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6 次 更新时间:2008-03-13 2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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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 (进入专栏)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着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 or 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着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着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末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着一位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着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着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着求知欲,也是为着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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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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