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研究胡适四十年

——《胡适研究十论》代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19-10-17 22: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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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 (进入专栏)  

  

   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我走上研究胡适的道路,就是许多机缘凑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们还在河南“干校”搞运动的时候,就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2年,我们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就落实到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负责。这年10月,民国史研究室(当时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组,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国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现在,参加过那次成立会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研究民国史,特别是涉及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方面,绝对无法越过胡适这个人。

  

   胡适自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誉被搞臭的一个“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这样一个人,是须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独抒己见的勇气的。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读高中的时候起,我就对思想和理论发生兴趣,常常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能入重点大学。

  

   1972年,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胡适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研究他,对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评估,也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较好的训练才行。我比较具备这样的条件。初中时期,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世界许多国家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中译本)和他们的传记,以及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高中时期,我又成为哲学的狂热爱好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至于历史,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而大学毕业之后,又恰好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还有一点基础,有一点训练。可惜,我没有学习过英文,自学过一个阶段,因为工作压力及家务压力太大,不得不放弃。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只能先从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陆陆续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那时,仍在搞运动,我只能用每天搞运动剩余的时间来查阅档案)。这使我了解到与公开宣传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胡适形象。我的胡适研究之路,就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

  

   1979年,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要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李新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去参加会议。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查过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便不大会再发生大轰大嗡、不讲理的群众运动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打小报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出来。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杂志(1979年5月号)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见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会议规模很大,有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通过他们,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适的重要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地。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渐渐为学界所关注。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许多曲折的过程。

  

   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

  

   胡适研究之路的曲折,这仅仅是开始。1983年秋冬,有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内为“清除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才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不得人心,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

  

   1986年,又发生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又有人跃跃欲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还说道,学校的课堂里不应当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以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从1979年5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断有杂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写胡适传,我总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难以写出满意的胡适传。所以我都先后谢绝了。除了客观条件以外,我的主观条件也有问题,当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还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工作。所以,那时期,我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半人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放弃英语自学也是这个原因。那时社会上传说,有女要嫁就嫁给社科院的男人,因为他们不坐班,可以包揽全部的家务。

  

   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间,就主要做这件事。全书约四十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和稍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适新论》,2011年出版《重新发现胡适》,都是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的结集,我始终没有写胡适传记。因为传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时间精力做专题研究。

  

   另外,我编辑了一些资料书。

  

   最主要的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凡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整理起来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册。这部书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为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

  

   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几乎没有能赚钱的,因为学术性强,太专业,发行很少,所以赚不了钱。但这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却是挣了大钱,因为海内外大图书馆都要买,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卖还有两千一百美元,当时合人民币一万七八千元。据说,收入四五十万元,我作为主编,没有拿一分钱,全部交给研究所。因为那时,研究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着这部书能给他们多带来一些补贴。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可见,那时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困难。

  

九十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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