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 次 更新时间:2015-03-05 22: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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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  

   诗经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学者所处时代不同,哲学、政治和学术观点有所差异,对若干课题的研究互有歧见,形成长期聚讼纷纭的公案。经过千百年的争论,有些公案已经解决(如诗全部入乐问题);有些公案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多大研究价值(如五际四始);近几十年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四大公案:孔子删诗问题;《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商颂》的时代问题;《国风》作者与民歌的问题。本文的任务是将这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进行简要的梳理,荟萃众家之长,求同存异,试图总结出可以较为普遍接受的认识,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一、孔子删诗公案

   春秋末期孔子办学,曾经从古代文献中整理编纂包括《诗》在内的六种教材。关于孔子如何整理《诗》,《论语》中只有简略的记载:“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此外《论语》还记述孔子论《诗》、推行诗教的言论行事十多条。孔子称“诗三百”,其他学派的典籍中也称“诗三百”;《左传》所记春秋各国应用的诗三百多篇;《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在鲁观周乐,《诗》的体制和编次与今本《诗经》大致相同,其时孔子只有八岁。从以上可证,在孔子之前已有编次规模和今本《诗经》大体相同的传本。

   西汉确立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性,把孔子偶像化,把孔子整理编纂的教材神圣化,《诗》成为孔子教化天下的经典。司马迁根据当时传闻,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述:“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司马迁说孔子从三千多篇古诗中去重、正乐并选择可宣扬礼义的三百○五篇编成《诗经》。这个记述与西汉推行经学的政策和理论相一致,又记载于权威性的正史,几百年相传无人疑议。直到唐初孔颖达为五经作疏,开始怀疑司马迁记述失实:“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1〕但汉学家仍因循删诗之说。

   宋代兴起经学的怀疑学风,宋儒严格地强调纲常礼教,认为《诗经》中有大批“淫诗”,“若以圣人删定”,则借圣人之名传播“恶行邪说”〔2〕,所以不能承认孔子按礼义标准删诗之事。 从此展开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

   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八百余年。大体上说,在宋代,宋学派持非删诗说,汉学派持删诗说;到清代,清今文学派持删诗说,清古文学派持非删诗说。他们争论激烈,聚讼难决,双方都把这场公案提到“捍圣卫道”的原则高度。主删诗的一派,竭力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和罩在经书上的灵光,以清•皮锡瑞的论点最为典型,他说:“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3〕非删诗的一派则认为,若以“淫奔”之诗乃经圣人手定, 贻害无穷,也玷污圣人灵光,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王柏,他抡起板斧砍掉《诗经》三十二篇,说是代圣人删诗。但是,孔子究竟删诗没有,历史留下的直接记述太少,两派都以自己的论点去解释那几句简约的文字,并从各处搜求旁证。应该承认,两派的论点和论证,都有一定道理,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部分,但都缺乏可以确立己说的充分论据和圆满论证,又都竭力排斥对方观点,掺杂师法门户的宗派偏见。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历史上这场公案的实质,是封建经学内部为“捍圣卫道”、“昌明经学”以推行封建教化所进行的争论。如果跳不出封建经学的圈子,眼界不能开阔,继续纠缠于古诗的数量和编订的具体细节,停留于辨析两派各种论点的是非,在没有发现新资料的前提下,那就再争论八百年,也是说不清楚的。

   “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完成的第一项重大成绩是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圣人”、“圣经”、“圣道”、“王化”这些由封建经学以神圣字眼构成的精神桎梏,被“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狂飙一扫而光。在“五四”前期“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的思潮影响下,胡适、冯友兰都说“孔子没有删诗”;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说:孔子“只劝人学诗,并没有自己删诗。”钱玄同说得更明白:“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所以他干脆说:“《诗经》这书的编纂与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4 〕这个论点的偏激,典型地表现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先驱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当“五四”的狂飙过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学者冷静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检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重新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孔子不是神圣,不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却是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古文献整理专家。在现代回顾孔子删诗的公案,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实质上只是一位教育家和经他编选的一部教材的关系,一位古文献整理专家和他所整理的一部上古文献的关系。这样,现代学者完全可以从新的角度来清理这一公案。

   从三十年代开始,学者们着手梳理过去争论的脉络,扫除“圣道王化”的迷雾,剔去臆断的偏激之词,而综合双方可取的论点、论据,首先肯定孔子整理《诗经》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功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说孔子从三千篇诗删成三百○五篇不可靠,但孔子“保持原来的文辞,删去芫杂的篇章……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以保存。”〔5 〕郭沫若则从《诗经》创作时代绵长,产生地域辽阔,而其形式和内容比较统一,肯定它经过总的编辑加工和删改,这整理删改者可能是孔子。〔6 〕匡亚明著《孔子评传》〔7〕,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意见。这些立论谨慎、 稳妥的概括,长期为大陆学术界所接受,基本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诗经》简介,都采取这一折衷众说、求同存异的说法。

   七十年代后期起,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春秋时古文献和《诗经》流传的情况,研究孔子整理古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全面探讨《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以此为题的专论达数十篇之多〔8〕。由于以新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审视, 使这一公案取得更大的进展。

   总括近十余年的研究,基本认识如下:

   一、《诗》在孔子以前二百多年即春秋时代已在各国流传,并普遍应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是贵族学校的必修科目,因而可以肯定必有传本。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访鲁观周乐,可证明当孔子八岁时已有编次和篇数与今本《诗经》大致相近的传本,“诗三百”是它的规格和通称。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保存在各国公庭和贵族那里的《诗三百》和其他文献散佚,习演的乐队瓦解而各奔西东〔9〕, 即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孔子爱好古代文献,向往西周礼乐盛世,长期搜集散佚的传本,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他对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传本,比较鉴别,进行了正乐、语言规范化、去重和编订。这些,从《论语》的记述和《诗经》的内容及其形式的统一,完全可以证实。

   二、所谓“正乐”,即孔子自己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按乐曲的正确音调校正音律,并进行篇章编次的调整,《雅》诗归于《雅》这一类,《颂》诗归于《颂》这一类。《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他确实按乐曲分类进行编订。

   三、所谓语言规范化,即《论语•述而》所记“皆雅言也”。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在当时只有抄本,十五《国风》又是土乐,其文辞必然古语、方言、俗语错杂。孔子运用当时的“雅言”(标准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这是作为教师的孔子,对用作教授学生的教材,必然要做的工作。为了规范化,对某些文字和语法作必要的加工和改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四、所谓“去重”,即“删去芜杂的篇章”。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说:“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孔子搜集到散佚的许多传抄本加以校勘,删汰重复芜杂。《史记》说孔子从三千余篇去其重,汉•王充《论衡•正说》也说:“《诗经》旧的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都指的是从各地搜集到的各种抄本(版本)的重复芜杂的总篇数,孔子仍按原来通行的编次和规模,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来。由此可见,删,可以有多种情况,删篇、删章、删句、删字,都可以用这个“删”字,在这个意义上称孔子删诗,并无不可。以《左传》引诗为证,确有《左传》引录的诗,因内容重复而今本《诗经》未录者;也有《左传》引的诗,句子多于今本《诗经》者,无疑经过删汰。

   通过以上考察,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孔子是否按礼义标准选诗。——这个问题,只有从孔子对《诗》的内容的评价和他整理古文献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

   孔子自己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可见孔子认为三百篇的内容都归于正。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以事父,远以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诗经》的内容符合孔子的思想标准,据他的评论,《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些自由恋爱和怨刺之作,也可以知风俗、考得失,为推行德治之所需。孔子编订的《诗》,无悖于他所倡导的礼义。

   孔子曾说明他整理六经的三大原则和方法,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尊重并热爱古代文献,只是传述它们,而不创作和增添新的内容。我们可以相信,经他整理的《诗》保持了原来的“诗三百”的编次、内容和表达风格,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并且通过他的整理,完成了质量提高的新版本。二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诗经》中没有鬼神迷信的妄诞内容,没有破坏社会秩序、鼓动造反的内容;即是为“观民俗”而采录的情诗,“发乎情而止于礼义”;那些激切的讽喻诗和怨刺诗,也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异端,指与他的学说不相容的对立学说,在《诗经》中的确没有体现。综上所述,孔子的“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代作”,通过《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表达他的哲学、政治和艺术观点。

   近十几年,关于孔子删诗的公案,通过开拓视野,全面地研究《诗经》与孔子的关系,大家的认识已经趋向明朗化了。

     二、《毛诗序》公案

   《毛诗序》是为《诗经》各篇所作的题解,每个研究者都必然对它有所评价和取舍,所以关于它的聚讼最纷杂,头绪最繁多,争执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从汉代到现代,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商榷”、“考辩”。争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毛诗序》的作者、时代以及对他是尊还是废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派生的其他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毛诗序》的作者是谁?本世纪初期胡朴安《诗经学》列举十三家之说;本世纪中期张西堂《诗经六论》列举十六家之说。我们无须再一一辨析各家已万千遍征引的说词,而换个角度,从考察争论的来龙去脉入手。

汉代传《诗》多家,都有序,《毛诗序》是汉代各家《诗》题解的一种。古文《毛诗》的最初传授者毛亨,是荀子的学生,自称荀子得自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以《毛诗序》最初署名“卜商序”,或称“孔子嫡传卜商序”。今文经学派传《鲁》《齐》《韩》三家诗,为了维护学术统治地位,攻击古文《毛诗》不是先秦传下来的真经,而是“小人伪托”盗名欺世。到宋代,汉学派坚持它是“圣贤之作”,宋学派攻讦它是“陋儒”、“山东学究”、“村野妄人”之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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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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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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