间儒家精神和传统文体的赞美、认同,在开放年代里开启了回归传统文化之旅。而他们对传统文化之根的寻找,也各有风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都是革命年代的过来人,都写出过革命文艺的名作(如李凖的《李双双小传》、汪曾祺的《沙家浜》、刘绍棠的《青枝绿叶》等等)。一旦政治狂热的年代过去,他们很自然回归了民间文化的温柔敦厚、朴素可人。

比他们稍晚的,是贾平凹。贾平凹早期散文师法孙犁。而孙犁正是革命年代文学中最心仪古典文学的一位作家。他对柳宗元、《聊斋志异》、《红楼梦》的喜爱使他的作品散发出感人至深的诗情画意。他的名篇《荷花淀》为革命文学开辟了清新俊逸、充满诗情画意的新园地,因此形成的“荷花淀派”在革命年代也名重一时。贾平凹出道之始,多次表达过对孙犁的敬仰。他还自命“静虚”,可见是立命于道家的。他1983年发表笔记《商州初录》,记录故乡的淳朴民风、灵秀山水,流露的是道家情怀,也在文风上复兴了传统的笔记体。他曾经表达过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神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尽管他们的风格各异,但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之空与灵,这是一脉相承的。空与灵,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财富。”同时,他还说:“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13]他的散文、小说,都有清新与古朴兼得之妙。另一方面,他还接受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影响。他的朋友告诉我们:“他认真啃过佛经……对佛教特别是禅宗饶有兴趣……他以童心般的好奇来探视神秘玄妙的佛教世界”,直至“自取一法号聊以自慰,曰:抱散居士。”“别人索他墨迹,常书‘禅静’、‘禅怪’以赠。”[14]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谈到学禅之事:“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15] “星期日……去寺院里拜访参禅的老僧和高古的道长……与历史对话,调整我的时空存在,圆满我的生命状态。”[16]在这样的自道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感悟人生、体悟世界、探求艺术的独特思想轨迹。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师承时,他还说过:“我学习废名,主要是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17]众所周知,废名的小说创作深受到陶渊明、李商隐、周作人和禅宗的影响,风格冲淡、古朴、玄远。贾平凹学废名,可谓找到了知音。他还说过:“我就爱关注这些神秘异常现象,还经常跑出去看,西安这地方传统文化影响深,神秘现象和怪人特别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并说:“柯云路关心的神秘、特异功能和我作品中的神秘现象是两回事情。我作品中写的这些神秘现象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东西……我在生活中曾接触过大量的这类人,因为我也是陕西神秘文化协会的顾问。”他还说:“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一套呢。”[18]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从佛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从兽的角度、从神鬼的角度等等来看现实生活”,也具有文学创作“不要光局限于人的视角”的意义。[19]他的作品中常常有谈玄说怪的奇人,还有预言应验的奇迹、亦真亦幻的奇遇、关于生死轮回的猜想,既是民间神秘文化根深蒂固的写照,也闪烁着神奇的玄思冥想。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对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古典文学、地域文化、神秘文化的广泛涉猎、深入研究使他的小说风格多变、异彩纷呈、广受欢迎。              

当代诗人中,杨炼写于1982—1984年间的大诗《礼魂》得名于屈原的《九歌》,包括《半坡》、《敦煌》、《诺日朗》等组诗,表达了诗人探索历史源头、民族精神的浩大情怀。而长诗《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则是“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的两个组成部分”.《自在者说》有这么一个说明:“《自在者说》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一部。此部以‘气’为内在基调贯穿处理‘自然的语言’,由‘天’与‘风’两大单元结构而成。‘天’八首彼此独立,每首内部包含从不同角度引入并展开的三重空间过程(用诗句排列方式表明),呈现一种囊括时空的自足。‘风’八首互相接续,揭示一个被时空囊括—挣脱的内心历程,十六首诗按天风天风天风天风……构成一个‘静’、‘动’交织的立体空间。并与下列内涵相呼应:

“‘天’:一,黄昏意识。二,生命。三,语言。四,时间。五,万物的音乐。六,再生之火。七,统治。八,合一。

“‘风’:一,占有末日。二,现实。三,智慧的痛苦。四,希望之罪。五,惟一的世界。六,内在的空旷。七,界限的消失。八,执笔的诗人。……”[20]

《与死亡对称》也有一个说明:“《与死亡对称》十六首,为以《易经》作结构的一部大型组诗之第二部分。此部以‘土’为内在基调处理‘历史的语言’,由‘地’和‘山’两大单元结构而成。‘地’八首,每首根据一个内涵及与此相关的某些史实片断,完成不同形态的语言之互相发现。‘山’一、二、七、八四首是以神话为背景的抒情诗。‘山’三、四、五、六是一组独立的虚构的散文。十六首诗按地地地山山地山山山山地山山地地地组成一个完整的对称性空间。‘地’八首分别把握的角度为:

“一,伪天命。二,阴。三,葬仪。四,美与危险。五,土地的力。六,盲目的文字。七,黑暗中的声音。八,归宿。……”[21]

这两首大诗因此富有玄远哲思与神秘意味。它们的发表早于稍后兴起的“《易经》热”,可谓不易。《易经》素有中国“群经之首”的美名。纪昀说得好:“《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22]另一方面,《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和“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忧患意识又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既高扬主体性又谨慎处事的健康理性;《易经》中“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系统论有着冥冥的相通;“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23]当年,在民族危亡的年代里,哲学家冯友兰将自己旨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六本书命名为“贞元六书”,就来自《易经》“贞下起元”的信念。在革命年代,《易经》研究也归于沉寂。思想解放的洪流重新高涨以后,《易经》研究的繁荣也如期而至。由湖南师范学院发起举办的《周易》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10月在长沙举行。紧接着, 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由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召开。此后,各出版社争相出版、重印有关研究著作——从《周易大传新注》(徐志锐著,齐鲁书社1986版)、《周易古史观》(胡朴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易学哲学史》(朱伯昆著,全四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可谓洋洋大观。这股热潮崛起于1983—1986年间,正与文学界的“寻根热”呼应。如果说,文学界的“寻根热”重在寻找民间文化之根,那么学术界的“《易经》热”则重在重新认识古代神秘智慧。

还有江河发表于1985年初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通过对盘古开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刑天复仇等等古代神话的现代描绘,讴歌了民族的精魂。这些诗作在“朦胧诗”风靡的年代里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它们取材于历史与神话,而诗情、语言却是富有现代感的。

戏剧方面,高行健的 “探索戏剧”与民族古老戏剧以及禅宗智慧紧密相连。他既从中国古代戏剧中寻找艺术灵感,认同“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歌、舞、哑剧、武打、面具、魔术、木偶、杂技都可以熔于一炉”[24],还在1983—1984年间的长江流域考察中发现了长江文化的特色:“我是一个南方人,本能地偏爱长江流域那种丰富的原生态的非文人文化和它的古代文化。相反地却排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那种我称之为古代伦理理性主义文化。”在这一方面,他与小说家李杭育关于“中原文化”那“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楚文化、吴越文化“才是我们需要的‘根’”的说法不谋而合。[25]虽然,北方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郑义的《老井》、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足以证明:在民间,“中原文化”的生命力并没有萎缩,但李杭育、高行健弘扬南方文化的言论还是足以表明:当代人的南方意识(非规范意识、边缘意识)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高行健甚至认为,“魏晋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非儒的。而且,除个别的例外,大都受到了长江文化的这一人文地理环境的熏陶。从陶渊明、李白、汤显祖、朱耷、曹雪芹到鲁迅。”[26]他还有意继承了禅宗的智慧。他曾经多次谈及禅宗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东方人感知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要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就不能不研究道教和禅宗。”“我以为禅宗抛弃掉它的宗教内容,就其精神状态而言,是进入艺术创作的一种最佳状态。”[27]他的《野人》、《彼岸》、《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八月雪》就已经达到了禅宗的精神境界,被称为“现代禅剧”。[28]其寻找边缘文化活力的匠心,与“寻根派”作家从民间中寻找吴越浪漫文化(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道家自由文化(如阿城的《棋王》)、儒家集体主义文化(如郑义的《老井》)、东北神秘文化(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齐浪漫文化(如莫言的《红高粱》)的倾向心心相印。

还有余秋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连载于《收获》杂志1988年,从时间上看,也可以说是“寻根”思潮的产物。此系列1992年结集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长期深受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海外读书界也广有影响。书中的《上海人》一文在《文学报》1989年3月23日发表后,甚至激起了上海各界人谈论上海文化的优势与不足的热潮。《文化苦旅》的特色在于:作家在探访“人文山水”中思接千载,时而由敦煌文物的流失感慨官员的昏庸、小人的愚昧,以及民族的悲剧(《道士塔》);时而在苏州发现了“中国文化宁謐的后院”的隽永意味:那里的“非官方文化”才是“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白发苏州》);时而在洞庭湖感悟“贬官文化”、仙风道骨、神秘氛围的多元活力(《洞庭一角》);时而在天一阁感慨一座藏书楼乃至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风雨天一阁》)……这样,就将常见的山水游记写出了“大散文”的阔大境界:在寻访古迹中咀嚼体验的五味,在回望历史中收获哲思与诗情。对于历史阴影的反思与对于历史生机的发现常常交织在一起;对于地域文化丰富性的新认识与对于中国文化复杂性的新思考也散发出阔大、隽永、一唱三叹、回味深长的勃勃生机。《文化苦旅》大获成功后,余秋雨又接连出版了《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文明的碎片》等书,都以一贯的风格受到追捧。余秋雨因此成为以美文回味历史、传播文化的代表作家。

应该说,在余秋雨之前,已有老作家写出了拓人心胸的文化大散文。老作家黄裳2012年去世后,作家叶兆言就说过:“一度流行的文化大散文,黄裳先生功不可没,他的文章是真的有文化”。刘绪源也谈道:“黄裳文章为什么好,我以为,主要在于功力、学识、趣味、文笔。这里只说功力。他知识面广,但每钻一门,都是真读、真钻,能成为这一门中的一流专家。你想,他能跟周汝昌讨论《红楼梦》,能跟钱锺书讨论古典文学,能跟姚雪垠辩论《圆圆曲》,能跟戏曲专家讨论剧目。解放初期郑振铎掌管国家文物局时曾请他到北京搞图书版本。他的《关于柳如是》在《读书》杂志发表后,眼界奇高的史学家朱维铮读得拍案叫绝,我就亲眼见到朱维铮在几年后不忘向黄裳表示自己的钦佩之情。王元化是文章大家,但看了黄裳的文章,连声叫好,晚年和黄裳成了无话不谈的文友。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力打底,他才写得出一手好散文,这是用大专家的底子,写文学家的美文。”[29]黄裳1945年就出版了《锦帆集》,其中写于1943年的《白门秋柳》记录在南京的见闻,在描写了秦淮河、夫子庙、鸡鸣寺、随园、莫愁湖、乌衣巷的匆匆观感以后,文末那句“这就是秦淮,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了的出产着美丽的歌女的地方”可谓饱含感慨、闪露锋芒。1970年代末重获写作自由以后,他一边在《读书》上开“书林一枝”专栏,谈藏书的各种掌故,饮誉书林;一边在《收获》上开专栏,发表行万里路的文化游记。收入1982年出版的《花步集》中的《采石·当涂·青山》就是一篇写于1979年的踏访李白故迹、发思古感慨的大散文。因为读的书多,行的路远,经历的丰富,他的散文才学养深厚、意境深远,浸透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他1984年出版的《过去的足迹》就是一部很耐读的散文选集。

由此可见,在1985年“寻根热”风起云涌之前,已经有李準、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小说家,杨炼、江河等诗人,高行健这样的剧作家、黄裳这样的散文家开始了殊途同归的“寻根”之旅。无论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发现民众的伟大,还是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创作的智慧与灵感,或者是在神州大地上寻访先贤的足迹,都烘托出一个伟大的文化主题:在一场灭绝传统文化的暴风骤雨以后,传统文化再度焕发出凤凰涅槃的神勇之力。

到了1985年,韩少功发出《文学的根》的“寻根”宣言,主张“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他注意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神往于“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30]在他看来,楚文化具有双重的现代意义:一方面,它的“主观浪漫主义精神,不拘泥于形式,主观的扩张、扩大”,“这是整个人类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存精神”,因而对于主体性的高扬具有积极意义;[31]另一方面,它还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和没有充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体。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32]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具有相当的民间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中,既有对于楚文化神秘、奇丽、狂放、孤愤境界的追求,也有对楚文化愚昧、残忍因子的批判。《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都体现出了作家面对传统时的复杂心态。这样的批判对于一谈到传统文化就只想到“温柔敦厚”或者“光辉灿烂”之类词藻的片面思维,无疑具有发人深思的意义。有趣的是,他2008年出版的笔记《山南水北》又相当有趣地记录了他亲近自然、返璞归真、探询乡野趣事、遥思玄远的隐逸心态,令人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贾平凹的《商州初录》。

而郑义的《老井》对太行山里的农民顽强找水的可歌可泣精神的渲染、莫言的《红高粱》对山东前辈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生命热情的讴歌,又在精神上继承了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寻根”的同时表达了对北方民魂的礼赞与弘扬。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霍达的名篇《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名著《心灵史》、陈忠实的名篇《白鹿原》、高建群的力作《最后一个匈奴》、迟子建的佳构《额尔古纳河右岸》……一起,谱写出当代作家讴歌北方民魂的壮丽乐章。

因此,尽管同为“寻根派”的李杭育在思考“寻根”问题时认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绚丽多彩的楚文化”、“吴越的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意识的开放、坦荡”,而蔑视“中国文化之规范”,宣告了“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33]尽管高行健对于“长江文化”的欣赏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仍然遮蔽不了黄河文化的光辉、北方文化的魅力。黄河流域的多灾多难,北方大地的各种战乱,其实都激发出人们“多难兴邦”的豪情壮志。从驰名中外的河南林州“红旗渠”到天津曾经的“天下第一庄”大邱庄,从山东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占了15席,紧随江苏(20席)之后到山西的“煤老板爆富”的传奇一度令人难以置信,都是北方人心劲、心机、活动能量、牛气冲天的证明。这一切经济奇迹,又与影视界的“西北风”(如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老井》,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走西口》,流行歌曲《一无所有》、《黄土高坡》、《走西口》……)彼此激荡,鼓荡起无数人的生命热情。

由“寻根”引出的这一脉发掘本土民间文化传统的思潮,也许是当代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思潮之一。与浸透了泪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与充满了悲凉浩叹的“改革文学”相比,与光怪陆离的“先锋文学”相比,与充溢着冷漠之雾的“新写实小说”相比,还是“寻根文学”散发的民魂之光、文化之采更富有文学之美。能够与之比美的,也许只有那些塑造英雄人物、描绘文化长卷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白门柳》、《少年天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可谓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无论是儒家的“孝悌忠信”、“杀身成仁”还是“学而优则仕”,抑或是道家的“静虚”、“抱朴见素”、“无为而治”,乃至佛家的“色即是空”、“心即是佛”、“普度众生”,都互相矛盾也常常彼此兼容。所谓“儒表道里”、“佛心道骨儒表”、“三教合一”,说的都是此理。同样的主张,官方有官方的说法,民间有民间的理解,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阐释,也常常各执其理,难求一统。中国文化因此而常存百家争鸣。中国作家笔下的人生风景也变化万端。


 五


就在“寻根热”风起云涌之时,一批作家先后发表了多部以帝王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与新时期之初产生的多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自学成才、军人出身的二月河从1984年起着手撰写《康熙大帝》,到1996年完成《乾隆皇帝》,在十二年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完成了520万字卷帙浩繁的“落霞三部曲”,在书市上长期畅销。根据上述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在1993--2002年间相继播出,在银屏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其中,尤其是《雍正王朝》因为突出了雍正帝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性格而产生了轰动效应。谈及自己的历史观,作家自道:“我最初写康熙,是把他作为民族的优秀人物来写的。我就是想把满人入关后的虎虎生气、开拓疆域和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展现给读者。我认为,康、雍、乾三代清帝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百多年时期,生产发展,疆域辽阔,民族团结,社会安宁。我觉得对历史人物,既不能搞阶级斗争论,也不能搞成分论。不能以阶级以成分定终身。帝王要是对发展生产、社会安定有贡献,就应有所肯定。农民起义,若是对社会对生产有破坏,损失太重,也不应一味唱赞歌。帝王也有明君,农民也有痞子。当然,对康、雍、乾我是肯定又否定。上述是肯定的一面,还有否定的一面。如搞权谋、文字狱,专横、排外、封闭、保守,等等。这是康、雍、乾朝要负责的。再一点,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我要揭示其腐朽没落的本质,充其量它是落日的辉煌。”[34]

另一位热衷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是工人出身的作家吴因易。他的《唐明皇》四部曲于1985—1988年间出齐。1989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热烈,1993年荣获全国电视“飞天奖”。他在1987—1991年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则天大帝》四部曲也为现代文学以来一直为作家们偏爱有加的“武则天故事”增添了一部厚重之作。[35]众多关于武则天的小说、电视剧的纷纷问世为“帝王戏”增添了特别的风景。武则天的精明能干、敢作敢为中,透露出能够为当代人理解的“女汉子”气势。

研究清史的学者凌力在1980—1981年间就出版了描写清末捻军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到1987年,又出版了刻画顺治皇帝悲剧性格和传奇命运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3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到1991年出版描绘明末清初历史巨变的长篇小说《倾城倾国》、1993年出版《暮鼓晨钟——少年康熙》,完成“百年辉煌”三部曲。这个系列与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正好形成一个历史长河的更大的系列。此后,凌力还于1999年出版了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梦断关河》,将目光移到民间,讲述昆曲艺人和清军官兵的悲壮抗争故事。还于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北方佳人》(2009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上映),因为成功展现了元末明初的一段历史风云而引人瞩目。小说通过蒙古族女主人公洪高娃以博大、仁慈、宽容的母性光辉和友爱化解各部落豪强们的矛盾与阴谋,却终于难以挽回一个民族霸业的颓势,道尽历史沧桑、人生感慨:命运天注定,无力可回天。此篇钩沉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以一位女中豪杰作主人公,显示了作家独到的历史眼光,还能联想到武则天。从《星星草》到“百年辉煌”三部曲再到《梦断关河》、《北方佳人》,在近三十年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凌力走过了一条从民间到宫廷又回归民间,从讴歌农民英雄到欣赏有为帝王再到发现女性豪杰的创作道路,其上下求索之匠心,灼热可感。她因此在当代众多书写帝王功业的作家中独树一帜。

赵玫在1994年到2001年间完成了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在这三部曲中,赵玫无意去还原历史的厚重,而是满腔热情地表达了对那三位女性的欣赏:“武曌从来就是个说干就干、行动精神很强的女人。她此生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士大夫们的祟尚清谈、坐而论道了。”她还赞叹“这个非凡的女人有着多么卓越的情和欲。她竟然不曾感到岁月的无情,而只是任凭着生命耽溺于无尽的激情中。”“她是暴虐的凶恶的狠毒的,但又是杰出的伟大的青史留名的;但就在同时,她可能还是痛苦的无奈的绝望的而且是可怜的。”到了《高阳公主》中,赵玫更以高亢的激情赞美了高阳公主与和尚浮屠辩机冲破了层层障碍的爱情故事;到了《上官婉儿》中,她进一步呼应了《武则天》的政治主题:“婉儿还为提升女人的地位而竭尽全力……是则天称帝这事实本身,开了女性多问政治的先河,从此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她们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广阔空间。……婉儿的时代,女人们不仅多问政事,而且拥有了她们自己的感情生活。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止于此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并且很难超越的女性权力的巅峰。”[36]就这样,作家以她饱蘸激情的文字成功刻画出唐代“女强人”的性格,也借此表达了当今女权主义作家对史上“女强人”的强烈认同。

此外,1996年,由孙卓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帝》和2005年由江奇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都因为重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奇特性格、丰功伟业而赢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这一切,与“百家讲坛”中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蒙曼讲《女皇武则天》的收视热烈互为呼应,进一步推动了“帝王文化热”的持续升温。

当代文化人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那些有作为皇帝的丰功伟业和复杂人格:顺治的锐意求治与喜怒无常,康熙的文略武功和手腕多变,雍正的励精图治与刻薄寡恩,乾隆的潇洒练达与狂放不羁,武则天的野心勃勃、手段厉害又多有建树,均写得血肉丰满,令人难忘。这些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看,选择这些有作为的帝王作为自己创作的史诗的主人公,是因为这是一批“善于学习、勇于开拓的皇帝。他们一个个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用强有力的手段惩治贪污、提倡清廉,抑制并延缓了腐败的速度,推迟了腐败的进程……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高峰。……他们应该说是成功者。”[37]这样的表述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欣赏“明君”的心理的。在明君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灿烂,这其实是无数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在经历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的压抑后,人们自然会格外怀念那些历史上的“盛世”。另一方面,那些帝王中的英雄人物叱咤风云、勇于进取、担当重任的性格与伟业,也充满了浩大的气势、浪漫的风格。他们的故事与世俗化年代里“新写实小说”的冷漠气息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而且,这些长篇历史小说的鸿篇巨制也延续了从《三国演义》到《李自成》的“中国史诗”传统,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底蕴厚重、光彩夺目的篇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于上述“帝王故事”,其实还有众多的 “士大夫故事”值得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秉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守护着“天下为公”的人文理想,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尽管在前进道路上常常遭遇专制主义的霸道、无耻小人的构陷、风云变幻的冲击,可仍然有许多士大夫不顾“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无用则藏”的规劝,特立独行,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去进取、去奋斗。从孔子到屈原,从李膺、范滂到王安石、苏东坡,从韩愈、柳宗元到辛弃疾、李纲、方孝儒,从顾宪成、高攀龙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到蔡元培、鲁迅……一部中国文化史,许多篇章都是由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和不朽功业写成。因此,“士大夫故事”值得大书特书。说到当代的“士大夫故事”,不可忘记陈翔鹤写于196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前者敢于以古代的隐士作为主人公,敢于超越阶级分析的“主旋律”而理解陶渊明的通脱、豁达,在那个年代里,就显得难能可贵。《广陵散》的本意是写旧时代“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但作家着眼于刻画嵇康“颇为复杂”的性格(“他有崇尚老庄,信任自然,饮酒放荡的一面,也有任侠的一面。……他也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如他教他的儿子如何小心翼翼地对人对事……以及自己相信导养服食……可以长生不老之类。但他最主要和可贵的,还在于他有‘刚肠嫉恶’,‘不堪俗流’,‘非汤武而薄周孔’,反抗传统礼法的一面”,[38]因此他在那个年代显得卓尔不群,也注定了命运多舛。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写出了海瑞为民请命、不怕罢官的铮铮铁骨。吴晗因写此剧遭遇无妄之灾,堪称千古奇冤!

到了新时期,杨书案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孔子》及后来出版的《炎黄》、《老子》、《庄子》、《孙子》组成了独具特色的“诸子系列”。作家曾经说过:“我写《孔子》《炎黄》《老子》,是把它当作中华文化溯源的三部曲来写的”。[39]由此可见贯穿于“诸子系列”的,也是“寻根”的主题。由于史料缺乏,“诸子系列”多有虚构之笔。相比之下,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则写得笔酣墨畅。此书第一部出版于1984年,第二部出版于1991年,第三部出版于1997年,并很快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上映。这部作品旨在“描写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会转折期的心态”,揭示“他们受到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和社会发展阶段三方面制约。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准备了许多退路:做官固然好,做不成官归隐也清高,尽忠而死光荣,为尽孝活着也可以,飞黄腾达或沦为乞丐都有道理等等,文化的多义性造成思想的复杂性。”作家希望以此写出“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既是痛苦的,也是惊人的,因为历史包含的文化意蕴很多是很美的”。[40]在对复社诸君子风流倜傥风度的描写中,可以使人感受到作家鲜明的士大夫情怀;在关于复社诸君子激烈党争的刻画中,也不难看出作家对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是非之争必须旗帜鲜明、难以调和;另一方面,是非之争也与名利算计、家庭责任浑融一体,呈现泥沙俱下之态,一言难尽。而在关于易代之际悲凉之雾遍被士林的渲染中,也透露出作家的文化关怀与沧桑之叹。这关怀与感叹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

当代以明末清初历史巨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李自成》、《白门柳》、《倾城倾国》,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作家的“晚明情结”。学者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制度·言论·心态》以及秦燕春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收获。黄子平曾经谈及:“出于对‘我们的’时代氛围刻骨铭心的体验吧。明代政治的暴虐已为 人所周知,赵园更关心的是,士对暴政的批评角度,由此彰显的士的自我反省能力 ,他们关于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 以及由此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41]曾有过的那个大变动年代,外族入侵的危机压顶,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思想解放的杂语喧哗,都拧在了一起,并化作了巨大的危机感。四百多年过去了,当代人仍然耿耿难忘。同时,当代思想界的“鲁迅热”、“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例如“鲁迅是否已经过时?”“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等等),也都与上述士大夫题材的小说构成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对话关系。虽然,1980年代过后,随着世俗化浪潮的高涨,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议论也扩散开来,但读书界关于“民国大师”(如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的回忆与研究热潮却一直引人注目。这一股思潮与1990年代思想界、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热潮正好汇合,昭示了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年代的立场——在边缘化的位置发出批评社会弊端、推动文化发展、激励民族信念的声音。另一方面,知识界在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生的严重分裂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极其复杂,以及知识界在选择前进道路时的左右两难、莫衷一是。各种争鸣的杂语喧哗在瓦解了“一言堂”的专断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个时代的焦虑与迷惘。非理性思潮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1990年—1992年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出版,立刻风靡书市。一时间,“从政必读《曾国藩》”的说法不胫而走。从那时起,《曾国藩》一书一直畅销,影响广及海峡两岸。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在《读书》杂志1992年第9期发表《为什么“独服曾文正”》一文,其中写道:“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权位显赫、作用极大、很有影响的人物,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他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其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随着《曾国藩》一书的畅销,《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文集》、《曾国藩谋略》、《曾国藩家族》、《曾国藩兵法》、《曾国藩奏折》、《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纷纷面世。“曾国藩热”成为“传统文化热”中一个特别的看点。

值得注意的是,唐浩明一方面写出了曾国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之道,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性格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馋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但是曾国藩的修养却是超等的。他的修养成就植根于他的学养和意志。”[42]他特别注意到:“此人辉煌的表象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充满了忧郁和怯懦的心灵。为什么越是声誉隆盛,他越是忧郁?为什么越是战功显赫,他越是怯懦?写出这中间复杂微妙的内在关联,以及导致这种极大反差的社会原故、个人因素,那么也就写活了曾国藩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43]这样的思考不仅写出了曾国藩的复杂性格,也发人深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致力于“心学”的建构、人格的塑造、和谐关系的经营,可为什么“做人难”、“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之类处世格言长久流传?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都以本土的故事讲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人心叵测的凶险、人与人斗争的残酷、人生道路的坎坷?中国文化的深刻矛盾究竟是在儒家的虚伪、道家的世故、法家的严苛、兵家的诡谲,还是在人心的深不可测?

所以,作家对曾国藩的崇敬也没有使他绕过“曾剃头”的骂名;从初办团练就严惩闹事的百姓、“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一直到平定太平天国征途上杀人如麻;既有与洪杨争人心的英雄情怀,也有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请入乡贤祠的权变;既重修养,主静能忍,也劳神焦虑,活得很累;既建立了丰功伟业,也留下深深的遗憾:出身翰林,却没能在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上赢得功名……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曾国藩呢?可谓“生于忧患”,也死于遗憾啊!事实上,曾国藩死后,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不是也一直聚讼纷纭么?

就在《曾国藩》出齐后不久,余华发表了中篇小说《活着》。小说通过一个赌徒福贵败家、却也因为败家逃过了政治灾难的故事,写出了人生无常,“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的道家哲理。然而,此后真的就否极泰来了吗?福贵一家在苦难年代接连不断遭遇悲剧的故事似乎又质疑了福祸无常的哲思。作家没有由此走向反思的道路,而是以近乎麻木的口吻揭示了屡遭厄运的主人公在苦难中“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的皮实信念,表达了对普通人逆来顺受、好好活着的理解之情。这样的主题令人想起李準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礼赞“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的主题,只是,《活着》中浸透的苦涩中混合了麻木、忍从、甚至没心没肺的感觉完全与崇高、顽强、坚韧不拔无关。小说写出了麻木中有皮实、没心没肺中有韧性的平常心,显示了作家对底层百姓的深刻理解。这篇小说因此与启蒙的文学(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柳青的《创业史》到韩少功的《爸爸爸》)告别,在世俗化年代里激起了一片认同的声音:张艺谋很快将小说搬上了银幕,在1994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载誉归来。虽然因未经国家电影局的审批和批准一直被禁止公映,却一直很有影响。此后又被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改编为话剧上演。小说后来获得多项大奖:从1994年获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到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再到1999年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一直到2004年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名著。《活着》之后,刘恒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盛可以发表了长篇小说《活下去》(一名《北妹》),贾平凹发表了长篇小说《高兴》,都可以看出与《活着》的一脉相承,在世俗化年代里掀起了重新认识底层民众、重新认识“阿Q精神”的小高潮。是的,儒家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老子》中也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豪言壮语,可尽管如此,“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依然深入人心。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活着不易。

1993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问世了。作家“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44]而这个灵魂决不只是纯洁、高大上的。“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45]由此可见作家其实是延续了“寻根”的思路。小说主人公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儒家活法,却不期遭遇乱世,多经磨难。他待长工鹿三如兄弟;可他的儿子白孝文潜心读书,却先是迂腐,后又放纵,让他失望;他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却在巧取鹿家风水宝地时费尽心机;他坚决维护传统道德,却在惩罚田小娥时下手残忍;他苦苦挣扎,却终不敌世道巨变。小说写出了儒家文化在大动荡年代的坚持与飘摇,也写出了儒家文化的隐忧(坚守传统道德能够抵御外来的诱惑、维护家族的团结么?),还有恒久坚忍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感召,土匪黑娃最后如何可能浪子回头?)。这样的眼光,这样的手笔,才可谓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而小说里饱读古书、一生与人为善的“圣人”朱先生料事如神,也显示了传统文化的神奇: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朱先生关于白鹿原“变成鏊子”的叹息发人深思。小说因此也引起了非议,影响所及,评“茅盾文学奖”时颇不顺,在多年时间里拍电影、电视剧的计划也一再搁浅。[46]一直到2006年才由导演林兆华搬上舞台,2012年才由导演王全安拍成电影,2016年才由导演刘惠宁、刘进拍成电视剧。小说《白鹿原》的畅销与影视剧的千呼万唤才出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与《白鹿原》同年出版也同样畅销的,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小说有“当代的《金瓶梅》”之称。尽管作家自道此书是“苦难之作”,[47]但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还是招致了惊悚的非议,一度被禁。小说主人公庄之蝶这个名字已经昭示了与道家文化的深刻联系,也流露出“我是谁”的困惑:“恍惚如梦,一时倒真不知了自己是不是庄之蝶?如果是,往日那胆怯的他怎么竟作了这般胆儿包天的事来?如果不是,那自己又是谁呢?!”由此使人联想到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蝴蝶》。小说主人公张思远从市委书记到“走资派”的突变也引出了庄生梦蝶的联想:“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蝴蝶》由此开启了一个革命者对革命的反思:革命者是如何在革命中迷失自我的?到了《废都》,一个事业有成的作家,在世俗化浪潮高涨的年代里,身陷情感与欲望的漩涡,不能自拔,为庄生梦蝶的困惑增添了新的忧思:当现代化鼓荡起的人心浮躁、人欲横流、人性退化已经势不可挡时,人的异化还会怎样发展?书中庄之蝶那句“一切都不能挽救了”可算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在1970年代就已迅速弥漫开来的“信仰危机”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世俗化的热闹而消散。官场的腐败无度,文人的放浪形骸,文化的浮华泡沫,环境的危机重重,百姓的怨气冲天,都使深深的失望、戾气弥漫了开来。小说中有一处庄之蝶谈论保健品的兴盛:“这现象倒不是好现象……魏晋时期社会萎靡,就兴过气功,炼丹,寻找长生不老药……”也道出了世道的隐忧,就如同鲁迅当年讽刺过的那样:“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48]“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49]从这个角度看,《废都》是写出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的。

也是在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讲述了两个京剧艺人同甘共苦又爱恨交织的生命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哀婉动人的悲剧旋律和浓厚的京剧氛围。而悲剧的症结在于:真是人生如戏?中国的“戏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那些讲述人生悲欢离合、感慨世道变化万端,最终归于“大团圆”的戏剧,在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的说法尽人皆知,也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人生如戏,不值得认真计较;曲终人散,应看淡世间恩怨。而程蝶衣的情感悲剧不就在于他入戏太深吗?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写出了艺人与戏迷的共同体验:惟其入戏太深,才能体会悲剧的真味!这世间,多少人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也不愿意游戏人生!此片一度被禁映,后因获法国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才准公映,但不能参加大陆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评选。在台湾,《霸王别姬》被列为大陆电影,不能参加金马奖的评选。在香港,《霸王别姬》倒是没禁映,但是不算香港电影,也不能参加金像奖评选,可谓既幸运又命运多舛。陈凯歌一直对拍摄历史题材情有独钟,《霸王别姬》以后还拍过《荆轲刺秦王》、《蝶舞天涯》、《梅兰芳》、《赵氏孤儿》、《道士下山》等等影片,表现出倾心传统文化的情怀。

由此看来,1993年前后,文学界和影视界的“传统文化热”进一步在聚焦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上散发出新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相当深刻的作品不断遭遇禁令,可见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描绘与官方“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号召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还是《活着》、《白鹿原》、《废都》这样的写实之作,都越来越呈现出传统文化的本色来,让人欲哭无泪、百感交集。讴歌与叹息水乳交融,感慨与凝视一言难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社会与人生,从来都是悲喜交织、五味俱全、一言难尽的啊!


    七


在传统文化的回归中,“戏说历史”的浪潮别有看点。

1979年,香港电影《三笑》在大陆公演,立刻风靡一时。唐伯虎点秋香的民间故事经过香港影星的喜剧演绎,给大陆严肃有余的影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到了1993年,香港喜剧周星驰将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进一步拍出了“无厘头”的风格,居然将行为艺术绘画、现代打击乐表演、时装模特步态等等搞笑创意都汇入了故事情节中,使荒唐与搞笑达到了狂欢的程度,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1994年,由彩星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上映,进一步推动了“无厘头”热潮的高涨。故事借《西游记》的故事外壳,融入各种荒诞不经、笑料不断的爱情佐料、奇幻想象、方言杂烩,不断制造出搞笑效果,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2000年大红大紫的网络小说《悟空传》(曾获得过全国第二届网络大赛奖),就显然受到《大话西游》的影响。作者今何在将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改写为一连串忽喜忽悲的人情故事:在唐僧“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的宣言中,写出了个性至上的意志;在唐僧欣赏女色的插曲中,又写出了他的凡心未泯;孙悟空一面降妖除魔,一面也常常发些具有“新人类”口气的感慨:“老孙最恨的就是一片痴心,不知误了多少人性命,偏要一个个打醒!”“老孙最恨的就是规规矩矩,越是动不得的东西,就越是要动一动!”另一方面,一句“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活过来过。从炼丹炉中跳出来的,不过是那太强烈了的欲望”,也解构了孙悟空复活的神话,写出了孙悟空的可怜与悲哀;猪八戒的贪色也被改写成耐心等待了八十万年爱情的痴情人,而它的那句感慨——“俺老妈把俺生下来时,也没告诉俺猪一生的意义是什么?俺正在苦想,一看其他兄弟都先抢着把奶头占光了,才知道什么叫真他妈蠢!”——又多么传神地表达了当代人对于生存竞争的严酷体验!还有小白龙的叹息:“说是到了西天就功德圆满,可是没人告诉我们西天在哪儿啊?”也与西方现代派的悲叹遥相呼应,流露出当代一部分青年的苦闷与迷惘……严格说来,此书写得相当随意、零乱,但却因为作者在改写《西游记》的尝试中写出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人情味”、写出了他们在爱情、奋斗中的无可奈何而博得了一片赞美声。作者将弥尔顿、尼采的诗句引入作品,也给此书增添了一些奇异的现代感。

《悟空传》的成功是二十世纪末因为“王朔热”、“王小波热”而不断高涨的狂欢化思潮的继续。这一狂欢化思潮既满足了世俗化浪潮中大众的狂欢心态,也为“游戏人生”情绪的加速扩散推波助澜。2017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悟空传》上映,为网络上、影视界已蔚然成风的奇幻文艺增添了话题。

另一方面,1991年,由台湾飞腾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古装武侠爱情剧《戏说乾隆》播出,讲述了民间流传已久的乾隆皇帝微服私访、三下江南,了解民情、邂逅爱情的故事,风格诙谐,反响热烈,成为当代“戏说历史”潮流的代表作。此后,根据琼瑶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于1998年问世后很快产生轰动效应,一个与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关的民女寻亲的民间故事,在热心快肠、不断惹是生非的女飞贼小燕子的帮助下,历经磨难,也屡屡喜剧性地化险为夷,终于圆满。接着,该剧第二、三、四部相继于1999、2003相继出台,使《还珠格格》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到了2009年,讲述历史名人纪晓岚与和珅明争暗斗故事的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上映,也以喜剧风格受到大众热烈欢迎。2011年,根据“80后”网络作家流潋紫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因为讲述了清朝后宫嫔妃之间的明争暗斗的故事而声名大噪。这部“宫斗剧”对嫔妃之间残酷斗争的深入刻画与女权主义者张扬女权的呼声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甄嬛传》这样的“宫斗戏”一方面延续了从《雍正王朝》到《还珠格格》的“清宫戏”传统,另一方面写后宫中的明争暗斗。甄嬛在皇后和华妃两方势力的夹击下,虽然小心周旋,仍不得不一次次被卷入你死我活的宫闱斗争中,直至经过命运的大起大落,炼就了权谋,最终成为胜利者。这样的故事,使人联想到赵玫的《武则天》、《上官婉儿》中关于宫廷残酷斗争的刻画。其中,既有权力斗争催人异化的不得不然,也有对于人心较量、妇姑勃豀深入剖析的洞察。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谈及小说创作的初衷时自道:“写《甄嬛传》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怀抱着对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的敬意,写出了那么一个故事。可以说,《甄嬛传》呈现的爱情故事是未婚女性对爱情的一个憧憬吧。”[50]而在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后,她也谈到了自己的期望:“喜欢读历史,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少数极其贤德或是祸国干政的女人留下些痕迹,那些帝王将相身后的女人,多只有冷冰冰的姓氏或封号,连名字都没有一个,她们似乎没有机会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被记录。‘我不喜欢,所以就想自己去写她们的故事,每个坏女人都有她闪光的点;每个好人也有她不堪的一面,我想写写她们的日常。’”[51]“真心希望《甄嬛传》能够打破一些既往作品带给部分年轻人古代很美好、很童话的梦幻,希望能帮助他们摆脱穿越剧给他们带来的穿越避世情怀和幻想,活在当下、学会坚强。真心希望那些因幻想穿越而自残的悲剧不要重演。”[52]这样的立意,又流露出鲜明的女性立场与批判意识。尽管,《甄嬛传》的故事纯属虚构,但后宫斗争的残酷又相当逼真。当作者还原了宫斗的残酷时,她也就写出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引导观众了解女性历史的同时,也拷问女性的阴暗与残忍。而《甄嬛传》对宫斗的刻画居然也以独特的风采走向了韩国、美国、日本,堪称奇观。

从《戏说乾隆》的喜剧风格到《大话西游》的“无厘头”,再到《还珠格格》这样的喜剧,以及《甄嬛传》这样的“宫斗戏”,都充分显示出“戏说历史”的大行其道。而2006年由网络作家宁财神担纲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上映后,也以“后现代”的喜剧风格借一个古代客栈中发生的一系列搞笑故事,表达出现代人的琐碎生活和玩世不恭风格,同时也无所顾忌地讽喻现实。宁财神曾经自道:“大学看的就是王朔和金庸。王朔的小说对我影响最大,王朔的东西我上中学就开始看了”。[53]“我是深受王朔影响,语感和思维方式,王朔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他提供了一种解构庄严的可能性”,[54]由此可见,《武林外传》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高涨的“王朔热”的悠远回声。喜剧精神,化“崇高”、“严肃”为幽默一笑活“恶搞”一乐,是1980年代“王朔热”兴起后文学界、艺术界、影视剧乃至社会生活中非常流行的倾向。这是对于泛政治化刻板风气的拨乱反正,也是民间“找乐”心态的需要。

就这样,在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扬儒家的“忠孝”、“诚信”、“敬业”等等价值观时,大众文化却在戏说历史、追求狂欢、审视残忍方面风生水起。仅此一端,也意味深长:一方面,尽管历史有“高大上”的传统,有无数感人至深的悲剧和正剧,不可轻看,更不可偏激否定;另一方面,中国的百姓最爱看的,可能还是戏说历史的娱乐之作,而这一传统,早在民间关于“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神话、宋徽宗私通李师师、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野史中就已经流传甚广了。在这样的“戏说”中,帝王被还原成为肉眼凡胎的普通人。

                 

   八


说到“传统文化热”,央视的《百家讲坛》功不可没。这套节目得到了广大百姓的热烈追捧,也引发了人们探询历史的热情。

2005年易中天初登《百家讲坛》,开讲《汉代风云人物》,他诙谐幽默的讲史风格,赢得了大众的欢迎。2006年易中天开始“品三国”,其重评历史的新视角、妙语连珠的说史风格,一度被媒体誉为“生猛史学和麻辣史学”。《三国演义》是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其中的人物、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关羽成为“武圣人”,诸葛亮是料事如神的神人,而曹操则是奸雄的典型。到了199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盛况空前,影响广及海外。后来,长篇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的作者唐浩明就曾经谈及《三国演义》对自己的深刻影响:“酷爱读书的少年时代,先是在书摊边租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后来是去图书馆借阅原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那是天底下最好的书。若干年后,当我无意间走进晚清,走进那个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内心里有许多冲动,有许多话要说。当思考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三国演义》,三部历史小说就这样产生了。要说宿命,这就是宿命。”[55]到易中天讲三国故事,还原曹操性格的复杂,替周瑜辩诬,正说诸葛亮,重评司马懿,将三国故事说出了新意。他的《品三国(上)》出版后一个月就卖了100万册,《品三国(下)》十天之内就卖了120万册。一时间,易中天成为“学术超男”。

紧接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底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面世不到4个月,销量达230万册。但伴随着奇迹般的市场销量,这本书的学术性遭到了多方质疑,当时“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中华书局也被牵连“骂战”中,被指“有失水准”。尽管如此,于丹带着听众重温《论语》,使民间掀起一股“《论语》热”、“读经热”,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了2011年1月11日上午,一座总高9.5米的“孔子”塑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56]立刻引来各种议论。后移入国家博物馆雕塑园。此事在当代的“传统文化热”中也耐人寻味。


以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论语〉心得》的热播为标志,“传统文化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场大众的文化盛宴正逢中国经济腾飞、文化影响力广被四海的历史时刻,更显得气势不凡。尽管,伴随着易中天、于丹的大红大紫,也有不同的争鸣声音此起彼伏,[57]但不论如何,因为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绘声绘色的讲评,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普遍高涨了。许多青年学子纷纷穿上“汉服”,礼拜孔子;许多的读经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开办;许多小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回家后帮父母洗脚,践行孝道;一些宣传“女德”的讲座也突然成为“网红”……一时间,好不热闹!其中有赶热闹的心态,也有沉渣泛起的隐患。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反封建”的批判声音也相当强劲。这是“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犹在、新时期“新启蒙”光芒犹在的证明。谁说“启蒙已死”?启蒙万岁!

由此忽然想到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了深挖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子,全国突然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从“梁效”、“罗思鼎”的鸿篇大论铺天盖地发表到各种批孔、讲“儒法斗争史”的政治报告此起彼伏,一直到“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的儿歌广为传唱,孔子及其学说遭到了“五四”以后最猛烈的冲击。没想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了新时期,孔子再次成为传统文化的旗帜,回归当代生活。海内外的“新儒家”为弘扬儒家文化不遗余力。以冯友兰、梁漱溟、李泽厚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与以杜维明、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都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对于当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上推动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 “孔子学院”开始走向世界,从那时以来,已有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注册学员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全球品牌和重要平台。[58]                

                    九


与戏说历史有所不同的,是“草根史学”。代表作是网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2006年3月,一个名叫“当年明月”(真名:石悦)的年轻人,开始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板块连载《明朝那些事儿》,以新鲜活泼的笔法讲述明朝历史故事,很快赢得极高的人气。全书七部于2009年出版后,畅销近千万册,成为“传统文化热”中又一热点。

当年明月出生于1979年。从小喜欢读历史的特殊爱好使他渐渐发现明史的人物最有意思,他们都是好坏都到了极点的人。这样的发现带有相当鲜明的“新生代”色彩:超越传统的历史评价标准(无论是阶级标准还是功过评判),而聚焦于历史人物的个性。他因此开始研究《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国榷》、《纲目三编》,并尝试将自己研究明史的心得写了下来。他曾经自道:“我算是一个比较喜欢历史的人……用流行文学元素和小说笔法来写真实的历史,是我的一个心愿,在这个快餐文化和娱乐文化流行的时代,如果仍旧使用二十四史的写法和论述,相信看的人不会很多,而要让更多的人喜欢历史,

就必须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因为其实历史也是很精彩的。”他表示:“我一定会把流行和草根进行到底!我就是希望能够把历史写得好看,写得精彩,让不看历史和长篇的人也愿意看,让小学生也能够看懂,喜欢看。”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因为《明朝那些事儿》的畅销而得意,而是坦言:“他自己很佩服钱穆,他认为钱穆对历史本质精辟的分析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历代中国政治之得失》在一系列的论据之后给出一个让人惊讶的答案,与之相比,明月毫不讳言自己的差距:‘差距很大,他是着重于历史本质的东西,虽然我的书里也有这样的内容,但跟他还是相差很远。……我的书我希望它能流传很久,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的书卖得很好,但是我一直认为钱穆的书虽然可能一年卖不到100本。而100年以后,钱穆的书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会被翻出来重新出版。’”[59]一位“70后”业余史学爱好者以这一段话表达了对学术前辈的敬仰,实在难能可贵。而他迥异于戏说历史的做法——力图还原历史、又不同于从前史书古板、僵硬风格的活泼文风,也使他在普及历史知识、平视历史人物方面大获成功。从这一点看,他的历史书写与那些注重还原历史真实的长篇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紧接着,在2007年,朱景辉的《清朝那些事儿》出版;2008年,网名“钓雪人”的《唐朝那些事儿》出版。2009年,网名“飘雪楼主”的《汉朝那些事儿》第一卷出版,至2013年出齐八卷,也是一部以活泼的文风还原汉朝历史的作品。作者是历史学硕士,也是从小痴迷历史。此二书影响虽不及《明朝那些事儿》,也都为“草根史学”的影响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具有演义风格的作品的接连出现,虽然不乏出版界“跟风”的因素,但也为进一步掀起大众文化的“历史热”推波助澜。这些书的出版、畅销,与同时“百家讲坛”的热播互为呼应,推动民间的“传统文化热”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一边是戏说历史的电视剧,一边是还原历史的畅销书,都大行其道,赢得了大众的追捧,也丰富了大众对历史的多元化理解。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戏说历史的风气还是明显盛于还原历史的潮流。从《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到《甄嬛传》的轰动效应是世俗化年代大众狂欢情绪的体现,影响所及,一直到《武林外传》和大量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而像《明朝那些事儿》这样建立在研究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潜心写作基础之上的作品,毕竟不多。

中央电视台在2014年推出的《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2016年推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带有大众参与、选秀的盛会,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典文学、民俗文化在民间的深厚基础,鼓动了大众的“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在2018年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上,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为逆袭夺冠的新闻轰动一时。他对诗词的兴趣,从小就有,可谓有缘。小时候,他父亲会把古诗词写出来,贴在厨房的墙上教他念,“那时候父亲希望我成为有文化涵养的人吧,将山川湖海藏于心中。”2003年,他在上海打工,偶然间看到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侠客行》,剧中用了李白的《侠客行》,很喜欢,想要找到这首诗的全文,却苦苦遍寻不得。2004年,他在书店偶然翻起一本专讲诗词格律的书,书里居然有《侠客行》全文,他喜过望,赶紧背下了这首诗。“那时收入不多,舍不得买书,就经常去书店看诗词的书,看一首就背一首,回家再默写下来。如果有个别字句有错漏,下一次再去看,再背。”这样的苦学使人想到古代许多自学成才的学者(例如汉代的王充)。他没有太多别的爱好,喜欢背诵古诗,会背约800首诗词。他说自己喜欢诗词并不是因为诗词营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是诗词宝库中蕴含了太多人生道理,“在诗词里我可以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也能学会如何为人处世。”[60]由此可见,他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发自内心深处。在民间,喜欢古典诗词、热爱写古体诗者,大有人在。这是古典诗词伟大魅力代代相传的有力证明。由这位外卖小哥的酷爱古典诗词,还使人想到2009年那位自学成才、考取复旦大学的三轮车夫蔡伟,他也是酷爱古文字研究,坚持自学二十年,凭着扎实的本事最终进入专业研究的园地。还有2001年南京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作者蒋昕捷,从小喜欢听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后来读了几十遍,很多章节都能熟读成诵。他酷爱文中描写的那个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时代,到高考时遇到“诚信”的考题,居然就以古白话洋洋洒洒写出了一篇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出类拔萃之作,为人称道。还有2009年湖北省高考满分作文——周海洋以102句七言诗歌写成的《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也因为充分展现了一位高中生熟悉历史、擅长写作古体诗的才华而广为人知。这些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文字学的人们,也是传统文化的民间守护者,是无数民间热爱古典文化的人们的代表。

群众性的“传统文化热”在民间水涨船高,从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到古体诗创作蔚然成风,从传统文化讲座遍地开花到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比例大增,从许多小学、监狱号召学生、服刑者为父母洗一次脚到“汉服热”成为新时尚……可谓百花齐放。另一方面,也有书院以戒尺、“龙鞭”、关“小黑屋”等方式体罚学生,美其名曰“古法教育”,还有“女德班”宣传“点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妇道”、“女人就应该在最底层”、“女性穿着暴露,是上克父母、中克丈夫、下克子孙的破败相”,“女人不能换男人,这是保持种族的纯洁”等等封建道德,理所当然激起一片声讨,也充分表明,在经历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洗礼以后,封建主义的陈腐道德观念企图悄悄复活,注定是徒劳的。

重要的是,这场全民的“传统文化热”如何避免三个误区?

一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的文化热潮,常常呈现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特点,也惟其突如其来,所以才难免大起大落。当年狂热的“破四旧”、“批孔”,都有来势汹汹、草草收场的特点。到了新时期,多元文化思潮此起彼伏,“寻根热”也给人以昙花一现的短促感(虽然事实上,“寻根派”中不乏一直深入开掘“寻根”主题的作家,如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等等)。“百家讲坛”盛况空前,不久也辉煌不再。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的普及、重新发现、推陈出新深入、持续、常态化地开展下去?值得研究。

二是将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宣传片面化。“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辨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种美德(从耕读传家、闻鸡起舞、知书达理到克己奉公、淡泊明志、宠辱不惊……),但也常常有美德的异化(如“孝”异化为盲从、“忠”蜕变为狂热、“义”堕落为鲁莽、“礼”演化为繁文缛节……);更有嗜赌、贪杯、贪图不义之财、不讲公德、蛮横任性等等痼疾,作为“国民的劣根性”的表现代代相传、绵绵不绝。虽然,民国时期已有过“新生活运动”,革命年代也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热潮,[61]1980年代也兴起过“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62]1990年代,“讲文明、树新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活动广泛展开,还有2016年启动的“厕所革命”迅速发展……然而,成就巨大,问题也仍然普遍存在。在普及传统文化教育时应该适当加强辨别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教育,无疑十分必要。正因为如此,文学“寻根热”的倡导者韩少功在他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中表达了对民间迷信、造神、械斗、苛求等等“劣根性”的批判;评论家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一书(三联书店2010年版)中批判了《三国演义》中的权术、心术、阴谋、计谋,充满机心,还有《水浒传》中的残忍、嗜杀、大男子主义和专制人格,也发人深思。

三是在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宣传中,不可忽略对于西方文化影响的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离不开西方文化、西方科技的影响。“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的西方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西方科学技术与生活方式也已经给当代人的思想、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有些人常常别有用心地提出“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口号,值得警惕。即使是在政治高压、思想禁锢、文化倒退的年代,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政治学、文学书籍还开启了了解西方的窗口,毛泽东还有过与尼克松会见、谋求世界政治格局改变的谋略,可见中国与世界已不可分割。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而那些口口声声“不过圣诞节”、“抵制洋货”、“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愤激言论,到头来除了散布紧张气氛,其实动摇不了开放年代的大势所趋。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热”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对传统文化都有根深蒂固也相当复杂的情感。想当年毛泽东既反孔又喜欢《红楼梦》,看今朝老百姓既热爱“武侠风”也追捧“帝王戏”,文学家“寻根”既指向民间文化又富有士大夫的浪漫情怀,都表明:传统文化丰饶而庞杂,具有不同心理素质、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的人们,会根据各自的喜好有所择取、有所杂糅、有所利用、有所摒弃。这意味着: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芜杂的系统,内部充满矛盾也彼此勾连——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流”,为人生的可进可退可攻可守提供了灵活的应对策略;“崇文”还是“尚武”、“耕读”还是“为官”、“进取”还是“隐逸”、“谨慎”还是“狂放”、“忧患元元”还是“乐以忘忧”、“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一个人可以“儒表法里”,也可以“儒表道骨”,还可以“出道入佛”,或者“亦儒亦道亦释”,一切依时而变,“到哪座山上唱哪支歌”,充分显示了心思的灵活、应变的从容。这是中华民族能够挺过一次次灾难考验的根本所在吧。

而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传统文化如何在与西方的碰撞与融合中激荡出新的浪花、催生出新的亮点,或者暴露出哪些新的问题,都有待于持续的观察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见陈虹:《从电影〈大风歌〉的停拍而引出的思索》,《艺术百家》2002年第4期。

[2] 抗日战争期间,关于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出现了一个热潮: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都是有影响的力作,都在剧作中寄寓了借古讽今的匠心。

[3] 杨子:《颜海平:从〈秦王李世民〉开始的“旧邦新命”写作》,《上海采风》2011年第12期。

[4] 《给巴黎的一封信 ——〈金瓯缺〉书简》,《海峡》1981年第1期。

[5] 《1984年:小平爱看大家都爱看的金庸小说从此风靡大陆》,《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8日。

[6] 严家炎:《探讨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北京日报》2001年4月9日。

[7] 《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第2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8]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

[9]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10] 《关于〈受戒〉》,《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1] 《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12] 《土著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13] 《变革声浪中的思索》,《十月》1984年第6期。

[14] 白描:《趣味贾平凹》,《作家》1991年第1期。

[15] 《四十岁说》,《坐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6] 《西安这座城》,同上,第177页。

[17]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同上,第217页。

[18]  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作:继承和创新》,《作家》1996年第7期。

[19]  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坐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20] 见《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21] 同上,第38页。

[22]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23] 参见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 《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25] 《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26] 《京华夜谈》,《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178页。

[27] 《京华夜谈》,《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80页。

[28] 见赵毅衡:《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近期剧简论》,《今日先锋》(7)。

[29] 吴越:《追忆黄裳:用大专家底子写文学家美文》,《文汇报》2012年9月6日。

[30]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1] 林伟平:《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32] 韩少功:《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33] 《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34] 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28日。

[35] 早在1937年,宋之的著有话剧《武则天》。1939年,柯灵编剧的电影《武则天》上映。1957年,林语堂著《武则天传》出版。1960年,郭沫若发表话剧《武则天》剧本。1990年代中,张艺谋曾有意拍电影《武则天》,约了赵玫、须兰、苏童、格非、北村等作家写同题小说《武则天》,一时盛况空前。可参看刘传霞《20世纪文学叙事中的武则天》,《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武则天一直成为文学的热门话题,与她的传奇经历、复杂性格都很有关系,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女性解放思潮和作翻案文章的思潮在文学上的大行其道。

[36]赵玫:《关于那个女人》,《上官婉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8、12页。

[37]凌力:《天子——孙子——孩子》,《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38] 《陈翔鹤选集·序》,第3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9] 《历史小说创作回顾》,《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40]引自董之林整理:《叩问历史,面向未来》,《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41] 《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6期。

[42] 《〈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43] 《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44] 《关于〈白鹿原〉的问答》,《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45]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46] 《广电部副部长王枫明确表示〈废都〉〈白鹿原〉不能上银幕》,《文摘报》1993年12月12日。

[47] 《废都·后记》,《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页。

[48] 《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

[49] 《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

[50] 《流潋紫:从没觉得〈甄嬛传〉特别成功》,《山东商报》2017年3月19日。

[51] 《流潋紫:甄嬛如懿背后的双核女人》,《北京日报》2016年12月14日。

[52] 《东方卫视专访流潋紫:〈甄嬛传〉原著释疑三争议》,http://ent.163.com/12/0401/10/7U0HOIUN00031GVS.html

[53] 《编剧宁财神谈成长历程:作编剧拼的是命》,《新京报》2007年1月19日。

[54] 《宁财神:王朔教我解构庄严,说理应保持娱乐性》,http://ent.ifeng.com/fcd/special/ningcaishen/news/detail_2013_08/19/28786221_0.shtml

[55] 《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56] 《孔子塑像成天安门新地标 据称意义非同一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月18日。

[57] 如程亚林就在《易中天〈品三国〉品得不公》一文中指出:《品三国》“为维护曹操形象,已陷入思路混乱、立场不明的困境;为曹操“真小人”的表现大唱赞歌,更叫人惊诧莫名,恐怖满怀”;“扬曹操,抑祢衡,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气味”,云云。(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58] 根据教育部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京发布《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7)》白皮书。

[59] 许杰:《当年明月:历史可以更好看些》,《钱江晚报》2007年1月8日。

[60] 李夏至:《外卖小哥〈中国诗词大会〉夺冠:在诗词里作个侠客》,《北京日报》2018年4月5日。

[61] 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则指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62] 所谓“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原稿于《名作欣赏》2019年2一5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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