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1 次 更新时间:2015-02-27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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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  

就经学研究的历史而言,一般认为可自然地分成三个阶段,即汉唐之训诂、宋元之义理、清代之考据。至于明代,前人多以“空疏”二字括之,以其“无甚精义”,而为世所忽。但汉唐训诂失之疏,宋元义理失之空,唯清代之考据严谨、求实,新意叠见,成就赫赫,最为世所重。然而,当今人大谈清人考据之赫赫功绩时,却忽略了清人之硕果“多赖明人植其基”这一事实。[1]而活动于明中叶正德、 嘉靖间的大学者杨慎,正是这四百年考据之风的开创者。《诗经》学作为“经学”的一部分,其考据之兴亦由杨慎始。

杨慎(1488—154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生于北京。他出身于簪缨之家,父亲杨延和曾做过宰相。因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资聪颖,过目辄能成诵,十一、二岁为诗作文,颇使长老惊异。二十岁应乡试,督学刘丙见其文,赞赏不已,况以苏轼。二十四岁举进士,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武宗读书有疑,问群臣不能对,杨慎则能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予以圆满地解答。但他为人耿直,颇多诗人的激情,又有十足的书生气,故而屡忤朝廷。几次大哭于殿庭,惹得皇帝大为恼火,打了他几次屁股,最终把他贬到了荒远的云南,去作一个小小的永昌卫,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直到老到死。然而政治上的失败,促成了他学术上的成功。他在后半生,政治上不敢有任何的幻想和举动,因为皇帝派“特务”随时监视着他。故而他把原初对于政治的热情,完全投入到学术文化事业中,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笔耕不辍。他的著述十分驳杂繁富,王世贞《艺苑卮言》列有八十七种,焦竑《升庵外集题识》提到有百三十八种,《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著述不下二百馀种,[2] 胡应麟《艺林学山》说杨慎辑书有几百种,至今无人知其确数。林庆彰先生汇集各书目所著录及各书所述及者,共得二百五十馀种,[3]其数量确实是惊人的。 《明史》本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确非虚言。

在杨慎的二百多种著作中,其中有相当多是关于考据的。其所考有天文、地理、名物、人事,及经史子集、音韵训诂等,内容十分繁杂。李调元在《升庵经说序》中说:“先生雄才博雅,精于考证,为有明一代之冠。”确实有明一代,无能与之比肩者。他关于《诗经》的考证,主要保存在《升庵经说》中。《经说》共十四卷,其中关于《诗经》的有三卷。量不算甚多,而意义却很大,因为他结束了有明一代学者承宋人余绪、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学研究风气。

杨慎关于《诗经》的考证,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文字的训释。这是他成就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他敢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解释大胆提出怀疑,并旁征博引、用多种证据以证成其说。其中有些是前人之说有分歧的,其赞同某一家之说则予以证实,有些则纯为自己的新见。如《关睢》“窈窕”古有幽闲、深宫、美心为窈、美容为窕等说。杨慎则认为以“深宫”说为是。其云:

字书:窈,深也;窕,极深。窈窕,幽闲之地也;淑,贞静之德也。郑玄《笺》:幽闲深宫贞专之善女。《正义》:淑女以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方言》:美心为窈,美容为窕。非也。按:窈窕训深宫为是。深宫之地是幽闲。深宫固门曰幽,内言不出曰闲。窈窕言其居,贞专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为德,误矣。陶渊明《归去来辞》:既窈窕以寻壑;《鲁灵光殿赋》:旋便娟以窈窕、洞房窱而幽邃;《江赋》:幽岫窈窕;孙兴公《天台赋》:幽邃窈窕;《封禅记》:石辟窈窕,如无道径;曹摅诗:窈窕山道深;谢灵运诗:窈窕究天人;李颙诗:窈窕寻湾漪,迢递望峦屿;诸葛颖诗:窈窕神居远,萧条更漏深;乔知之诗:窈窕九重闺;杜诗:窈窕丹青户牖空;杜牧诗:烟生窈窕深东第。诸窈窕字岂亦谓女德乎?

这里主要是证实郑玄、孔颖达的“窈窕深宫”说,而驳“窈窕为德”说的。他一口气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窈窕”有深的意思,并非言德。当然在此他的论证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引的都是后世诗文中的材料,别人同样可以举出些“窈窕”作别种解释的例子来。但他的博雅,他的旁征博引的作风,在他之前确实是很少见的。

杨慎训释文字,主要有四种手段,一是从文字形义上考虑,通过字形探取字义,并以旁证以明之,而后探求诗义。如《凯风》“睍睆黄鸟”,“睍睆”旧或以为黄鸟之色,或以为鸟声。杨慎以为:“二字从目,目视之,知其为色也。”《东山》“町疃鹿场”句,“町疃”二字旧解为鹿迹,杨慎云:

“町疃鹿场”,毛苌云:鹿迹也。《说文》曰:町疃,禽兽所践处。汉儒解经,如此可笑。盖因“町疃”下有“鹿场”二字,遂以鹿迹兽践附会之。鹿迹兽践可以解“鹿场”,而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诗人之意,谓征夫久不归家,町疃之地,践为鹿场,非谓町疃即鹿场也。且《说文》以町疃字载于田部,曰:凡田之属皆从田,若町疃果为兽践,则非田之属也。考之他训,《左传》:町原防,井衍沃。干宝注:平川广泽可井者则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则町之。町,小顷也。张平子《西京赋》:遍町成篁。注:町,谓畎亩。王充《论衡》:町町如荆轲之庐。《石鼓文》:原隰既垣,疆理疃疃。《召伯敦铭》:予既疃商。《庄子》:舜举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说野田,并无鹿迹之说。如《豳风》以绸缪牖户形容鸟巢,遂以绸缪为鸟巢可乎?

在这里他先从字形上考虑,“町疃”二字从田,应该与田地有关;再考之古籍金石,町疃都是作田亩训;最后从逻辑上解,训为鹿迹亦不合情理。这样他从根本上动摇了毛苌、《说文》的解释,而建立了一种新说。这是很有说服力。杨慎因为精于文字之学,因而也常从字形出发,厘正诗文之讹误。如《大雅·崧高》“往近王舅”,“近”字毛训为“己”,郑玄以为“辞也”,解诗者不通此意。杨慎引朱公迁说,以为“”字之形误,字从丌得声,音基。《小雅·正月》“天夭是椓”,慎以为“天夭”为“夭夭”之形误。

其次杨慎还善于从文字的音义上考虑,通过古音通假,阐明诗义。如《頍弁》“忧心怲怲”,杨慎以为“怲”与“”同,与下文“臧”字叶韵。“盖古丙、方互音,柄亦作枋可证。”《常棣》篇“鄂不韡韡”,“不”当为“柎”,指鄂足,不、柎古同,字又作跗。花下有萼,萼下有跗。束皙诗:“白华朱萼,被于幽薄。”“白华绛趺,在陵之陬。”“白华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趺、足,皆可证。附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犹人之足也。《瓠叶》“有兔斯首”,斯、鲜音相近,训白。“《左传》‘于思于思’,服虔注:思,头白貌。思、斯字异而音同。”《潜》“潜有多鱼”,“潜音涔”,《尔雅》李巡注:“今以木投水中养鱼曰涔。”这些观点虽有的为前人遗说,但经他从古音通假上一阐释,意思就更明白了。

其三善于用诗之异文,来解决诗中疑难问题。如《考槃》“考槃在涧”,“涧”韩诗作“干”,

薛君注:“地下而黄曰干。”杨慎则补充说:“江南有吴干,平凉有陇干,乐府有《长干曲》,颜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干与宽叶为是,且涧非考槃之处也。”《汝坟》“惄如调饥”,韩诗作“朝饥”。杨慎认为作“调”解不通,当从韩诗,又引《易林》“仿如旦饥”及郭遐周诗“惄焉如朝饥”为证,以为朝饥最难忍,故以为喻。《緜》“自土沮漆”,齐诗“土”作“杜”,杨慎以为当从齐说,杜为水名,即杜阳。《闷宫》“实维太王,实始翦商”,《说文》作“实始戬商”。旧以为太王的孙子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能臣服于商,成为千古美谈,他的爷爷怎么有可能就开始翦伐大商呢?于是在此出现了许多离奇的解释,或以为太王由豳迁居于岐山之阳,四方来归,王迹始著,故云实始断商。或以为作岐为兴周之基。杨慎则据《说文》,以为本字当作“戬”,训福,指太王始受于商。在今天看来,杨慎之说不一定对,但对于古之经生刻意回护文王的思维路子来说,杨慎是要高人一筹的,因为他可解决旧说中的重重矛盾。

其四杨慎还善于运用方音、谚语资料解决诗中的问题。如《小星》“抱衾与裯”,《毛传》说:“裯,禪被也。”《郑笺》说:“裯,床帐也。”由此看来这已是死去的词汇了,故毛、郑之间有了分歧。但移他处夜宿,没有抱床帐前往之理,故朱子仍从毛说。杨慎则云:“按:裯从周得声,与凋、雕、蜩同。裯当音条。今关中亦呼寝褥为条子。”这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读裯为条,与上文“昴”字韵也相叶。诗云:“宜鉴于殷”,殷古书又作衣,杨慎云:“齐人言殷声如衣,今依姓者,殷之胄也。”《七月》“一之日觱发”,杨慎以为“觱发”指风,觱是羌人吹的兽角。“谚云:‘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正谓风吹篱落,其声似觱栗。”其说未必尽当,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相当广阔的。

第二,关于古代制度礼俗。通过对古代制度礼俗的考证,以求对诗篇作出确解,这也是杨慎探求诗义所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郑玄、孔颖达等也曾用过,但他们多是引述,而杨慎则是考证纠误。如《车舝》篇,《诗集传》以为是燕乐新婚的诗,杨慎说:“按《礼》云: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又曰: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无道,诗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此义为长。”这是通过对《礼记》古代婚姻礼俗的记载,来驳斥朱子“并乐新婚”之说的。近年有人撰文,以驳关于《诗经》中有乐婚诗一说,其取证与思路,与杨慎全同。不过古人是否实有“婚礼不贺”之俗,还很难说,因为《曲礼》另有“贺娶妻”的记载。不过杨慎能以《礼》证《诗》,确不失为一条解诗的途径。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慎关于古代“辟雍”、“泮宫”的辨析。《鲁颂》中有《泮水》一篇,内提到泮宫,《大雅·灵台》提到“於乐辟雍”,汉儒解释说:辟雍是天子太学之名,因四面环水如璧,所以叫“辟雍”。泮宫是诸侯国的学校名,因水环半边,所以称“泮宫”。杨慎则认为“泮宫”是因宫在泮水之旁故云“泮宫”,辟雍是天子之宫,古代不存在天子学曰辟雍、诸侯学曰泮宫的制度。他首先大段引述了宋人戴埴的观点,以为泮宫之说可疑者有五:《鲁颂》言泮宫而无言及教化群才,其可疑者一;《泮水》颂鲁僖公,而《春秋》无僖公兴学的记载,其可疑者二;史克作颂,以修伯禽之法,使果能典崇学校,克何不表而出之?其可疑者三;他国不闻泮宫,其可疑者四;郑玄解《诗》,谓泮言半,解《礼》又以頖为班,自相矛盾,其可疑者五。泮宫为地名,与楚之渚宫、晋頖祈之宫无异。接着杨慎云:

辟雍为天子之学名,泮宫为诸侯之学名,自《王制》始有此说。《王制》者,汉文帝时曲儒之笔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使天子学曰辟雍为周之制,则孟子因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颂》云:“于彼西雍”,《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既曰泮宫,又曰泮水,则泮宫者,泮水傍之宫;泮林者,泮水傍之林无疑也。鲁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宫。即使鲁之学在水傍而名泮宫,如《王制》之说,当时天下百二十国之学,岂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宫邪?予又观宋胡致堂云:《灵台》诗所谓“於乐辟雍”,言鸟兽昆虫各得其所,鼓钟簴业莫不均调,于此所论之事,惟鼓钟而已,于此所乐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声》所谓“镐京辟雍”,义亦若此而已……上章曰:“皇王维辟”,下章曰:“镐京辟雍”,则知辟之为君无疑也。

杨慎此论,很有说服力,故清儒持此说者甚多。(注:清儒方中履《古今释疑》、姚际恒《诗经通论》、戴震《毛郑诗考正》、牟庭《诗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皆有同说。)

第三,关于名物考证。对《诗经》名物如鸟兽草木器物之类的考证,是《诗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杨慎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他对名物的考证大约有两条途径,一是亲目所验,如《唐风·山有枢》云:“山有栲,隰有杻。”杨慎说:“栲,山樗;杻,檍也,宫中多树之,取亿万之意,谓之万年树。注唐诗者以冬青为万年枝,非也。”《葛生》篇之“蔹”,其云:“蔹音帘,似栝楼,叶盛而细,其子正黑如燕薁,而不可食。幽州人谓之乌服。其茎叶煮以哺牛,除湿。”《南山有台》之莱,其云:“莱,草名,今莱州人蒸以为蔬,谓之莱蒸。莱州得名亦以此。”这则是据目验而得出的结论。尽管没有引经据典,但却反映了作者对实物的考察结果。最典型的是《晨风》之“驳”,其云:

《诗疏》云:驳,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谚曰: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为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文似马之驳,故曰交驳。今解诗用《尔雅》之说,以为锯牙食虎豹之兽,非也。兽非恒止于隰之物,又与邻章苞棣、树檖非类,故知即梓榆。

这是采取了文献记载、民间谚语、实物考察三重证据,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步,反映了作者的科学态度与求实精神。二是通过对文献的考证以探究物理。如云: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书:夏屋,大俎也。今以为屋居,非也。《礼》:周人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堂后有房然,故曰房俎也。

从字面看,“夏屋”就是大屋。但杨氏认为这是皮相之论。他通过引证经典中的解释,以证明夏屋乃是一种食具,因其形如屋而得名。

第四,关于地理考证。《诗经》之地理考证,非杨慎之所长,但也可反映出他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泉水》“出宿于干”,杨慎以为干、邗同,“今开封有邗沟,韦氏《历纪》云:蹇叔处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意即诗之干为地名,即开封之邗沟。《大东》篇有“大东小东,杼柚其空”句,旧以为指东方小大之国,或以为东泛指东方,小、大言赋收之多少。杨慎则认为周平王迁洛,周始东,故曰大东。自敬王遭兄弟之争,子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东王,周又东,故曰小东。王迹熄而王室乱,大国攻战会盟,小国贡赋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公刘》“芮鞠之即”,杨慎引班固说:“弦中谷,芮水出西北,东入泾。”认为即雍州之川。总之,其地理考证虽不甚精细,却也为前人所鲜言。

第五,关于古音考证。据林庆彰先生说: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曾作《陈第古音学出自杨升庵辨》,[4]以为陈说窃自杨慎。 其说虽未必是,然也可见出杨慎对古音学研究的开创之功。因为陈第是开清代三百年古音学之盛的人物,而杨慎早陈第数十年,在当时名气又很大,并著有《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古音馀》、《古音猎要》等书。汉语古今音之变,最突出的是诗韵的变化。约南北朝后,人们发现了《诗经》不少不押韵的地方,但并不知这是古今音变化的结果,于是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办法,即“改读”,将不押韵的字临时改读为某音,以求押韵,前人称之为“叶韵”。朱熹著《诗集传》即用此法,以解释《诗经》不和谐的韵脚。而杨慎则看出了古韵语中不押韵之处,并非本就如此,而是古今音变化造成的。在《升庵经说》中,他关于《诗经》古音的研究有数十条之多。如《?{风·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儀。”“儀”与“河”字依今音读则不押韵,故朱子在“儀”字下批注:“叶牛何反”。意思是“儀”字在此要改读为“牛何反”。但杨慎发现,《小雅·菁菁者莪》说:“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儀。”“儀”与“莪”、“阿”为韵;《豳风·东山》说:“亲结其缡,九十其儀。其亲孔嘉,其旧如之何。”“儀”与“何”为韵。在《太玄》中“各遵其仪”又与“不偏不颇”相叶,于是他归纳说:仪古音读俄,证据有三,一是古代它与河、阿、何、颇等字为韵;二是“檥”从“羲”得音,而《史记》徐广注为“蛾”音;三是在汉隶中“蓼莪”又作“蓼儀”,同样的情况又见于洪适《隶释》与《周官》注。这样从古字通假、古音标注、古音叶韵三个方面取证,就很有力地说明了“儀”的古音。杨慎为了证明一字古音,往往能多方取证。如释“洵直且侯”之“侯”云:

侯音胡,叶“羔裘如濡”。《史记·匈奴传》“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跢跦,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又:“范子妙才,僇辱伤肤。然后相国,封为应侯。”张衡《西京赋》:“增昭仪于婕好,贤既公而且侯。许赵氏以无上,思致董于有虞。”皆叶七虞。《吕氏春秋》:“今侯渫过而弗辞。”侯元有胡音,今以喉咙念胡咙,可验。

这里他除引用了汉代文献之外,还用活着的口语来作证。当然他考察古音最得力的资料还是古诗与韵语。如《齐风·鸡鸣》“匪东方则明”,杨慎以为“明”字音“芒”,证据是:明与下文“月出之光”的“光”字为韵;“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明、王为韵;《易》“天下文明”,上叶“阳气潜藏”,下叶“与时偕行”;《书》:“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明与良、康为韵;《荀子》:“契玄王,生昭明”,明与王为韵;《归藏筮词》:“空山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职日月以为明”,明与苍、张为韵。《白虎通》:“清明者,清芒也”。《小雅·出车》“雨雪载塗”,塗音余,与上“黍稷方华”叶韵。证据是《易林》:“雨雪载塗,东行破车,旅人无家”,塗与车、家为韵。当然杨慎的论证并不十分周密。因为古音失传已久,即使考出与其叶韵的字,也只能得其读音之大概,还不能说某字古代就是读某音。

总之,杨慎的《诗经》考据成果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多带有笔记杂考的性质,但这毕竟是《诗经》考据学兴起的一个开端。老实说,杨慎在《诗经》学史上的贡献也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比前人更正确的认识,而在于他的研究路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揭开了《诗经》研究新的一页。他敢于在传统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而又能够用实证手段去解决问题。他不事空谈,重在用证据说话,改变了宋明儒者空谈义理的学风,将经学研究引上了考据的轨道。而且他或用文献,或用金石资料,或从方音,或从文字形义,或从古音等多个角度,寻找多重证据,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经史上的疑难问题,这在他之前是很少有人这样作的。他在《升庵经说》中就曾几次表示:不识古字“安可以解经哉!”“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诗》、《书》子集”,不能解决问题,“可与汲古者道,难为浅中者言”。[5]在他的影响下, 明晚期出现了一批从事考据的学者,并在古音考据、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申叔贵书.国学发微[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按:明人之考据,素为人所忽略。 林庆彰先生著《明代考据学研究》一书,始专对明人之考据进行研究,对其成就作了肯定。

[2]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5页.

[3] 《明代考据学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版第42页.

[4] 《诗经研究论集》(二)[C].《杨慎之诗经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1987年版.

[5]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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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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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太原)2000年0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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