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关于《诗经》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6 次 更新时间:2015-02-18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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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观念到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使受益的我们,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也有待我们来更新。

    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古人说它是“圣经”,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最有影响的当是胡适先生,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注:胡适《谈谈诗经》(1925),《古史辨》第三册。)。当时古史辨学派诸君或称“民歌总集”,意思是一样的。

从胡适到古史辨派,他们拨开笼罩在《诗经》上的两千年迷雾,扫荡封建性的说教,为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作出贡献。他们的“民歌总集”说,对中国现代诗经学,乃至欧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者研究《诗经》,大多研究《国风》中的“民歌”。如闻一多先生,他只研究《风》诗(注:闻一多研究《风》诗,著有《风类诗钞》、《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及一批论文,所释所论全属《国风》均见《闻一多全集》。)。研究《雅》诗《颂》诗的学者极为少见,说《诗经》是“民歌总集”或“歌谣总集”,就把《雅》、《颂》视而不见地撇开了。

在法国,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P·Mercel

Garnet)的《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是西方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把全部《诗经》作为古代的歌谣。这部书1919年出版法文版,1932年在英国美国同时出版英文版,1942年又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注: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目与歌谣》,中文译本译为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引起热烈的反响。

  在俄国, 从19 世纪末的汉学家王西里院士(瓦西里耶夫B·Bacnjlbeb)到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费德林院士(H·T·ΦeJIopeHko),在他们的《诗经》论著中都称《诗经》是民间的乐歌,《国风》全部是歌谣,所以《诗经》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著《钟与鼓——口头词组《诗经》研究》(注:王靖献《钟与鼓》,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中译本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运用西方研究欧洲上古中古民歌的套语理论(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将它全部作为口头歌谣创作。

50年代以后的中国,《诗经》的“民歌”说更盛极一时。论者们首先确定《国风》是民歌,而《国风》160篇占全部《诗经》的多半,

所以可以说《诗经》大部分是民歌,再根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保存其民主性精华”的指导方针,剔除贵族有《雅》《颂》之作,《诗经》自然就是“民歌总集”了。庸俗社会学家又进一步演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奴隶,所以《诗经》是奴隶的反抗之歌等等,出笼了许多奇谈怪论。

《诗经》是“民歌总集”之说,在中外的影响都广泛而长久,但是历来都有人不相信,例如:

20年代的鲁迅,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他注重《诗经》的文本。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这部讲义中就不理会当时的“民歌总集”说,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全集》第9卷。)这是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后来他计划撰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在提纲中称《诗经》为“周诗”。

30年代朱东润曾向“民歌”说提出挑战。他的长论《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注:朱东润《国风出自民间说质疑》,1935年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史季刊》,后收入其《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比较详尽地考证《国风》绝大部分诗篇作者并非出自民间,当然,《诗经》也就不是“民歌总集”了。可是他的挑战并无人应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

50年代末胡念贻发表论文《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注:胡念贻《关于诗经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收入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提出“把《国风》和《雅》的一部分笼统地说成民歌,不符合它们的实际内容”,他考察论证这些诗篇的作者属于社会各阶级,只有一小部分民歌,大部分是统治阶级人士的书写文学。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当时,这个问题也不能展开讨论。

在《诗经》中寻找可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篇,即使穿凿附会,也太难了。在中学教科书里只能收进《伐檀》《硕鼠》两篇,大学中文系教科书也不过20篇,经过他们的“剔除”,《诗经》这部世界性的文学遗产,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既然没有庸俗社会学可以利用的,“文革”时期便发展到极端,干脆把《诗经》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列入要破除的“四旧”之中,付诸于火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所谓“民歌总集”说,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便是对自己的否定。

新时期以来的十余年,能够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逐渐明确了。

《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用地方乐调演唱的歌诗,它们的作者有大小贵族、下级士吏、自由民,却很少劳动者之作,它们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歌诗,反映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从而展现周代社会的风貌,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因为用地方乐调演唱,所以它们和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运用了民歌的艺术形式,有些作品带有民歌的色彩,乃至《小雅》中有些贵族写的诗也带有民歌的风味,但它们毕竟已上升为书写文学。我们不否认《国风》中也有少数篇章,是原来流传的口头歌谣的记录,但已经过整理者的加工润饰,它们保留着民歌的胚胎,也已经成为书写文学。

贵族公卿列士创作的《雅》诗,在体制、韵律、比兴、固定词组等艺术形式方面,也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这只说明作者对民歌学习、借鉴乃至模仿,它们本身并不是民歌。大《雅》中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保存着周民族古老传说和口头歌谣和遗存,也经过后人加工改写。

《颂》诗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贵族乐歌,追溯源流,它从古老的祭歌发展而来,但它与原始宗教祭歌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朝廷的作品,不是口头文学。

综上所述,《诗经》不是民歌集,但它与民歌有密切联系;它不是口头文学,却是由口头文学发展进化而来的最初的书写文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是中国古代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

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性进步。没有这个飞跃,便没有整个的中国诗史。它继承了民歌贴近生活和富于人民性的优良品性,全面地吸取了民歌创作的艺术经验,创造出艺术优美、思想内涵丰富的歌诗,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诗史是由《诗经》开始的,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二、为什么要研究《诗经》

为什么要研读《诗经》,研究这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庙诗歌集,有什么现实意义?《诗经》用为学校教科书,已有约3000年历史了。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是贵族学校的必修课程。春秋时代,在列国交往中赋诗应对,是行政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才干;贵族社交活动也离不开引诗、赋诗,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他要求掌握三百篇诗应用于政务,出使办外交能够赋诗应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任务了。

其实,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列国兼并,赋诗专对的用途已经不多,孔子整理《诗经》作教授学生的教材,更加注意诗的作用的其他方面。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深刻概括,兴,指感发情志,即诗歌艺术的激发感染作用,启迪陶冶人们的情操。观,指诗歌内容的认识功用,古人称为观俗,考察政治得失,我们现在则说认识生活。群,指交流情意,密切人际关系,加强了解和团结。怨,指对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进行讽喻和批评,即我们现在仍然说的,把诗歌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兴、观、群、怨这四种功用,现在仍然有效,不过诵的诗并不单指《诗经》,而指一切优秀的诗歌,当然也包括《诗经》在内。

孔子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单就字面讲,是增长博物知识。读《诗经》和其他诗,增长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们在小、中学即进行诗歌阅读教学,除了陶冶情操,也还有增长知识和提高语文能力的作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孔子认为读诗要达到思想端正,即我们现在要求“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思想好”;他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温柔敦厚,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认为,读诗可以陶冶这种美好的人格。孔子说的陶冶情操,是就《诗经》的文学功用而言的,我们读的《诗经》的优秀篇章,还可以受到它的艺术感染,通过它生动的形象、优美的韵律、真挚的感情而激起心灵的颤动。

关于通过《诗经》的艺术描写,形象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外国人早就提出这个见解。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M·Edouard Biot )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注:比奥《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原载《亚洲研究》,1843;后收入英国理雅各(Jamel 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附文,1971年出版。)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辨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饮食、居室建筑、农牧、狩猎、渔钓、政府机构、军队、战争等等20个项目依次简略介绍。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注:弗德林专著《史学、文学、哲学之源》(1969)中的《诗经》部分,译文见《弗德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他们说的“百科全书”,自然是一种夸饰性的形容,意在说明《诗经》对了解古代中国社会有多方面的认识作用。

中国古人早就提出“六经皆史”,把《诗经》作为研究历史的真实可信的文献。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一方面把《诗经》中的史料应用于先秦史的研究;一方面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验证或重释诗篇。《诗经》中史料可以利用于先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即使诗中的那些草木鸟兽虫鱼,也是古代博物学以及古代农业史、天文学史等学科宝贵的信实材料。对《诗经》时代及前《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祭礼、民俗、原始艺术等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末期起在中国正在积极展开。这些宏大的工程必将提高我们对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认识。

《诗经》语言学,又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还要求一字、一词、一音地细致而精确地去考察研究,所以相当艰巨。《诗经》的语言(雅言),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是研究汉语史最可信的上古语言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考察古文字、古音韵以及词汇的发展演变;总结其规律,将推动汉语的发展。外国学者也以《诗经》语言为材料研究古汉语,其目的则是探讨人类各种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

从三百篇的注疏来说,词语训诂是研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古人已经做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有完善。乾嘉时期起繁盛一时的《诗经》小学,对《诗经》文字、音韵、名物,乃至异文等的研究,也留下许多阙疑和难点。在当代,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不断进展,运用古文字学的新成果来研究《诗经》的字词,当不断提高《诗经》训诂水平。

《诗经》词语的基本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里,在我们现在的口头语言中和书面语言中使用;《诗经》中有二三百条成语仍具有生动丰富的内容,被现代人使用。为什么《诗经》作者能以简洁精确的词句构造成优美的乐章,其语言的逻辑性、形象性、和谐悦耳的音乐性,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学习和研究《诗经》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将提高我们的语言表现力。

《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了,其中许多篇章,现在读起来,仍是琅琅上口、生动感人的抒情诗。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称赞《诗经》这些抒情诗迷人的艺术魅力。19世纪初,当《诗经》多种译本在欧洲流传,法国大诗人雨果说“路易十四时代,人们是古希腊学者,现在人们是东方学者。”(注:雨果《诗歌作品集》,据周发祥转引自赛义德1979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主义》51页,见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古老的作品历经岁月沧桑仍然闪耀艺术光辉,其艺术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借鉴其优良的经验,发展我们当代的诗歌文学。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提倡学习和研究《诗经》的现实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一点一滴地做起,把它们的精神融入现代新文化之中。《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又是被称为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的人类三大古代文学典籍之一。它是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作,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和研究,从而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并吸取其优良的成份,发展建设中国现代的新文化。

  三、《诗经》艺术经验还值得借鉴吗?

对《诗经》的艺术经验应该如何评价,是不是还值得当代文艺创作作为借鉴?

我想在1950年郭沫若先生的一段话。郭先生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稍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在全国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界具有权威性影响。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提纲挈领地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总结。他认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因为“它保留着民歌民谣朴素的人民风味”,“有自然和生动的情趣”,“口语的形态”,“整齐谐适”的音韵;“《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辞句反复咏叹”。他又指出《国风》“叙事的成份很少,”“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成份,没有什么悲壮的成份。”“《雅》《颂》是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周颂》好些是断片的东西,……拿文学价值来说,却是最无聊的”,“含有诅咒的一部分变雅尚可取的。”他的结论说:“作为今天在写作上的借鉴,如果是技术上的问题,《诗经》是太古远了;但如果是方向上的问题,那倒还有很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告诉我们民间文艺的生命,比贵族文艺或宫廷文艺的生命更丰富,更活泼。……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由民间艺术的加工。(注: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原载1950年《文艺报》,收《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我在80年代初的《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注:拙稿《试论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收拙著《诗经研究史概要》, 中州书画社,1982: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1993。)一文,肯定了郭先生对现代诗经学的贡献,提出他的《卷耳集》是体现“五四”精神、《诗经》诗体今译的开创之作,认为他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不过,郭先生的这篇谈话,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

郭先生谈到两个方面的借鉴问题,一个是艺术经验(方法和技巧)方面的借鉴,一个是创作方向或创作思想方面的借鉴。

关于艺术方法、技巧的借鉴,郭沫若认为古老的《诗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了。他只承认《国风》保留了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谣风味,如口语化、自然的韵律,所以主张现代人直接去学习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其实,《诗经》是中国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第一部诗集,它吸取了民歌的全部优良品性,又经过艺术加工。它运用口语,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简洁生动的艺术语言;它与乐曲密切结合,韵律自然、灵活而变化多端,节奏琅琅上口而铿锵悦耳,重章叠韵,它们源自民歌而又加工提高为有强烈音乐性的优美的抒情诗。郭先生说的“调子简单”,应该理解和简洁精炼,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的优良传说。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能说“调子简单”吗?拙著《诗经语言艺术》(注:拙著《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台北云龙出版社,1990;修订本加“新编”二字,语文出版社1995。)曾尝试对《诗经》的语言艺术作初步的总结,考察了它的诗体、韵律、多样的诗歌修辞手段、象征和隐喻的意象以及赋、比、兴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篇文章不可能多作重复。我认为《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是中国当代新诗需要学习借鉴的。以郭沫若今译的《卷耳集》为例,我们肯定其开创性的贡献,但又必须指出,他今译的《国风》40首,就信、达、雅而论,不仅许多地方失去原意,在艺术上也不如原著简洁优美。郭译只能说是郭氏自己的创作,调子不简单了,可是没有了简洁明朗、韵律和谐的美感。

对于《诗经》艺术经验的认识,郭先生不如与他同时代的美国人庞德(E·Pound)。这位美国新诗运动的领袖、西方意象派大师,特别推崇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的意象,1954年出版了他选译的《诗经》英译本(注:庞德的选译本称《孔子颂诗集》,1954年在美国出版。)向欧美诗坛介绍《诗经》以简洁的语句构成优美深邃的意象。庞德的诗体英译和郭沫若的诗体今译都像是他们的个人创作,距离《诗经》文本较远,但对《诗经》意象的领悟,庞德超过了郭沫若。我认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他“五四”时代成名的新诗,到他晚期的旧体诗,在艺术上不足的正是诗的意象。

至于郭先生说到《国风》没有波澜壮阔和悲壮的成份,我认为不必解释,抒情小诗就是抒情小诗,如同我们不能要求剧作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像历史小说一样。

《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是一座宝藏,中国的屈原、魏晋诗人、唐宋诗人都曾从中吸取艺术营养。我们这一代,不能把这座宝藏丢了。

要在创作方向上向《诗经》借鉴,郭先生说对了。他说学习《诗经》向民间文艺借鉴,这个见解也很对。但是,发展新诗,提高创作质量,仅仅向民间文艺借鉴,还是不够的。

60年代为推动当代新诗发展,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新民歌运动。这个运动,我认为是不成功的。为什么?首先,是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民歌,诚然有它优良的品性,如内容贴近生活、思想富有人民性,抒情真挚直率,语句平易自然,韵律明快灵活,以及即情即景运用比兴等,这些艺术品性,已为由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转化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面继承。由民间口头文学向书写文学的转化,是文学艺术划时代的进步。民歌与诗人精心构思、反复琢磨的书写作品相比较,毕竟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只有民歌才有人民性和艺术价值,如果这样,等于否定了全部中国诗史。在这个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都去找民歌、仿民歌,连大诗人艾青也不得不写“张大妈,六十八,耳不聋来眼不花”,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现代诗歌将滑到哪里去?可以肯定地说,借鉴民歌的艺术经验,决不是仿民歌。

古代伟大诗人向《诗经》学习借鉴的,主要是创作精神,即贴近生活,关怀民生,追求政治清明,批判社会黑暗;即立足现实,有感而发,情操高尚,真情流露。李白赞美《板》《荡》精神,杜甫提倡“风雅”,陈子昂、白居易先后举起“风雅比兴”的大旗。这个“风雅比兴”传统,造就了一代唐诗达到诗歌发展的顶峰。整部中国诗史证明:继承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兴盛发展,出现大诗人,为天空增添光辉的星座;背离这个传统,诗歌文学就步入歧途,诗坛黯然失色。

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当代诗人应该重视这个经验,创作新时代贴近现实、服务人民、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

  四、《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

《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了吗?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在本文前面两个小题目之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前些时,国家最高科研机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向我说:“《诗经》研究的题目现在很难找,所以文章难写,因此发表的少了。”当时我只能不置可否。确实,常有人表示:前人已经把《诗经》研究的题目做完,现在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回答:“阁下不入门,焉知堂奥深。”

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了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要的转型,到现在,还不满一百年,它真正进入建设时期时间还要短些,应该说现代诗经学和各项研究,还只开始不久。

从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而言,我们对传统诗经学两千年的发展过程,还未能进行彻底的清理:各家各派的名著没有完全研究和深入研究;因而许多成果和经验还没有接受。仍然有前人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重复那些艰难的探讨,或出现不必再有的失误。传统诗经学遗留下来一些重大学案,我们大多仍未能解决或未能圆满解决。现代诗经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很快,著作和论文累计几千项,也需要我们加以整理。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家一派、一个个课题进行研究,明了其得失,总结其成果和研究的经验教训。由于对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发展过程总结不足,因此,至今还无人写出一部总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并能鉴往知来的《诗经研究史稿》。

前面说过,《诗经》训诂搞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完善;音韵、名物考证、异文,留下更多问题;辑佚和辨伪,也有工作可做。例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诗经韵读》,代表了一个时代《诗经》音韵研究的水平,有人则说其拟古音大都不正确。向熹教授的《诗经词典》,代表了当代《诗经》字词训诂的较高水平,在中外获得好评,而他经过继续研究,却进行修订,并准备再修订。霍松林教授讲解《关雎》一诗,说原诗因脱简掉了四言句四句,是掉了还是没掉,真掉了的话掉的是什么词句?《诗经》脱简阙文或错简错置的现象是存在的,那么,都是什么,根据又何在?种种问题都有待研讨。

《诗经》的一字一词都需要重新验证,然后存在更讹。一字一词的训诂,用于阐释作品,常常产生对诗义的不同理解;用为历史资料,会造成对历史的误断。《诗经》农事诗在60年代曾展开一场争论,就是因为对诗中的名物、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近年颇为兴盛的《诗经》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对古文献的解读,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再者,西周社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更是历史学界五十年未能解决的大老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诗经》中的农业劳动者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农?诸如此类,我们可以说,不是没有研究的题目,题目比比皆是,不过研究不能浮光掠影,必须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要求更多的知识,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诗经》的文学研究,包括对305篇的诗旨、内涵、艺术技巧,

作出正确的阐释和审美的分析,以及在全民中普及这份文学遗产,总结《诗经》艺术创作经验,发展现代新文学,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近20年,出版的《诗经》各种注译本(全本或选本)已不下百种之多,大体上说,有一部分各有所长,也有一部分只是拚凑成说,陈陈相因。我们能不能集中力量,共同合作,编撰一部新的能够流传较久的注译本呢?希望这个注译本的词语训诂、内容阐释、艺术点评和诗体今译,都能够集现代诗经学成果之大成,达到新的较高水平,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能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20世纪的古文字学、考古学都有长足的、重大的进展,金文、甲骨文研究和陆续出土的文物文献,已经并将继续为《诗经》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提出新的研究题目,并解决一些问题。怎能说没有题目写呢?上海图书馆公布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诗论》,上海的报纸作了报导,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说是孔子的《诗论》,提出可据以更正文化史上的某些成说;经过更多学者研究考证,那是子夏(卜子)之作,并非孔子之作。可见一定要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共同讨论,最后才能审慎地作出科学结论。

现在,各国的世界文学教科书,都讲述《诗经》;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研究《诗经》。对这一世界性学术的研究,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也有得有失。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把诗经学在全世界提高到新水平,也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开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开展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诗经》研究。多元的,包括政治上的多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信仰)和学术上的多元(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方位,指文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比较文学以及文献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的各个方面的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多层面,理论性和资料性,普及和提高,古译今和中外互译等等。现在诗经学又正在进行新的转型,它的建设时期正在开始。一切正在,怎么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我们站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世界学术、争取世界民主与持久和平的高度,就会感到肩负重任。等待我们致力的课题,不是几位大师或一代学者所能完成的,而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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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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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1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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