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心恒:东去西来未了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8-12-28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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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心恒  


来源: 南开大学报  


《东去西来——————跨文化风貌》作者简介:田心源,1926年出生,童年在北平,抗战时攻读于四川。1947年东去美国,获得人口学博士后一直在大学教研。1973年开始西来频繁,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授课 座谈。出版多部专著、发表多篇论文。1991年退休,被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荣誉教授头衔。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田心源教授近日访问我校人口所,将他珍藏的一套解放前出版的《观察》杂志(包括有美国1948年竞选总统华莱士签名的第三卷第21期)赠给我校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田先生曾将张伯苓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赠给我校图书馆。这次访问南开他赠我一本他的自传体文集《东去西来——跨文化风貌》。田先生写自传,意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流的必要性,然而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一个“情”字。他从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亲情、爱情、友情,穿越时空,忠贞不渝;他寻觅故园、故地、故人时油然而生的喜悦和惆怅,感人肺腑。


田先生1926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官宦世家。虽说是官宦世家,但非锦衣玉食,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家做的布衣布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晴天满街土,雨天一地泥。布鞋不禁穿,老妈子总得给他做鞋,经常叫他光脚站在用旧布和浆糊打成的袼褙上划鞋底大小,每次老妈子都说,哎呀,少爷的脚咋长得这样快!后来母亲给他双胶鞋穿去上学,在同学面前神气了好一阵子。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北京,父亲出使英国伦敦,母亲一个妇道人家,要带领他们全家老少11口人逃到大西南的抗战后方,谈何容易!幸亏在天津有个做进出口贸易的干爹张联亨(我校物理系退休教授张汝源的父亲),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全家经天津、青岛、武汉辗转逃到重庆。抗战8年,他在重庆上完中学,与同学们结下终生难忘的友情。1945年日本投降,他全家于1946年秋天复员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老家。那时内战全面爆发,北京很不安宁,正好他父亲调到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母亲随行,另外还可以带子女到美国。父亲通知他带领3个弟弟,从上海乘美国轮船东去美国。时间是1947年5月。


到了美国,父亲的薪水养活不了6口人,他们兄弟开始打工。1948年1月经他父亲的结拜兄弟介绍,进入衣阿华州的威廉培学院学习,有奖学金,但不是白给,每周需要给学校打工10小时,从最低级的打扫厕所开始,再晋升到办公室清洁工,暑假还要到农场打工,在那里他学会了开拖拉机、捆草、发酵喂牛的饲料、阉割公猪等全活。每月工资100美元且包住,一个暑假攒够了下个学期的伙食费。


1949年暑假,田先生参加教友会主办的暑期服务团,被派到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服务。在那里他认识了德裔美国姑娘CorinneGray,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田先生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可人。他与可人恋爱,不仅受到学校种族偏见的歧视,更遭到可人母亲的反对,因为他不仅是有色人种,而且在美国没有合法的身份。他是以外交官子女入境的,父亲已于1949年秋天奉调回国,其子女就失去了身份,成为非法居留者。美国移民局把他们兄弟划归为遣返对象。但是那时美国与新中国没有建交,无法把他们遣返北京,也没有法律依据改变他们的非移民身份,只能让他们非法居留,但是要他们每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类似中国的被管制分子。


恋爱对象可人并不在乎这些,当她把田带到自己家里见母亲时,他受到了冷遇。这时田先生自觉英语口语大有长进,就和可人的母亲交谈——“这屋里温度是多少?”“23度呀,冷吗?”“我不冷,我是担心可人着凉。”——这种典型的中国旁敲侧击的谈话方式,使可人的母亲对他的态度转变了。转变的证明是1953年6月他与可人在美国东部的费城结婚时,岳母大人从北方的圣保罗城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结婚时,可人已从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婚后在费城城建局找到一份工作。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一彦出生。田先生也从哈维弗德学院本科毕业后,进入宾州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他虽然来到美国已经7年,而且娶妻、生子、读博,但非移民的身份没有改变,不离开美国,永远是不合法的居留者。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1956年初春的一天,他二弟的爱人JoseleyneSlade拿着英国的一张《卫报》跑下来,高兴地说,快看,有教育界的广告!原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学校提供3年奖学金、来回路费和子女津贴。这等好事岂能错过!于是赶快申请,并请宾州大学两位著名教授写推荐信,很快收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通知书,于是他带着可人和儿子飞往澳大利亚。飞机在堪培拉降落时,国立大学人口学系主任维尔福德亲自到机场迎接。此后田先生在该校攻读博士。3年的学业他只用两年多点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可人又给他生了个女儿,起名叫一鸽。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分校社会学系聘任为助理教授,此后教学与研究一帆风顺,入籍问题也解决了。5年后转伊利诺伊大学任副教授,又5年(即1969年),转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授,该校是美国十大(BigTen)州立大学之一。至此,历时22年的艰难困苦的拼搏,从中国去美国的“东去”方才完全落实。


东去,时局使然,非田先生本人所愿;然而从美国回中国的“西来”,却是他朝思暮想的夙愿。1961年他还在威斯康星大学任助理教授时,来香港调查研究中国人口政策。妻子可人和一双儿女同来。由于经济拮据,只能在港岛租了一个小单元住下,与大陆隔河相望,只是不能过河。来港不久就与住在上海的四姑联系上了。那时中国大陆正闹饥荒,传出的消息使田先生不寒而栗,于是节约度日,省下钱来在香港买了猪油、大米、奶粉、罐头肉等寄给四姑,那真是)中送炭。四姑回信说,孩子们都很高兴,说感谢表叔给我们好吃的。其实有此感觉的何止孩子!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这立即燃起了田先生回故里——北京后达里胡同21号四合院——的热切期望,他说话也“与时俱进”,把“归心似箭”的成语改为“我归心似导弹”。尼克松2月访华,他3月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不承认美国护照,不能在他的美国护照上签字盖章,但是有个通融办法:把一张比护照略小的入出境签证表夹在美国护照里,领事馆在那张表上签章,批准田心源从深圳或上海入境。他拿到签证后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英国谚语:Ifthereisawill,therewillaway(有志者事竞成)!


1973年4月21日他带领可人、女儿和儿子全家四口人经香港从深圳入境。在香港时他花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到上海提货。从上海乘14次特快车到北京,把老婆孩子安排住进华侨大厦,没顾上休息,立马骑上自行车沿五四大街,过沙滩、故宫、景山公园、北海公园,“一路上的好景色没有细琢磨”,直奔府右街的后达里胡同,来到他朝思暮想的童年生活的四合院。他站在四合院前,心潮起伏。庭院还是那个庭院,只是经过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特别是经过“文革”浩劫的狂风暴雨,大门旁一对小石狮子被砍掉了头,大门上油漆剥落,砖墙腐蚀,凹凸不平,原来一家人住的四合院,如今成为十几家人住的大杂院,整个庭院像一个历经沧桑穷困潦倒的老人。面对此情此景,他感伤不已。


感伤归感伤,亲情归亲情,转天他约了在京的田家老少三代亲属、祖父的忠仆和大杂院里的邻居共十几口人,在老宅院里照了张团聚照。去国26年,首次回到故里与亲人团聚,激动、喜悦、万分高兴,溢于言表,连初次来婆家的可人也满脸阳光灿烂。谁料想悲从喜来,妻子可人一直积极支持他实现回故国的梦想,谁料想她此时已患肝癌,不久便不幸去世,她才45岁!人生最怕的是中年丧妻,这种大不幸偏偏让田先生遇到了。与他同甘苦共患难21年的爱妻,刚刚熬出头来,要过好日子了,却离他而去,怎能不叫他悲痛欲绝!


逝者已矣,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转年春天,田先生挣扎着起来,给系里开一门新课“中国社会”。开新课是很费力的,他精心备课,认真讲授。这时有该校东亚语言文学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来听课,她叫JosephineMatthews,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具体研究赵树理的作品。在中国,赵树理作品风格被称做山药蛋派,是带有浓厚山西风土人情味的作品,研究山药蛋派作品,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很难,很难!所以她经常找田先生请教。交往既多,日久生情,1978年他俩结为伉俪,田先生按照她的英文名字的发音给他起名叫马若芬,是她,给了田先生重新生活的动力和勇气;是她,帮助田先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实现“太平洋上去复回,得机恒归访亲友”。


在他们结婚4年后,笔者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住在田先生家里,对马若芬的专业我没有资格交谈,然而我发现她汉语说得很好,是一位比中国还中国的贤惠妻子,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没错。


田先生的母亲在他父亲去世后孤身一人在台湾,无亲无故。1985年田先生和妻子专程去台湾接母亲去美国养老。到了台湾,母亲说:“我最怀念的是北京,还有你干爹。没有你干爹,就没有田家的今天。我不去美国,我要去北京。”下定这个决心时,她全然没有把自己是国民党外交官遗属的身份放在心上;北京官方也没有介意她的身份;于是儿子和媳妇护送她来北京。到了北京,母亲没有住的地方,因为老宅子四合院已被叔叔在“大跃进”时上交给政府了。经过中央统战部与北京市政府交涉,给她分配到海淀南路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住房,每月交8.7元房租。后来房改,田先生花两万多块钱把这个单元房买下了,他在北京也有了房产。离开北京38年后,76岁的母亲又回到北京,北京有许多亲属故旧,还有她从小就喜欢听的京剧。故人归故里,落叶归根,母亲的心踏实了,从此在北京安度晚年,直至1996年因脑溢血去世,田先生夫妇为母亲送终。


母亲去世后,他们回到美国,在巴尔的摩市北郊的陶森小镇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说是定居,其实没有定下来,还是美国——中国两头跑,两头住,每年都来北京住些日子。田先生是著名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早在读研究生时就发表研究中国人口的论文,对中国人口研究造诣很深。他不辞劳苦频繁归国,不光是探亲访友,更多的是授课、讲学。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光明日报》、《华声报》、《江西日报》都有专访和报道。其中《华声报》的专访说出了他的心声:“我就是要为祖国做点实事”。


“我就是要为祖国做点实事”,说得好,做得好,表现了田先生对自己美籍华人身份的认定。早在1973年他带领全家首次回北京住在华侨饭店时,他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家庭对话——可人问田先生:“你在美国成家立业半辈子了,怎么还是华侨?”田:“过去中国人到外国闯世界的大多数是单身汉,找不着对象,只是单身侨居在外国,叫华侨。也有结婚生育子女的,他们的子女出生在美国,又获得美国国籍,就叫华裔美国人。”可人:“谢天谢地!你没回国成家!”田:“我千倍的谢天谢地!让我遇见了你!!”他们又问两个孩子:“你们是美籍华人,还是华裔美人?”两个孩子一脸茫然。他们长大后把父母起的名字改了,说明他们自我认定的身份是华裔美国人。


田先生频繁地东去西来,“太平洋上去复回,俯瞰白云变苍狗。白云苍狗两悠悠,乡关不见使人愁。”何处是乡关?北京?陶森?哪里是故乡?哪里是他乡?作为美籍华人,大概是“他乡故乡两茫然”,说不清楚了。在送别田先生伉俪的晚宴结束时,他提议大家唱《红豆曲》,也许是为了表达他的故国情结:“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绿水悠悠——”


田先生夫妇已于1月8号回美国陶森了,何日君再来?我在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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