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细说辛亥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4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7: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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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 (进入专栏)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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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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