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野性的记忆为什么绵绵不绝?

————当代文学主题学研究笔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18: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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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 (进入专栏)  

  

   摘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既有温柔敦厚、清静无为的精神,也有尚争、好斗的风气。体现在史书、文学作品中的野蛮叙事、欲望叙事都昭示了中华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当代诗歌界此起彼伏的粗鄙风、小说创作中的欲望叙事与暴力叙事,代表了当代文学的野性主题、狂放风格。这一主题既与西方文化中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野性叙事、狂放风格。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和问题是需要我们正视和思考的。

   关键词:当代文学主题;文化传统;野性叙事;狂放人生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不仅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四大发明”,还以琳琅满目的美食、丝绸、瓷器、诗词、书画、园林、武术、风水……令人惊叹。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农民暴动、集体械斗,也显得格外频繁、格外残酷。中国的古典名著中,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上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集团斗争激烈残酷的真切写照。由此,其复杂性、矛盾性可见一斑:既热爱生活,又充满苦难;既向往和平,又频繁斗争。尽管儒家文化一直推行“温柔敦厚”的“礼教”,道家文化崇尚“无为”,佛教文化信仰“普度众生”,可自古以来的各种矛盾、斗争仍然绵绵不绝。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频率之高,举世罕见。这一发现与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最能忍耐的说法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孙犁先生也曾经指出:“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说法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著名感慨。那么,在当代文学中,作家对“野性”主题的表现与思考呈现出怎样的景观呢?这样的表现与思考又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怎样的素材呢?其实,历史上早有记载:中华民族素有“尚争”的禀赋——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到孔夫子因为反对弟子冉求支持变法而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历史记忆,从强者“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道到民间“一山不容二虎”、“人活一口气”的争强好胜心态,一直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浪漫论断,都充分证明了“尚争”的传统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种种斗争是中华民族(也是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分外惊心动魄、也因此而千回百转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关于“窝里斗”是“中国人的重要特性”的说法也流传甚广,深得认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常常难免,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我们的史书中、现实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常常显得那么突如其来,而且出人意料地激烈、残酷?文学中野性叙事的绵绵不绝显然昭示了“国民性”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  诗歌创作的野蛮化倾向

  

   新时期,在思想解放的宽松氛围中,曾经被压抑的种种情感(从“小资情调”到“农民意识”,从“个人主义”到“虚无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然而,就在人们满怀梦想的1980年代初,悲凉、躁动的“世纪末情绪”也悄然扩散了开来。先是新一代诗人的野性呐喊:“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诗人与探险者、偏执狂、醉酒汉、臆想病人、现代寓言制造家共命运”;“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就“撒娇”……《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敏锐捕捉到这些躁动的情绪,联袂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在这次大展中,有的诗人为惊世骇俗而口出狂言:“真理就是一堆屎/我们还会拼命去拣”(男爵《和京不特谈真理狗屎》);“我们把屁股撅向世界”(默默《共醉共醒》);“魔鬼之子在投胎/那就是我们!”(海上《野失》)“我们病了我们病了我们病了”(胡强《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 “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烧焦的指纹/在女人的洞穴里浇铸钟乳石”(唐亚平《黑色洞穴》)……这些毫无诗意、野性十足的句子充满了粗野、狂暴的情绪,诗人们在亵渎诗神中尽情宣泄堕落的快感,张扬赤裸的欲望。尽管不乏批判的怒喝,可一直到2000年的“下半身”诗歌浪潮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野性的张扬。那么,诸如此类充满叛逆情绪与野性话语的情绪表明了什么?

  

   虽然“十年浩劫”已经过去,生活已经回归正轨,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闷。在“十年浩劫”中,就产生了“手抄本”《少女之心》那样的淫秽作品,表现出窒息不了的欲望冲动。到了“伤痕文学”的浪潮中,也产生了一些“另类”作品,其中,既有王靖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那样涉及个别领导干部犯罪的敏感作品,也有一些描写格调低俗的作品(如李剑的《醉入花丛》等),都受到了此起彼伏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激起一部分文学青年的不满与叛逆。此外,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不同人生观的争鸣,也喊出了一部分青年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的心声。诸如此类的“世纪末情绪”,明显不同于思想解放带来的欢欣气氛,也迥然有别于主流文艺执着“反思”与“改革”的正路,而更近于尼采“上帝死了”的狂言、“垮掉的一代”的嚎叫。

   尼采,曾经是鲁迅的知音。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开篇引尼采的话作为题记:“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新源是什么?是“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这正是鲁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不克厥敌,战则不止”。鲁迅以此为“精神界之战士”呐喊。一方面倡导“蛮野”“好战”的“摩罗诗力”,另一面又止于“不如野兽”,高扬起“独立自由人道”的旗帜,充分体现出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以及那个启蒙年代的精神品格。到了1980年代,“尼采热”应思想解放之需求,勃然兴起。多少青年在“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时,选择了狂人尼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不少青年继承了尼采的“蛮野”“好战”,却好像对成为“精神界之战士”没什么兴趣。在思想解放的同时,被长期压抑的人欲也空前高涨。于是,才有了诗歌界的狂野、粗鄙浪潮。尽管有学者指出:“反对引进尼采主义,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哲学一旦和中国封建政治中本来就有的唯我独尊、毫无原则的权势欲望结合,会导致非常可怕的价值趋向”,尽管也有思想家坦言:“尼采那种个人主义,那样一种高高在上蔑视群体的贵族派头……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可尼采的狂放毕竟为那一代青年提供了特别刺激的精神食粮,为他们的叛逆、呐喊、张扬自我提供了旗帜与武器。

在中国诗歌史上,这个时代的狂放、粗野诗风也许空前绝后。

  

  

二  小说的野蛮叙事



   如此说来,思想解放也自然导致了人欲横流。欲望叙事成为野性喧哗的另一种形态。这不仅是欲望向主流文化发起的挑战,也是青年文化(包括充满虚无主义色彩和标新立异风格的“现代派”文化,以及渴望巨变、渴望成名的躁动心态,还有王朔式“躲避崇高”的玩世情绪)在多元文化中占有不可忽略地位的表征。

   欲望叙事因此成为从“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到“新写实小说”(从刘恒的《伏羲伏羲》《虚证》到苏童的《妻妾成群》《罂粟之家》)再到“性文学”(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一直到贾平凹的《废都》、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共同主题,从激情涌动的1980年代一直延伸到世俗化浪潮高涨的1990年代。欲望,是人生的基本主题。而当作家们写出贫困也窒息不了的欲望、礼教也驯服不了的欲望时,他们就写出了生命意志的强大、野蛮。于是,渲染暴力的作品也渐渐多了起来——从“先锋小说”中马原的《错误》、莫言的《枯河》,“新写实小说”中苏童的《少年血》、余华的《现实一种》,还有王朔的《动物凶猛》,到“知青文学”中老鬼的《血色黄昏》,加上2000年以后以写犯罪人生见长的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第三棵树是和平》《太阳黑子》,还有邵丽反映当代乡镇尖锐社会矛盾的《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等,都常常写到少年的冲动、家庭的暴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残酷冲突,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犯罪冲动。读这些作品,也都可以引发对于人生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打打闹闹、甚至生死打斗中,埋藏着怎样的情感之谜啊!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可事到临头了,还是免不了冲冠一怒、挥拳动粗。这是怎样的活法!此外,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中对动荡年代里家族斗争、匪患、民变的暴力叙事,也都凸显了暴力在社会生活、民间历史中的特别意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另一类野性叙事——革命叙事。从1980年代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到1990年代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再到2000年都梁的《亮剑》,都显示了当代作家在写革命战争的历史、革命军人的命运方面,为重新认识革命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革命者的个性,写出不同于从前的革命史故事的新篇章的探索。在这些作品中,野性叙事是与英雄气概紧密相连的。虽然《灵旗》《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那样的作品写出了个人在历史悲剧中的渺小,但是《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和《亮剑》还是写出了普通农民在战争中成长、在重重危机中挥洒粗放的英雄豪情与农民本色的辉煌篇章。细细辨来,权延赤的《狼毒花》因为成功塑造了一个十三岁杀人,十八岁闯世界,后来被八路军收编的青年,在战争中屡建奇功,却一直不改嗜酒好色的本性,哪怕因此屡受处分也乐此不疲,如此特别的“革命军人”形象,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严肃的军纪,严厉的处分,为什么就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本性?而当作家写主人公常发甚至常常凭借自己嗜酒好色的天赋而为革命作出了其他人不理解的特别贡献时,也就进一步揭示了道德与功业之间阴差阳错的微妙关系:有些功业也许是循规蹈矩的人难以建立的——从秦始皇、汉武帝的霸业到隋炀帝开京杭大运河,从韩非子的法家理论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再看《父亲是个兵》,作家浓墨重彩写出了自己的父亲、一个老红军独特的革命经历:他率性而活,为逞个人的英雄气而拒不服从军令,战后受到撤职的处分,却依然在回乡时像当年指挥作战一样指挥故乡的农民拦路抢了两车化肥。作家因此写出了父亲的个性:“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他参与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却并没有因此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之“无产阶级化”。那是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野性与血性,既可以读作“英雄气”,某些时候似乎也可以读作“野性”吧。 如此说来,谁又能说中国农民最能忍耐压迫与剥削?还有《亮剑》中的八路军团长李云龙,不也是野性十足吗?他就“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认为“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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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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