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心恒:说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8 次 更新时间:2015-01-28 15: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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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心恒  

  

   先从本文的题目说起。为什么是"说说"?因为这不是规范化的学术论文,只是对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曲折命运的简要回顾,大部分是亲身经历,少部分是听经历者讲的,都是装在自己头脑里的东西,用不着引经据典的注释。

   一、社会学学科被禁止

   中国社会学从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原书名为StudyofSociology)传入中国开始,到1949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社会学家雷洁琼说,1949年以前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03年到1920年左右,主要是学说传入;第二阶段是从20年代开始到1949年。20年代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的人陆续回国,开始在大学里建立社会学系,并开展社会调查。最先建系的是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等。接着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相继建系。到1949年全国已有20多所大学有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成果累累,早期的有《北平黄包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后来有陶孟和的《北平贫民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北京郊区农村生活调查》,费孝通的《江村农民生活》调查,费孝通和张子毅等人在云南魁阁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等。这些调查现在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由商务等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社会学从传入到大学建系,再到实地调查研究,花费了两三代人的心血。1949年前的社会学家大多数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他们在西方学习了社会学知识,回来研究中国社会。吴文藻、孙本文还提出了社会学要中国化,理论和方法要适合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建设服务。在政治上他们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讲民主宪政,讲自由平等;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在1948年中共提出要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后,民盟中央秘书长张东荪,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严景耀夫妇等4人应中共中央邀请,由8名解放军战士护送到河北省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五大书记与他们共进晚餐,谈笑风生,十分愉快。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没等中共发话,社会学家就觉得社会学需要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进行改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于1949年8月17日向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写报告,请示社会学怎么讲。叶企孙于9月27日批示:"社会学原理"并入"各派社会学说批判","西洋社会学"改为"各派社会学批判","土地制度"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社会制度"课取消,因为社会学讲的社会制度是家庭、教育、宗教等具体制度,与中共说的社会制度不同,怕混淆。费孝通于1950年3月7日发表了《社会学怎样改造》,提出了改造社会学的具体意见。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学要改造,不是要取销。可是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毛泽东取消社会学的态度非常坚决。根据给费孝通做过10多年助手的张冠生记载,那年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由于毛泽东态度坚决,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时,大学里取销了社会学系,原来社会学的一切课程都被取消。

   二、社会学家被摧残

   取销社会学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到,但是要从思想上摧毁社会学,让社会学家认识到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却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做到的。1952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任务是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的区别是什么?从理论概念上很容易讲,但是一联系实际就说不清道不明了。以潘光旦为例,他一直是研究社会学和优生学的,指导思想是优种强国。这怎么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呢?他还依据儒学的中庸之道创造了"中和位育"理论,用它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中庸之道古已有之,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沾不上边。后来有人提醒他要恨美帝国主义才说明世界观转变。潘光旦是1922年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192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回国,搜肠刮肚也找不出恨美国的理由来,检查总是通不过。大家就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帮助他"恨"起来。后来他又想不通社会学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大家又帮助他提高觉悟,认识到社会学的阶级性。他检查了4个月,最后召开大会,有100多人参加。潘光旦不得不说,"自己从事社会学是替资产阶级撑腰",这才过关。文学院院长金岳霖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同志,这样长期耐心地帮助一个人的进步。"

   1957年4月10日《新建设》杂志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出席的都是经过思想改造,已经"进步"了的社会学家。他们是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袁方等20多人。他们认为这个座谈会既是中央宣传部批准召开的,说明官方允许恢复社会学,所以畅所欲言,很当回事地讨论如何恢复停办5年多的社会学。一个月后,与会者的发言被定性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被打成右派分子。连一生谨慎,从不出格,没有参加座谈会,也没有言论的吴泽霖,因右派名额不够,也被补划为右派分子,这年他60岁,忝列民族学院五大右派分子之一。

   反右运动中,中科院社会科学部于8月29日召开批判会,专门批判右派分子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会由潘梓年主持,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言说:"在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活动中,右派分子费孝通身兼两职,既是军师,又是闯将。"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也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文章说:"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分子,执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公然叫嚣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

   文革时期,不仅要触及灵魂,还要摧残肉体。民族学院的五大右派被勒令打扫厕所,拔草。潘光旦只有一条腿,是个残疾人,没法蹲下拔草,想坐在板凳上面拔,不准他坐,潘光旦只能坐在地上拔草。草地潮湿,又风吹日晒,因此感冒发烧。此时他的家被抄,门被封,无家可归,只好到费孝通家。费孝通拿一条褥子铺在水泥地上,又拿大衣盖在老师身上,还是不行。潘光旦问费孝通有治感冒的药吗?费答:没有。又问有安眠药吗?费答:也没有。就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宗家在费孝通怀里渐渐地停止了呼吸!费孝通欲哭不敢,当场吟出"夕日旁伺,无力拯救。凄风惨雨,徒子奈何"!

   前面提到1949年批复潘光旦怎样改造社会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1898—1977),1968年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备受折磨,精神失常,被释放出狱后,无人照顾。中关村一带的人常见他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弓着背,踯躅街头。遇见教员模样的人,就伸出一只枯干的手向人乞讨:"你有钱吗?给我几个,所求不多,三五元而已!"1977年1月一个大冬天里,他含冤惨死。在他死后22年,1999年中共中央公布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其中有15人出自他的门下。

   被补划的右派分子吴泽霖(1898—1990),是把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博物馆结合在一起的创始人。1965年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解除审查后他才知道,在他离家不久,妻子和岳母不堪忍受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这位一心爱国,毫无私心的学者,家破人亡,只剩下他一个73岁的孤寡老人。1980年我去民族学院拜访这位著名学者,他住在筒子楼向阴的一间房里,自己用煤油炉做饭。那是冬天,不能开窗,一进屋煤油气味刺鼻。

   费孝通的遭遇比起他的老师们来算是好的,被揪斗和打扫厕所后,发配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盖房、下田、挖沟、平地,什么活都干,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1980年费孝通在社会学暑期讲习班上吐露心声:"我的老师走了,没有人和我一起散步、交谈与切磋学问了。不抓紧做事,就会感到寂寞。"

   三、为什么要把"恢复"与"重建"并提?

   在社会学被粗暴地禁止近30年后,中共中央对社会学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1979年3月15日至18日,"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在会上讲话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座谈会结束第二天,即3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首先发了消息,于是海外社会学家尤其是华裔社会学家非常高兴,奔走相告:中国社会学恢复啦!他们说"恢复"是很自然的,可是国内劫后余生的社会学家们不敢说"恢复",因为他们还是"摘帽右派",尚未平反,所以他们不敢说"恢复",怕被指责为"复辟",得说"重建"。可是说"重建"吧,中国在1949年之前明明有社会学这个学科,如本文开头介绍的那样,学科已成规模,研究成果累累。如今"重建"还是要费孝通牵头,费孝通还是要请他的故旧同人帮忙办这件事,所以不说"恢复"是割断历史,也不符合实际。在单独提"恢复"与"重建"两难的情况下,最稳妥的办法是两者并提,于是就有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提法。虽然矛盾,但是两边都照顾到了。并提好说,重建就难了。

   第一,社会学被诬陷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近30年,社会学家也已被批倒批臭,学界的观点一时还转变不过来,对社会学与社会学家还是冷眼相看,甚至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王康无论到哪里宣讲社会学,一出场就得举着小平同志"补课"和"乔木同志讲话"的本子,以消除听众的恐惧。先给观众道个万福,再来一句道白:"奴家姓社不姓资。"当然,这是比喻,费孝通不会演戏。但社会学恢复头两年的情境就是这样。

   第二,社会学被禁止近30年,人才断档,后继乏人。从座谈会部分社会学家的合影看见,坐在前排的是:吴景超、李景汉、吴泽霖、赵范等,他们都是费孝通的师辈老人,年至耄耋。站在后排的是74岁的雷洁琼和69岁的费孝通。还有,从座谈会推选的研究会会长、副会长以及顾问名单看,除了费孝通和田汝康是一直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以外,陈道是社科院规划局局长,延安来的老干部;杜任之是哲学所的研究员,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李正文是高教部政治教育司司长,1933年入党的高级干部;雷洁琼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于光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高级干部;赵范是1938年在长沙秘密入党的地下党员;杨是美籍华人、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们大部分是为了恢复社会学名誉、支持社会学重建而在研究会挂名以壮声威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都是为社会学站台的。他们都不会全力投入社会学建设。能把全部精力投入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只有会长费孝通、研究会总干事长王康和党代表陈道3个人。仅凭3个人的力量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难矣哉!必须想个办法召集旧部和新人。用什么名义召集?研究会不行,因为它是个学术团体,没有编制和经费来源,无法开展工作。1980年1月社会学研究所成立,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费孝通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陈道任党支部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但是没有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个空架子,办公地点也还在民盟中央那两间小南屋里。

王康先生曾对我说:"社会学会和社会学研究所,都是社会科学院的,费老和我都不是党员,与社科院没有渊源,人生地不熟,开展工作不方便。陈道同志是老党员,又是社科院规划局局长,有他参加社会学恢复工作,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听王康这么一说,我才觉得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由费孝通、王康、陈道组成的3驾马车是很好的搭档。3个人各有自己的专长任务,别人无法替代,他们之间也不能互相代替。可惜这3驾马车在1982年武汉年会上就散架了。1985年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被一位搞经济学的人替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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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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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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