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17: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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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  

  

   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所有的语文教材或文学通俗读物,一旦涉及《诗经》并需要对她进行说明时,总是会给出这样的定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个定义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众所周知,《诗经》是《五经》之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她是被作为“经”来说对待的,何以突然变成了“诗歌总集”呢?这正是被今天许多学者所认的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贡献,即: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真面目。

   所谓恢复《诗经》文学真面目的不是别人,正是20世纪初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的一批优秀学人,如顾颉刚、胡适、闻一多等。他们干着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颠覆经学体系,建立新文化的大厦,而《诗经》则首当其冲。顾颉刚连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三、四、五期上的大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明确指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他说《诗经》好像一座矗立于荒野的高碑,被葛藤盘满,这是它的“厄运”。然而历经险境,流传了下来,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这又是它的“幸运”。顾先生声明,他要做的就是斩除“葛藤”,肃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闻一多先生在《匡斋尺牍》中更是语出惊人,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当时一批学人——对后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如胡适、顾颉刚、郑振铎、俞平伯、刘大白、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朱自清、锺敬文等,都参加了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由此便为《诗经》的研究定的了基调。

   确实,20世纪在一批优秀学者的努力下,《诗经》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综合研究与深入探讨问题的论著,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大量的著作都是以“《诗经》是诗歌总集”为起点的。然而却忽略了《诗经》在建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大厦中所起到的支柱性作用,难道是作为纯文学的“诗歌总集”能够承载的吗?毫无疑问,20世纪的《诗经》研究出现了极大的偏失。

   偏失之一

   偏失之一,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及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我们不否认《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但同时必须清楚《诗经》的双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自身的素质,而“经”则是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文化角色。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朱熹《诗集传序》说:“《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见。同时它还影响到了古代东亚各国。如日本学者小山爱司著《诗经研究》,在书之每卷扉页赫然题曰:“修身齐家之圣典”、“经世安民之圣训”等。朝鲜古代立《诗》学博士,以《诗》试士。他们都以中国经典为核心,建构着其自己的文化系统,由此而形成了东亚迥异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化思想体系。这是作为“文学”的《诗经》绝对办不到的。作为“文学”,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它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是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定其经学的研究意义,那么《诗经》对于东亚文化建构的意义便会丧失殆尽,东亚国家的文化史与学术史,都需要重新改写了。

   偏失之二

   偏失之二,否定了《诗经》之为“经”,也彻底否定了“旧经学”,但自己却掉进了“新经学”的泥淖。20世纪初,西方思想输入大陆,批判旧的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成为时代的强音。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组织了五十多篇讨论《诗经》的文章,而讨论最多的是《静女》《野有死麕》等几篇关于男女幽会的诗。参加讨论的十几人,都赞美那爱情的甜美。这表面上是在研究《诗经》,实则是为当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思想文化思潮,从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所谓《诗经》中赤裸裸地表现性生活与性感受的作品,实是研究者为适合现实需要所作的“意义开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理论风靡一时,文艺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人民性成为时代文学的关键词。大批学者便从《诗经》寻找反剥削、反压迫的作品,使《伐檀》《硕鼠》之类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最佳教材;《氓》《谷风》等,变成了抨击男尊女卑制度及礼教的控诉书。有学者甚至把《螽斯》(旧以为贺子孙众多)说成是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歌子,《月出》(旧以为写男女思念)是统治者杀人的写照。配君子的淑女,变成了劳动姑娘,君臣间的劝词,变成了劳役者的怨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思潮再度冲击大陆,人性解放、个性解放再度变成了关键词,用西方观念观照中国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变成了一种潮流,于是《诗经》中的表现爱情的诗作如《关雎》《蒹葭》等,再度进入教材,以《诗经》资料支撑西方理论的著作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诗经》变成了西方文化理论的图解。这种从《诗经》中为现行现实政治、学术思潮寻找理论根据的研究方法,不正是“经学”的一种变化形态吗?但这种“经学”变态比之旧经学,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是极大的倒退。因为旧经学关注的是人伦道德,是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和谐环境的构建;但一味服务现实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研究,则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不仅偏离了经学求善的价值取向,更在观念与思潮的左右下,失去了“求真”的基本心理条件。

   偏失之三

   偏失之三,对历代研究成果不是作为精神产品继承,而是作为思想垃圾抛弃。就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言,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读过《诗经》的。面对《诗经》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通过学习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一种是研究其中所蕴有的意义。后者的行为产生了大批可供后人继续研究的思想性、学术性著作,是属于经学的。而前者,则或见诸于行为表现,或形之于诗文与艺术创作,是属于文学的。这两方的成果,都是极为丰富的。就所谓的《诗经》文学研究而言,明朝人即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著作。他们在经的“思无邪”的阅读原则下,体味着《诗经》的文学情味,如戴君恩《读风臆评》自序说:“爰检衣箧,得《国风》半部,展而玩之、哦之、咏之、楮之、翰之。嗟夫,此非夫天地自然之籁,颜成子游之所不得闻,南郭子綦之所不能喻,而归之其谁者耶?彼其芒乎忽乎,俄而有情,俄而有景,俄而景与情会,酝涵郁勃而啸歌形焉。当其形之为啸歌也,景有所必畅,不极其致焉不休;情有所必宣,不竭其才焉不已。或类而触,或寓而伸,或变幻而离奇,莫自而计夫声于五,莫自而计夫正于六,而长短疾徐、抑扬高下,无弗谐焉。”钟惺批点《诗经》自序说:“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明万历之后,《诗经》的文学研究一度繁荣,著作多达数百种。但由于大多学者从概念出发,以为此前的研究全是“经”的研究,是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于是将传统的《诗经》研究,除清人的几部训诂考据的著作外,几乎全盘抛弃,使得成百《诗经》,封于尘埃之中。以致使我们不时的发现,前人已有非常精辟之见,而今人却一无所知,还在那里左证、右探,而不能中其关要。

   偏失之四、五

   偏失之四,既然把《诗经》认作是纯文学作品,于是便用20世纪的文学观念来研究《诗经》。而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价值认定在了“反映生活”上,于是《诗经》研究者便配合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思潮,来研究《诗经》中的婚恋生活、妇女生活、阶级斗争生活,甚至从《诗经》中寻找“奴隶社会”或“农民起义”的影子。把一部《诗经》认作了是周代社会生活的镜子,不但否定了《诗经》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忽略了其作为文学展示人类心灵世界的意义。

   偏失之五,以守正为保守,以创新为荣耀。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从课题申报,到刊物发表文章,都要求“创新”。而研究者又认定前人对于《诗经》的研究,都是瞎子断扁担,不可信。于是不知认真总结前贤,而师心自用、锐意求奇之作,随之而生。如以“王室如燬”的“王室”为女阴,以“狂童之狂也且”的“且”为阳具,以“振振君子”的君子为奴隶,雎鸠为天鹅,以“及尔颠覆”为男女之事等等,千奇百怪的观点不一而足。只知知识创新,而没有价值分析,使研究成果除了在晋职称、增绩效上派大用场外,对于推进学术几乎没有意义。

   钱穆先生在其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钱先生对《诗经》的这一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更好的说明了《诗经》的双重价值。《诗经》的经学地位虽被现代学者否定,但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它仍然不同于一般《楚辞》《乐府诗集》之类的诗歌总集,最主要的还在于它曾经有过的“经”的地位。就像一位天生丽质的淑女,如果她不是皇后、公主,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他对社会很难产生影响。《诗经》正是因为她乘坐着“经”的“圣驾”,在浩浩荡荡地穿行于历史的城镇村乡之中时,才博得万千之众的“围观”与“喝彩”,才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经》的基本素质虽是“文学”的,而她的文化血统、她的地位身份则是“经”的。“诗”是她自身所具有的,“经”则是社会、历史赋予她的殊荣。如果曾经是“皇帝”,即使被打倒,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世人心目中他仍然不是普通人,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普通人。《诗经》就是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从《诗经》“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性质上来考虑问题,认识其经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与意义。接受百年来《诗》学的经验与教训,调整我们的学习、研究思路。析而言之,从经的角度考虑,我们不但要面对作为“元典”的《诗经》,还要正确对待历代由《诗》而产生的大量阐释性著作。要看到《诗经》与每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及其与每个时代思想文化变迁的联系,与整个中华民族思维、心理、气质、精神、性格等形成的联系。要把《诗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来认识、理解和接受。

从根本上说,《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礼”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乐”是指音乐。“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通过乐来表达,同时也可以在乐声中化解。所以古人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孔子一生奔波、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制度”的实现,即社会和谐的永恒存在。孔子编《诗》,提倡《诗》教,目的多半也在此。后儒秉承孔子之志,将礼乐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融入了《诗经》的诠释之中。古代文人群体“皓首穷经”的耐性,犹如成千上万只蜜蜂构筑巢穴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起了礼乐文明的金字塔,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诗学阐释中,不断丰富着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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