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的源与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0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16: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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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 (进入专栏)  

  

     一


   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热”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一波“传统文化热”无论就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可能是空前的。对于这一波热潮,有人热烈欢呼,也有人忧心忡忡。这一股热潮的功过是非,一言难尽。而如果我们蓦然回首,看看这一波热潮兴起、高涨的来龙去脉,我们是可以得到丰富的启迪的:一来,这一波热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丰富与复杂,因此,弘扬也罢,质疑也罢,都显得简单化了;二来,这一波热潮是伴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这一提升甚至早就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出来:一是在“红色的1960年代”里中国的革命试验对于西方的革命浪潮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是中国与美国为了共同利益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而不断高涨的,因此,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渐渐复兴就具有了新的意义——从“功夫”到美食,从“京剧热”到“汉语热”……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产品在风靡国际的进程中已经深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这些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元素无须“弘扬”,也使得“批判”黯然失色。文化自有文化的特殊魅力;三来,这一波热潮是在一场对于传统文化大摧残、大破坏以后,由各方面的文化人(从作家到电影人,从学者到大众)不约而同去恢复、发掘传统文化不可能被摧毁的恒久魅力的结果,那些有口皆碑的文化产品凭借超凡的魅力赢得了众人的青睐,直至国际的赞誉。这,是明显不同于当年那些遗老遗少捍卫“国粹”的热情的。在一个开放的年代,百花齐放,百美争艳,大众自有不受意识形态或高深学理干扰的识别力、兴奋点。因此,当今的“传统文化热”更富有大众性、时尚性。

   这样,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当代“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历程及其万千气象了。

  

  

    新时期伊始,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声浪此起彼伏,蔚为壮观。而这时,传统文化的回归也别有洞天。

   在文学界,一批描绘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6年并在两年后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冥冥中成就了一段文学传奇:将“文革后”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勾连起来。《李自成》的创作填补了“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小说一直缺少长篇巨著的空白,也开辟了历史长篇小说为农民起义英雄作传的道路。其中虽然难免那个年代里“塑造英雄人物”的政治烙印,但书中对宫廷生活、战场厮杀、三教九流人物命运的刻画还是引人入胜的。此后,刘亚洲在1977年出版关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长篇小说《陈胜》,冯骥才、李定兴也在1977年出版了描绘清末义和团运动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凌力在1980—1981年间出版了描写清末捻军故事的长篇小说《星星草》,杨书案1981年出版描写唐末黄巢起义往事的长篇小说《九月菊》,都是新时期伊始时代巨变时的一大看点。可以说,后来持续升温的“长篇历史小说热”正是从这些讴歌农民起义的作品开始的。那个年代的历史小说虽然难免打上当时讴歌农民起义主旋律的烙印,却也显示了一批作家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才华。一直到2000年,由张笑天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隆重上映,显示了农民英雄叙事的生命力犹在。关于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一直有各种说法,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好得很”到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以及当代学者对农民起义的种种非议,都各有其据。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成功也在于真实还原了太平天国悲剧的“内讧”过程,写出了太平天国领袖的致命错误。然而无论如何,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其历史意义不容轻看。虽然大多数农民起义最终都成为新王朝改朝换代的先驱,即便是刘邦、朱元璋这样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帝王的平民也在登基的道路上完成了平民到帝王的蜕变,但农民起义毕竟昭示了反抗暴政的诉求,昭示了农民绝不仅仅是顺民的勇气与烈性。从这个角度看去,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故事也是当代历史长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历史剧的上演兴盛一时,别是一番风景。1977年,陈白尘的历史剧《大风歌》写成,1979年隆重上演。此剧重现了汉朝初年刘邦去世后,以周勃、陈平等老臣与吕后之间的权力斗争,突出“安刘除吕”的正统思想。作家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借历史上那场斗争,照出企图篡权的“四人帮”的野心。因此,此剧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也招致了非议:认为该剧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1]这样的非议耐人寻味,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在“清宫戏”大红大紫之时,评论界还有类似的质疑之声。然而,此剧应和了“文革”结束后的民心所向,影响巨大,成就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学史上,此剧可以说上承历史剧《海瑞罢官》,下启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在“农民起义故事”与“帝王故事”之外,自成“名臣故事”一脉,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热”的人物画廊。联想到陈白尘在1936年出版的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1937年发表的历史剧《金田村》这两部描绘太平天国风云的历史剧,1954年出版的讴歌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的电影文学剧本《宋景诗》,是可以清晰看出一条通过历史剧创作表达作家借古喻今、感慨历史的历史观的。而《石达开的末路》在就曾受到过“莫须有”的批判。[2]

   与此同时,郭沫若写于1959年的历史剧《蔡文姬》也于1978年重新上演,产生轰动效应。此剧借文姬归汉的故事,旨在“替曹操翻案”,显示了郭沫若的才华与精神。此后不久,复旦大学学生颜海平编剧的历史剧《秦王李世民》于1981年上演,也因为成功塑造了李世民的明君形象,揭示了“君位与民意的关系”、“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可能”而好评如潮。[3]

   这些历史剧,连同当时解禁的一批历史题材电影(如电影《林则徐》、《甲午风云》等)的复映和引进的香港历史电影(如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上映,彼此呼应,一时蔚为壮观。一直到1983年,谢晋导演了电影《秋瑾》,1997年,谢晋为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导演了电影《鸦片战争》,都彰显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而从《林则徐》、《甲午风云》到《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和《秋瑾》、《鸦片战争》,都因为聚焦晚清的民族耻辱而引人瞩目。它们共同唤起了国人的痛苦记忆,同时也表明:写帝王将相,不一定就是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证明。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海一位业余的历史小说作家徐兴业。他的长篇小说《金瓯缺》缘起于抗日战争的烽烟中,可谓酝酿已久。小说描绘了北宋、辽、金之间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气势恢宏,无论是写宋朝统治者的懦弱无能又醉生梦死,还是刻画以马扩为代表的热血志士的悲剧命运,都笔力遒劲。小说不仅从宫廷生活到战争场面,写得气象万千,而且在描绘宋军抗辽的战局时写出双方将领的英雄气概与精心谋划,显示出对爱国主义的新理解,难能可贵。因为古代中国由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华夷之辨”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多民族大家庭”理念也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于是,能否公正评说炎黄子孙之外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及其业绩,也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昭君出塞是写得悲悲戚戚还是豪情万丈就牵涉到历史的敏感处。《金瓯缺》在讴歌马扩的英雄性格的过程中,也写出了他对“官家”从忠诚到怀疑的心路历程,可谓耐人寻味。作家曾经自道:“选择马扩为小说主角,当时的意图是明确的,是要谴责领导抗战无方,甚至暗中活动投降的国民党政府,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产生无数个马扩,为抗日战争增添力量。四十年前的想法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改变,今天我之所以仍要续成这部小说,是因为我认为在国家机器完全消亡之前,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我国受到敌人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利用小说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年轻读者保卫祖国领土的责任感仍然有其必要性。”[4]这是几十年不变的爱国心、文学志,证明着当代历史小说与抗日战争的精神联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该书第一、二卷,至1985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齐第三、四册。小说在作家离世后的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从萌发于抗战时期到写成于1985年,一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曲曲折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可谓不易。一来那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主题相当特别,不同于那一批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二来那历史观的特别,写出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显示了开阔的历史视野。从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必须写出王昭君赴匈奴和亲的自愿到徐怀中的电影《无情的情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因为触及西藏婚俗的敏感而被禁,都是令人叹息的教训。而《金瓯缺》既刻画了宋朝的马扩那样的民族英雄,也描绘了辽国的耶律大石那样的英雄人物,从而写出了“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恢弘气度;三来作者长期默默写作,不求闻达,不计得失,持之以恒,令人想起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曹雪芹“披阅十载”著《红楼梦》的士大夫传统。《金瓯缺》因此而独具风采。

  

  三

  

   “武侠热”,是新时期伊始传统文化回归的又一个亮点。

   其实,早在1963年,就有一部电影《飞刀华》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电影讲述了一位民间江湖艺人华少杰(艺名飞刀华)的坎坷成长经历,主题虽然是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讴歌新时代的光明,可因为电影上映以后许多青少年模仿电影中的飞刀绝技,导致一些伤害事件的发生,很快就禁演了。然而,民间习武的人依然默默发展着自己的爱好。

   到了新时期,“武侠热”忽然兴起。1980年,电影《红牡丹》、《黄英姑》的上映唤起了观众对传奇女侠的记忆。1981年,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大陆热播,更使津门大侠霍元甲的爱国情怀、高超武功光焰万丈、轰动一时。接着,电影《少林寺》、《武当》相继上映,为“武侠热”的升温推波助澜。由此可见,影视剧创作者对武侠题材的追逐掀起了大陆“武侠热”的第一个潮头。这是耐人寻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崇文为主。民间虽然一直有尚武之风,但“侠以武犯禁”,在和平年代,武术主要用以强身健体。然而,随着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高潮到来,以“金庸热”(包括金庸武侠小说的持续畅销和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的持续热播)为代表的武侠文化热终于空前高涨。在武侠小说中得到充分张扬的浪漫情怀、英雄崇拜、江湖义气、爱情梦想,不仅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尽情飞扬,而且在世俗化浪潮更加高涨的1990年代以后也没有消亡,甚至是与时俱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观众,心存梦想。

   “金庸热”的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因此格外引人瞩目。

金庸本是大陆人。在大动荡的年代去了香港办报。不久以后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在十多年时间里,写出了十五部别开生面的“新武侠小说”,一边继承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快意恩仇的浪漫风格,一边也描摹人世沧桑、历史烟雨,更兼笔酣墨饱,意境深远,才在众多武侠小说高手中独占鳌头。有资料表明:“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出版高峰,可以说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两年出版的。”虽然,“7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使得当时的‘新闻联播’特别举此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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