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3 1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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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从它发生到今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它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过去40年来我曾写过不少文章,谈论五四,许多话都说过了。现在把它概括起来,分作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伟大的爱国运动


   人尽皆知,五四运动是因巴黎和会在国际帝国主义控制下,不顾道义,不顾中国主权,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蛮横无理地将战败国德国从前侵略、掠夺中国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由此引发北京学生首先起来抗议示威游行,进一步引发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同申义愤。这是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然后转往东交民巷,向列强在中国的使馆递交抗议的《陈辞》。随后,又有一部分游行学生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处,要求对此次外交失败、丧失国家主权负有责任的曹汝霖出见学生。但曹不肯出见,且使警卫严阵以待。被激怒的学生翻墙入院,见到恰在曹宅的章宗祥,此人同样对外交失败负有责任。一部分学生将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政府当局下令逮捕了32名学生。消息传开,学生、教师和广大市民群众纷纷抗议,并陆续引发全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人民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爱国运动是近代以来,以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从清末以来时有发生。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问题,限于某一地域的斗争,如收回利权、教案,反对列强侵略活动,反对迫害华工等。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争取整个国家的主权、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这是在民族觉醒的更高层次上展开的斗争。

  

   这次爱国运动,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遍及全国;不是某一部分阶层的民众,而是遍及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上海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史称“三罢”运动。6月5日,上海工人开展声援学生的大规模罢工,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让统治当局和列强感到恐惧。

  

   这次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数年酝酿和发酵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号召新青年,要做新国民,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和由他们带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就是多少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应对国家主权利害攸关的问题,自觉担起责任。他们认识到,听任列强将山东权利交给日本,那就等于坐视国亡。所以他们在五四当日的宣言中就大喊道:“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是觉醒了的一代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呼喊!

  

   这次爱国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它不仅是针对侵略和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也是针对腐败而反动的国内统治者。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及时地指出,“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巴黎和会与国内的南北议和);要人民“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号召“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湘江评论》更明确地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以对抗反动势力。这些口号以及各地各界民众的实际行动,都反映出五四爱国运动含有明显的革命意义,它同后续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是一次取得胜利的爱国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基本上都得到实现。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于5月7日被释放,他们受到母校师生迎接凯旋的英雄般的欢迎。后于6月初陆续被大批逮捕的学生,当局也被迫宣布释放。被点名的负有罪责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也于6月28日被宣布撤职。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为我国争取主权的斗争留下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二、助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广大青年中酝酿、发酵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反过来猛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就。

  

   (一)白话报刊的大盛行,促成白话国语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的揭幕战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攻坚战,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白话作为国语得以确立,正是文学革命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如果说,在五四前,人们还在争论白话与文言的优劣、白话应有的规范以及白话能否成为诗的语言等;那么五四以后,在空前的遍及全国的群众运动中,白话竟不需任何形式的批准与认可,就直接成了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共同的交流工具。有两种迫切需要使这一点成为事实。一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骨干分子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多的群众响应他们。于是就需要大力做宣传鼓动的工作。他们积极活动于街道、胡同里弄,以及商店、车站、工厂,甚至还有某些农村地区。他们组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用的自然都是白话。这样,讲演者、写作者于短时间内得到运用白话的频繁训练,而听者、读者也得到了运用白话的各种知识与训练。这对于白话的普及,乃至白话国语的确立,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迫切需要,是五四后,大批在北京直接参加过运动,并受过组织团体、开展群众活动初步训练的青年学生,纷纷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从事联络活动,推动各地的运动向前发展。他们为了与当地青年和各阶层群众进行深入沟通,势必努力运用白话国语,即大体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全国各地基本能接受的一种通用语言。这一情况显然直接有利于白话国语的通行。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五四后,各地白话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来。据当时人估计,五四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陆续创办的白话报刊有四百种之多。白话报刊的盛行说明,白话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互相交流、索取知识、宣达意见的工具,也就是成了大家公认的国语。人们期待已久的国语统一遂成为事实。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中国,从此有了全国人都能接受的一种交流的工具。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二)家庭制度变革,“社会的结合”骎兴

  

   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制度的中心和枢纽。朝廷是家庭制度的最顶端,皇帝为一国之尊,权至大而无限。各个小家庭则成为皇帝所有之大家庭的各个细胞,一家之长为一家之尊,权亦至大无限,不但家中一切财产归其所有,全体家庭成员亦如其私有物,归其主宰、支配。这种专制主义的宗法制度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克服的障碍。早在清末,中国部分先觉者,就已开始批判宗法制度、家庭制度,期待进行改革。旧传统之所谓“三纲”说,其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皆自家庭出来。所以,欲打破“三纲”,必须实行家庭革命。只有脱离家庭之羁绊,才有争取自由国民的前提;只有家庭革命,才能打破旧道德的基础,建立新道德的轨范;只有家庭革命,才会有“个人”的发现。而个人之发现,实是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这一点,可以说在清末已有人开始意识到了,但那时整个内外环境最逼人的问题是救国于危亡。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尚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在个人自由与民族自由之间犹疑,不足以导青年入于健全的个人主义之途,不足以正确处理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为解放个人创造切实的条件。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最重要的思想动因就是意识到,人,首先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个人”,如果不把个人解放出来,不使每一个个人成为有独立人格、可以自己担当责任的个人,则政治的进步、国家的得救,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废除“纲常阶级制”视为继学术的觉悟与政治的觉悟之后的“伦理的觉悟”,并且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要救国,须先救出个人;要建立新国家,须先要使人有新思想。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领袖们的结论。

  

   而要救出个人,要使人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要造成一代新人,必须从唤起青年做起。要青年们冲破旧伦理的束缚,以一个独立的个人的资格参与社会运动,则必须从破除旧家庭的藩篱始。这一点,因受五四运动的强力震撼而成为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从前的青年,都离不开家庭作为依托。现在,经历过新文化的熏陶,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震撼,从家族、家庭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青年们,有了新的人生轨迹,他们以志同道合为条件,以纯粹个人的身份,互相结合起来。这种情形,虽然在清末已经出现,但为数甚有限。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社会的小团体几乎到处都有,名目繁多,人数不等,其所标榜,都是追求个人独立、个性解放,由解放了的个人,结合起来去改造社会。

  

   (三)民主与科学成为大多数人的祈向

  

   新文化运动是肩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凯歌行进的。尽管在当时,人们对民主的结构与民主的程序、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政党都还没有全面、系统、深刻地了解与研究,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与民主最不相容的东西,却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所以任何复辟帝制的主张和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任何明显的专制与独裁都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常识的了解,使中国人民虽历经磨难,仍祈向往民主的方向走。至于科学,多少有些与民主相类似。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仍不甚了了,但人们对客观的规律、可以验证的知识已经颇有几分敬畏之心。人们大多会记得20世纪很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当然是对科学极表浅、极片面的了解。但如果对照一下鸦片战争后,一位中国将军参观外国军舰之后,对其技术的精巧表示羡慕之余,却郑重说道:中华重不在此,在文章。两相比较,显然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并在文、史、哲诸多学科取得可喜的成果。

  

   对民主与科学的祈向,是五四以来中国人两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四)世界化的观念得到有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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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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