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晗:“团结”语词的欧陆公法叙事——从思想到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2-10-28 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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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晗  

   摘要:  在欧陆,“团结”语词指向时至今日依然鲜活的制度运行。在历史与经验的视角中,“团结”语词在欧陆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思想背景。而后这一语词进入公法理论,成为具有规范性的概念。“团结”的要求来自社会自身的结构,个人与他人构成的根本社会关联之现实直接关涉经济与国家的本质。通过欧陆典型国家的政治实践,“团结”语词的制度成果包括战后宪法普遍所言的团结价值以及各主要国家社会团结的经济制度与现行立法。在公法上,阐明“团结”语词要求国家发现社会、保护社会,同时也包含社会中的人们对彼此承担社会义务。自其诞生起,“团结”语词就以对人的关怀为核心,以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以期实现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约束与改造。

   关键词:  社会团结;社会理论;比较宪法;欧洲公法

  

   导论:为什么是此刻,为什么是“团结”?

  

   语词是知识的线索,是在不同时空复现的话语符号,是穿梭在思想和制度之间绵长的针脚;对于法律解释而言,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前教义”含义还是固定特定语词解释边界的坐标。后疫情时代见证了“团结”语词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再度兴起。[1]因COVID-19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人类在大自然灾难前的渺小体会以及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的公权力弱点,国际学界已经出现了对宪法上团结原则的讨论。[2]现下情境中的“团结”,意味着个体的行动要对他人负责,这一责任从而构成了个人自由的边界,暗含对新自由主义权利观念的检讨与修正。

  

   无论是作为思想理论还是行动口号,“团结”语词在历史中已经呈现了层次丰富的意涵。在思想史意义上,“团结”语词存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与天主教基督教伦理两处思想来源,通过其带来的制度成果绵延至今。“团结”语词以社会团结理念为核心,主要的现实成果是作为福利国家的法律制度。继经典社会学理论初步阐发“团结”后,从马克思开始,“团结”语词分裂出左翼理论以及行动——“团结”意味着组成工会、以工人运动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政治行动。马克思之后,“团结”语词的左翼脉络再度分裂成两条道路:以考茨基、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团结,主张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中团结不同社会群体;以列宁、卢卡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团结,认为革命必要而期短,故个人需服从无产阶级政党。[3]此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于20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兴起,“团结”语词在社会民主主义早期的政治实践中几乎等同于劳工运动。冷战背景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属于西方阵营的欧洲国家大多在1945—1970年间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蓬勃发展,“团结”成为左翼政党的政治口号,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4]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一以贯之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团结”语词还直接参与了20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反对苏联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é)运动。进入21世纪,“团结”语词进一步指向多元文化现实中国家通过法律制度构建世俗公民认同的方案。[5]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在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之外,虽然“团结”语词自身包含了层次丰富的脉络,但是不同历史阶段“团结”语词的各种变体对于世俗国家的日常政治至少持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目标与关怀: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保护弱势者、要求资本主义国家转化为福利国家。前述各脉络之间的理念差异主要体现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程度与手段。

  

   我国学者此前较为关注“国民团结”。作为“团结”语词的变体,国民团结(national solidarity)作为术语出现在19世纪,是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兴起的产物。主要起源国家是法国,即法国政治话语中的“solidarité nationale”。现有研究认为这一语词受19至20世纪之交的工农劳动阶层“团结主义”(solidarist movement)运动的直接影响,内涵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国民个体的经济社会救助,以保护弱势群体、防范社会风险。迄今为止这一理念依然是法国国内立法上这一术语的核心含义。陈玉瑶对法国历史上经由国族塑造(nation-building)实现的国民团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检讨了法国在此的“国家—公民”模式。[6]因语义上的接近,亦有学者尝试将国民团结概念用于分析我国民族政策与制度安排,指出在我国民族政策下讨论国民团结,实际上是通过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使得不同族裔共同想象同一个国家,即产生同一的公民归属。[7]

  

   “团结”语词还存在于欧洲公法领域。有研究指出,欧盟已从纯粹的经济组织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社会和人权层面的多面实体。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法律原则,团结主义概念在塑造欧盟法律秩序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以克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老生常谈的联盟层面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冲突。[8]疫情期间,有研究考察了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将不同领域中的团结原则规范分别解释为消极或积极的法律义务,简要回溯了团结主义—在战后欧洲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9]

  

   现有研究虽各有所长,但尚未就“团结”语词提供完整的知识拼图,尤其是这一传统在现实中落成的制度成就。从公法的学科关切出发,在已有的“团结”相关概念研究和欧洲法上团结原则之间横亘的研究空白是:“团结”语词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置身的时代思想与风貌以及它造就的制度成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近代法政知识移植依靠日文选词导致将“团结”译为“连带”,实质上割裂了相关重要学派——所谓“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和它同时代“团结”思潮的联系,导致对这一学派的理论检讨至今未充分展开,如此译名也容易误导学界,造成理解困难和混淆。[10]本文认为,将“solidarity”译为“连带”不仅是一个翻译选词的失误,而且遮蔽了原词背后交错复杂的概念史背景。所以,对于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探讨也应考虑到当时社会团结思潮的历史。

  

   本文的核心关切是:“团结”语词在欧陆公法上的理论表现与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团结”语词在欧陆思潮中出现时的样貌如何?随着时间演进,这一价值落成了什么规范制度?随后这一规范表达又如何延伸进战后宪法与欧洲一体化的公法表达?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进路是将法律概念本身视为语词,由此成为连接思想史和法律文本的分析线索,具体研究方法包括思想史方法和法律的情境分析方法(law in context)。本文中所言欧陆主要指西欧地区,以法国为主要代表国家。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迪法律制度的“团结”思想来源,本文出于时代限定选择经典社会理论与天主教社会教育,其中“团结”语词的核心表达为“社会团结”。虽然历史归因不是本文论证的核心目的,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及的具体公法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劳工运动与天主教共同影响的产物。[11]同时,为了保持研究视野的完整,本文在比较二战后各国关于“团结”的宪法表达部分时涉及了更多的欧陆国家。

  

   在当下中国写作本文有如下意义:首先,“团结”语词是19世纪欧陆社会思潮在政治话语与公法理论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比较的视野里,19世纪社会思潮早已通过政治行动造就了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本文线索的“团结”语词不仅是政治与公法之间复杂互动的线索,而且启发研究者通过经验素材打量社会中经济与公法的历史面貌,以欧陆经验回应“经济宪法”的历史生成与现实肌理。其次,如果将比较法比作一面镜子,挖掘欧陆公法上典型的“团结”语词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现行宪法,以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究:真正决定宪法解释的那些价值为何依然沉默地栖身在这部社会主义宪法之中。[12]最后,后疫情时代各国各方对于“团结”原则的呼吁,意味着“每个人/每个国家的行为对于他人/他国都负有责任”,揭示了即使在逆全球化的态势中,不同国家之间休戚与共依然是国际社会坚实的政治共识与伦理基石;如是前提下,各国宪法作为观察、理解国别语境下团结价值最重要的法律文本,也为寻求国际共识提供了宪法文化层面的基础。

  

   本文希望证明:“团结”语词在19世纪欧洲思潮中出现,是对现代国家本质提出的竞争性理解方案。这个语词包含了经济社会中的救助理念,直接刺激了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兴起。在规范的领域,“团结”语词表现为关注经济生活的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欧盟法上的“团结原则”(solidarity principle)继承了这一术语的法国起源,同样强调社会团结,其中经济意涵更为凸显,已经成为欧盟法上的根本原则之一。

  

   一、“团结”语词:从思想到规范

  

   (一)社会理论通向“团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关联思想回溯

  

   “团结”语词在欧陆的现代来源可回溯到19世纪,在当时,“团结”语词有着和今日稍显分殊的样貌。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开幕式上,时任法国贸易部长的亚历山大·密朗德(Alexan- dre Millerand)在致辞中将19世纪以来的进步主义、现代启蒙以及科学成就概括为“团结”。[13]19、20世纪之交,“团结”语词在欧陆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流行期,并且成为无政府个人主义以及卢梭式公社主义之外有效的另一种选择。这一时代趋势最重要的动力是自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工团主义运动(syndicalism)。作为早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工团主义主张通过劳工运动,将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织成工会,这一运动发源自法兰西。[14]19世纪见证了团结语词在社会学奠基理论中的留痕。在“团结”语词的发展脉络中,法国社会学传统的几位关键人物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奥古斯都·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都可以归到团结主义思潮的范畴当中。[15]圣西门主张维护社会团结,孔德为团结的讨论提供了劳动分工的切入点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这些理论基础被涂尔干的团结理论吸收。

  

   涂尔干对“团结”的讨论起点具有浓厚的道德基础:他将社会学视为道德科学,而社会学的任务正是探索现实存在的具体团结形式。[16]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分。机械团结建立在社会个体的同质性之上,以社会中人类群体对组织化压制手段的情感与心理反应为典型,“这种一致性最终使人们互相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结合体(amalgam)”,从而产生团结的集体意识。[17]然而“共同意识所结成的关系并不完全是通过压制力量来保护”,各种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在分化形式上结成了新功能,这便是有机团结。[18]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基于社会内部的协作,随着社会不断进化,机械团结会不断松弛。[19]人类社会的历史起于机械团结,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者式微,有机团结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则有着递增的优势。[20]

  

对“团结”及其导向的现代社会结构之关注在当时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是大革命后思想界对国家契约论的检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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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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