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晟:论泰国宪政文化的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5-03-01 22: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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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晟  

   【中文摘要】泰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肇始于自1932年的六月革命,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泰国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却未能走上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坦途,而是呈现出泰式宪政所独有的特色,此种独有的宪政特性乃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其中王权主义遗绪、权力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民本道德主义观念、佛教教义影响和宪法工具主义等是泰国宪政文化的显著特性。

   【中文关键字】泰国宪政;宪政文化;君主立宪

   【全文】

   1932年的“六月革命”开启了泰国宪政之门,从而结束了泰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君主专制,以实施君主立宪取代之。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泰国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却未能走上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坦途,而是呈现出泰式宪政所独有的特色,此种独有的宪政特性源于其独特的文化,因为文化乃是制度之母{1},而民主这种东西并非制定了合适的法律就可以轻易得到,它还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才能得以繁荣{2}。具体而言,泰国的宪政状况与发展趋势是由泰国独特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其中王权主义遗绪、权力崇拜意识、父权主义传统、民本道德主义观念、佛教教义影响和宪法工具主义倾向等是泰国宪政文化的显著特性。

  

   一、王权主义的遗绪

  

   泰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皆有着悠久的君主专制封建国家历史。14世纪中期,阿瑜陀耶王朝建立君主政治行政体制,将国王视为神的化身,实行政教合一,国王不仅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执掌者,而且是人民精神世界的领袖,国家、人民、土地均被视为属于国王所有的私产,各级官僚也不过是国王实施统治的工具,将国王所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推到极致。泰王的旨意升华为神佛旨意,人民必须服从,不容许批评与挑战,泰王被视为“黎民之主”{3},此种意识为以后泰国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与至高无上地位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

  

   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后,在迄今长达76年的时间里王权主义的遗绪一直挥之不去,质言之,泰王在充满乱象的泰国政治舞台上不遗余力地扮演其“调解者”甚至“最终决定者”的角色,不断推动泰国宪政事业缓慢前行。

  

   1951年12月,泰王拉玛九世回国,回国之后的泰王即刻正式公告1932年宪法恢复实施,这也透析出重振王权的信息{4} 。 1956年泰国国王就隐晦地批评军事政变{5}。此后,泰国国王与沙立相互倚重和妥协,泰国国王自此也享有更多的权力,并逐步提升其对泰国政局的影响力{6} 。 1958年军事强人沙立政变成功之后,所建立的政权就是在泰王拉玛九世和支持下而获得合法性,也正是在泰王支持下获得了此后长达13年的稳定。从此,泰国国王“背书”政变也变成了泰国宪政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在1973年的“黑色十月”事件中,泰国国王在此次抗议中运用其影响力促使军方与学生谈判并任命前法政大学校长杉也(Sanya Thammasak)出任总理,并迫使政变始作俑者他侬(Thanom Kittikhachon)和普拉帕出国以平息此次抗议事件。自此,泰国国王改变其作为“受军事政权保护者”的角色,再度正式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7}。3年之后,泰王再次干政,这次却转向支持军人执掌政权,挑选他宁(Thanin Kraivichien)为总理。

  

   20世纪80年代之后,泰国的王权主义倾向更为明显。1981年,政变领导人反对总理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 ,并占据了首都曼谷的大部分,泰国国王的立场至关重要,由于泰国国王拒绝谒见政变领导人,故政变于3天之后被瓦解{8}。1985年度的政变再度因为未获得泰王的支持而失败。此后,泰国国王透过其影响力再次化解1992年的“黑色五月”事件以及2006年9月政变导致的宪政危机。

  

   二、父权主义的传统

  

   泰国有着极为悠久的父权主义即家长制传统。从泰国最早的独立王朝—素可泰王朝开始就实行父权主义统治,国王被视为民众之父,战争时期抵御外族入侵保卫人民,平时治理内政、仲裁纠纷,国王与民众之间为“主仆”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该王朝直接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中的元素,其中包括对儒家文化因素的吸收与借鉴,建立法制,设置官吏制度,初步奠定了泰国社会政治结构。

  

   至16世纪中后期,大成王朝日益衰败,终为缅甸所灭。18世纪中叶,郑昭(Pao Chao Taksin)建立“吞武里(Thon-burl)王朝”,后来,其女婿郑华即昭帕耶·却克里(ChaoPhrya Chakkri)自立为拉玛菩提(Rama Tiboti)号称跌帕蒂拉玛即拉玛一世(Rama Ⅰ),该王朝为“却克里王朝”即曼谷王朝,当下泰国王室即可追溯于此。值得注意的是,曼谷王朝并未沿袭大成王朝的极端专权衣钵,而是逐渐降低了其君权神化色彩,似乎回复到素可泰王朝时期的家长主义治理形态上。

  

   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之后,父权主义的沉渣不时泛起。1958年沙立再度政变,废除宪法、解散国会、禁止民众参政,由此回复泰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家长制即父权主义传统。“家长制”是一个深深蕴含泰国价值而且必须予以实践的传统原则,而“家长制”意味着在国家这一大家庭内各级政府官员就如同家中的兄弟姊妹互相照顾{9}。由于当时的泰国当政者与国王再度联手,于父权主义理念上达成共识,建立起“父权主义”宪政治理形态,由此形成泰国长达13年(1959-1963)的稳定,也彰显父权主义传统在泰国的生命力。

  

   在泰国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父权主义情结根深蒂固,泰国国王一直被视为泰国民众心目中的神,也是民众心中的大家长。即便泰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之后,民众对于泰国国王的支持与信任不同于西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甚至也有别于亚洲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或地区,国王作为国家机构而存在本身就是父权主义的象征,甚至透过国王寻求政变后政权正当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权主义的再现。

  

   三、崇拜权力的意识

  

   军人干政是崇尚武力的标志,而崇尚武力又是权力崇拜意识极端而原始的表现。泰国的宪政历程肇始于1932年的立宪革命,也许开启泰国宪政的军队政变注定了泰国宪政始终难以至少目前无法摆脱军人干政这一权力崇拜的噩梦。自1932年泰国政体改变之后,泰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统治的历史{10}。

  

   泰国宪政噩梦往往始于军事政变,一般是成功的政变导致宪法被废除、议会被解散、政治参与被禁止,同时,几乎每次成功的政变之后,军方都会重建某种形式的宪政架构与议会运作来使自己执掌权利的合法化,军方任命多数国会议员并牵制行政部门,文人与军方短暂的蜜月期之后,随即发生宪政危机,并作为下一次政变创造条件{11}。

  

   从政变再到政变,从终点似乎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导致在泰国宪政史上上演如此密集的军事政变主要因素有:军人对政府删减国防经费不满;军人与政府部门发生摩擦;军中派系斗争;为保障军方利益,不容文人政府干涉其内部事务;以国防安全为由干涉政治事务;以经济恶化为由,作为政变诉求;军人强烈的使命感和对自我执政能力的肯定{12}。

  

   自1932年至今,泰国先后发生了17到23次政变或政变企图,平均每3.2年就有一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平均每3.8年就有一次军事政变发生,而成功的军事政变为11次,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泰国是政变频率发生极高的国家{13}。在政变之后,往往建立起军人执政的政府或者军方起主导作用的联合政府,即使在泰国宪政史上所建立的寥寥几个所谓的文人政府中,军方依然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4}。

  

   随着泰国议会民主政治不断由形式走向实质,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军方在泰国宪政中的支配性角色日益受到挑战,但是,“旧的军人并没有死去,他们只是被忽视了而已”{15}。泰国军人政变总是一次又一次重新使人们回忆起泰国宪政历史中政变的恶性循环,而泰国宪政现实又往往难以摆脱此种宿命,致使此种泰式的宪政周期再度重演。2006年的政变就是这样一次事件,此次政变与泰国最近一次政变即1991年的政变相距十几年,政变者自称为“民主改革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并通过新宪法,新宪法不仅为此次政变更为以后政变提供形式上的“合法性”,甚至强行推出《国家安全条例》,为军方继续影响泰国宪政提供法律依据。

  

   由于现代宪政的本质要求就在于对权力进行控制,作为权力崇拜集中体现的军人干政显然与控制权力的现代宪政理念相距甚远,这充分折射出泰国宪政仍然处于其宪政发展的初始阶段,也体现出泰国宪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宪政的迥异之处,更表明现代宪政建设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四、民本道德主义观念

  

   在泰国历史上的阿瑜陀耶王朝中,泰国国王作为人民党领袖、统治者和保护者,被托付重大责任,他成为皇族、官员社会化整个王国的行为表率,在这个世界维持正义的秩序,他被认为应该直接或间接为其人民的好事或坏事负责{7}。这种儒家的民本道德主义色彩在泰国国王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1932年泰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之后,民本道德主义依然阴魂不散。拉玛七世于1935年在其逊位致辞中指出,他愿意将其原先行使的权力让与作为整体的民众,但是他不愿意将权力转让给那些不顾人民呼声并以独裁形式行使这些权力的任何个人或团体{16}。尽管泰国国王对取代其统治的政体充满敌意,但是当时泰国国王此种还政于民的表态折射出其民本道德主义色彩。

  

   在1973年的政变中,泰王选择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曾认为,1973年宪法规定我可以指定总理人选,而我所要寻找的人选应该是最适合人民的,而国会的党魁也会咨询我的意见,但我却拥有更多的权力,因为人民相信我。如果宪法有规定就按照规定,没有规定就依照我的意见为归依{17}。国王进而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好,他就会被迫成为一个橡皮图章,反之,人民就会尊重他并请求他的意见;因此我(泰王)如何取得民众的尊崇,因为我从不使用你们所描述的那种权力;假如国家有法律人民就遵守法律;如果没有法律,那么我的意见就会被参考。”{18]此时,泰国国王已经成为泰国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国王说什么人民就相信什么,反之亦然,这对泰国的影响极为深远,然而,泰国国王并不关心政府的具体运作,他只关心人民的需要{19}。

  

在位半个多世纪的泰王拉玛九世足迹遍布泰国的每个角落,为了发展泰国各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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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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