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当“暹罗”改名“泰国”

——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2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2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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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九三九年七月,还在香港养病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收到外交部来函,询问:“关于暹罗人改称泰施,其来历与中国之关系如何?”蔡元培立即把此函转发给史语所,让史语所进行研究。同年的八月九日,收到史语所回函:“送暹罗改称泰国、暹罗人改称泰人诸问题论文,请转交外交部。”(《蔡元培日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643页)现在,我们一时不能查出究竟史语所送呈院长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内容的论文,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倒是很清楚的。

   一九三九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暹罗鼓动“大泰族主义”,特别是一方面在当时深入东南亚的日本鼓动之下,一方面在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即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共同国家”)的理论刺激下,号召要统一所有邻国中的一切泰人,建立自己的大泰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演说,说大泰族的分布超越了暹罗国境,在中国广东有七十万,贵州四百万,云南六百万,四川五十万,海南三十万,越南与老挝两百万,缅甸两百万。而且“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这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暹罗正式改名泰国(Thailand),政府公告中说:“基于本国国名,素被作二种称呼,即‘泰’与‘暹罗’。唯民众则多喜称‘泰’。政府为依民意,故更改国号及国籍。”

   暹罗改名泰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震撼,一时间议论纷纷。很快,吴逸生在《现实》第二期发表《暹罗改国名曰泰》,郑重告诉国民“这是一件含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动作”;苏鸿宾在《南洋研究》第八卷第三号上发表《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指出暹罗提倡大泰主义,是“明明效法希特勒之借口,与日耳曼民族分布于中欧东欧者需听其团结合并而为一国之说相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敏感地察觉到,泰国改国名,排斥华人,奉行大泰族主义,对于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是一种威胁。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侵略阴谋怂恿下,泰国政府主导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因此,特别担心这会引起国内所谓“泰族”甚至包括苗族、彝族的独立倾向。

   特别是,这一波风潮与当时汪精卫之叛变、日本南进策略、国内苗族复兴倾向相互呼应,是否会掀起一股分裂中国的波澜?


  

   最早察觉这一趋向的历史学者中,可能第一个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那时暹罗还没有宣布改名——他给顾颉刚讨论边疆问题的一封信中,就提醒顾颉刚注意:“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傅斯年致顾颉刚[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傅斯年遗札》,954页)可能是在傅斯年的提醒下,六月暹罗宣布更改国名之后,国内气氛紧张,议论纷纷,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十一月五日的《新中国日报》上,就以“顾铭坚”笔名发表《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一文。在文章开头他就问:“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改国名是其自由,为什么改为‘泰国’便和我国发生关系了呢?”

   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史家顾颉刚,对通过历史学论述捍卫国家统一有很强的责任感。他强调说,暹罗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朝贡国,又得了中国的无数好处,“不止靠中国人救回来,也是靠中国人充实起来,……中国确实是暹罗的母国,暹罗的种族、文化、经济诸端,无一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孕育长养起来的”。可是,现在的暹罗傍上了现代化的日本,居然要“造出理由以抢夺我们的国土”。

   为什么顾颉刚说是“抢夺我们的国土”?他说,因为他们这一民族即“泰”(Thai),英文为“Shan”,中文和日文中有“掸”,《后汉书》有“掸国”,这个国家原本在缅甸(在今缅甸掸邦),但日本学者怀着“独霸东亚”的野心“杜造历史”,说自古掸国等就是一族,他们都是泰族。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包抄拉拢的局势,让中国学者特别注意到暹罗改名的日本阴影,也看到这种历史叙述背后的政治意图。因此他指出,暹罗的一些鼓吹“大泰族主义”的人,就宣称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好些非汉民族,尤其是云南西南的摆夷,都是泰族。由于暹罗把它当作自己的来源,并且在建立大泰族国家的口号下,宣称:“凡是泰族人都应当属于这个国家,凡是泰族人以前诸国的土地都应当还给这个国家。”

   顾颉刚非常愤怒,他说:“暹罗改国号的一事,和我国西南边防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民族主义向来是一柄双刃剑。

   在面临外敌侵略和国族危机的时代,正义的民族主义常常是国族凝聚力和动员力的来源,在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合理的全球贸易时代,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往往造成人类之间的敌意。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下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一方面当然有唤起民族认同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有促成世界意识的作用。可是,当民族主义的正义和热情影响到历史学,甚至干预了对是非真伪的判断时,它也会导致历史判断偏离甚至走向极端。暹罗更改国名的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原本纯粹历史学的判断,即暹罗或泰族,是起源于中国云南吗?历史上的南诏大理是泰族建立的吗?他们是因为汉代和元代的压迫被迫南迁的吗?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主要是欧洲东方学界,对于“泰族”或“暹罗”的历史,往往支持一种说法,即(一)泰族起源于云南(甚至起源于中国内地),被汉族(如诸葛亮)、蒙古人(忽必烈)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而被迫南迁;(二)古代的哀牢夷(汉代)、孟获(三国)就是泰族;(三)南诏(唐)、大理(宋),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些说法,得到很多西洋、东洋学者的研究支持。中国学者陈吕范曾列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汉族压迫泰族南迁”,是法国人拉克伯里在《掸族发源地》〔The Crable of the Shan Race,这篇论文原本是科洪(A. R. Colquhoun)的 Amongst the Shans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说,汉人的祖先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才从中亚进入中国的,然而在公元前二二〇八年,掸族就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掸族的祖先,发源于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而著名的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也主张,南诏就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的《云南: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连线》(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Yangtze,Cambridge,1909)更认为,掸族发源于广东。这个说法得到德国克勒纳(W. Credner)的赞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勒纳在《南诏故都考察记》(Culturaland Geographical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Tali Yunnan region with SpecialRegard to the Nanzhao Problem)中,也说掸族是从华南热带地区迁徙过来的;而美国传教士杜德(W. G. Dodd)的名著《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Iowa,1923)则认为,泰族属于蒙古血统,是比希伯来人和汉人更古老的民族,远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中国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其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由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六世纪又从中国中部迁入南部,再从南部迁入印支半岛(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二〇〇五年)。

   被誉为“暹罗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DamrongRajanubhab,1862-1943)一九二五年在朱拉隆功大学关于暹罗历史的系列演讲,后来被编辑为《暹罗古代史》一书,大致就是这样叙述暹罗的历史的(丹隆:《暹罗古代史》,有王又申中译本,一九三〇年。由于此书中译本错误很多,曾被许云樵等人严厉批评)。而集大成的英国学者吴迪(W. A. R. Wood)所著《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就接着这些说法,认为在公元前五八五年(东周简王元年)以前,中华帝国只是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都是蛮夷,“其中泰半殆为泰族,皆系今日之暹罗人、老挝人,与乎掸(Shan)诸民族之鼻祖也”。他们是在耶稣纪年一世纪,才“相率南移,达今之掸国北部一带之地”。他强调,南诏就是泰族所建王国,早在公元六五〇年(唐永徽元年),“泰族复告独立,且蔚然成为强盛之帝国”,只是“公元一二五三年,南诏(或大理)为忽必烈汗(元世祖)所征服,此为泰族帝国之终局,而其结果即促成泰民族大量南迁”(《暹罗史》第一章,陈礼颂中译本,一九四七年)。

  

  

   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却坚持另外一种立场。

   站在中国立场上,历史学家们的解释是,(一)泰族确实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起源的,它本来就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二)如果追溯早期历史,它们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 “掸国”,即《后汉书》中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记载的“永昌儌外蛮夷及掸国”。他们曾向汉朝进贡,汉朝授以金印紫绶。特别是史料记载,永宁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曾经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说明它很早就纳入了汉朝的朝贡圈。(三)考古发现的元谋人和各种遗物,说明掸国是“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延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即古代掸人之地”;(四)讲泰语的古代掸人,在与讲高棉语的扶南和真腊,讲越语的安南,讲缅语的骠国,讲彝语的南诏,在互相联系和冲突中,一直到十八世纪,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泰族的族群和疆域(如方国瑜、陈吕范等,参看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泰族是永宁元年来朝贡的掸国之后裔,自汉代就是“汉大都尉”,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境内族群之一;如果泰族作为一个整体族群,是在十八世纪才逐渐成型,那么,南诏、大理就不可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泰族也就谈不上被汉人或蒙古人压迫而南迁;如果现代中国的版图内发生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国家,中国境内各族应当是整个的中华民族,那么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大理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疆域的形成。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页)。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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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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