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连载(五):南迁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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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编委  

上篇:南迁苏州篇

第一章 颠沛流离 弦歌不辍——在苏州三个月复课

八、 桃李芬芳 香溢边城

作者:张祖绪

1948年夏我考入河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因战争关系,学校临时迁到苏州。

我是1948年10月初赴校报到的,到校时,学校已经解决了学生的食宿和教学用房问题。我们住在一家比较富裕人家的房子,有前后院,睡高低床(双台床)。上课的教室在另外一处房子,每人一把椅子,扶手是一块板子,可当简易桌子用。设备简陋,但也凑合使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还是很高的。

当时在苏州的河大有文、理、法、工、医、农六个学院。因为房子都是暂时租借来的,所以住处比较分散,我们文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住在十梓街163号。当时所开课程有文学、教育学、心理学、英语……等种。因为入学考试时参加考试的人多,但录取的却少,我能被录取,深感不易,加之我被录取在教育系,毕业后很可能要教书,所以学习起来特别认真!

在高中读书时,高年级的一位学长对我的思想影响较大,他的外号是“小字典”。他身上经常装着一本“寸半英汉小字典”,走路时都不放弃背诵。当同学考查他一些单词时,他都能准确地拼音和正确地译意。他的文学成绩也很好,每次学校集会请他上台发言时,他的发言多是用成语与生动词语拼组而成,让人听后非常受启发。在他的带动下,我也经常装上一本英汉小字典,下决心要多记一些单词。我当时认为能达到他的熟练程度当然好,即使达不到,成绩也不至于太差。在河大时,教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姓名记不清了),她教课非常负责和耐心,还经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我当时的课外读物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英文文法,另一种是英语小说,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她。她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也非常敬佩这位老师的师德。心理学老师是杨震华教授(据同学们说,他曾经留学法国),年龄可能有五十多岁了,胖胖的,教课非常负责,有少数同学对心理学的重要性认识较差,常缺课,但杨老师也不计较,即使听课的人不多,他却仍然认真地讲课,其精神令人佩服。这些老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可以佐证的一些事实是:离休后,我的学生经常来看望我,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事。学生们聚会时也会邀请我参加,1997年宣威(我原先在宣威一中)的学生来曲靖给我祝寿时(实际上我的生日早已过了),说我年纪已大,洗不动衣服了,给我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宣威一中1966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约了曲靖工作的同班同学给我送了一块长1.2米,高0.6米,褐底金字“才高德劭”的匾。这是对我过去教育、教学工作的肯定。这当然就激起我对河大期间,对我言传身教的教师们的感激之情。

1948年10月是我们新生入学的时间,之后不久淮海战役就打响了。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天天打败仗,但中央日报却大吹大擂地叫嚷打了“大胜仗”;物价高速飞涨,报纸却说物价稳定……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袁成业、王志军、王德隆和我四个人决定办一个小报——“新报”,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同学们的心声,报导解放区的情况……小报办得有声有色,挺受同学们的喜爱。

在办“新报”的过程中,李遂昌同学参与后,他主动地为小报组织稿件和解决一些物资方面的困难,还挺积极的!谈起李遂昌,在同学中很有传奇色彩,因为他参加过青年远征军,客观地说,青年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在中缅边界一带曾与日寇血战,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重创了日寇,青年军的战士为国捐躯的也不在少数。2006年我去腾冲旅游时,还到埋葬青年军千余烈士的国殇园去凭吊,当地人很重视该园,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受到破坏。所以,李遂昌有这段抗战经历,在我们这些学生当中就非比平常了。

到1949年4月23日,听说解放军要进驻苏州的消息,大家非常兴奋。苏州是个幸运的城,未遭炮火袭击就和平解放了。市面安定,商店照常营业,街上的行人比往常还多,一些同学在街上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4月28日下午,同学们踊跃地到东吴大学参加迎军大会,有40多个单位参加,非常热闹。我们与解放军互相拉歌,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结束后,各单位表演了节目。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表演的“兄妹开荒”,令我耳目一新。它有几个特点:歌词通俗易懂,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生活,对观众有引导教育作用;需要演员少,只要两个就够了;道具简单易找省力,看后对解放军的文艺演出非常佩服。

1949年五一劳动节,全苏州学生大游行,河大理学院以哈哈俱乐部成员为主的秧歌队参加了游行,敲锣打鼓地“扭”起来,路边老百姓鼓掌叫好,十分热闹。还有一个小型活报剧——《奸商出丑记》参加了游行。内容从化装可见一斑:一个男同学妆扮成奸商,头戴大礼帽,身穿长衫短褂,腹贴千万元金元券,背掛着纸糊的“袁大头”,并用线穿起各种钞票满身披挂,手执算盘,简直像一个妖怪。另一个男同学妆扮成一个银元贩子,举止惟妙惟肖;游行队伍中,也有男同学扮成女角的,非常滑稽。队伍经过的地方,看热闹的人群前挤后拥,拍手称快,大家欢欣鼓舞,气氛热烈空前。这对解放初期那些投机倒把、混水摸鱼的奸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群众也是一个认识奸商进而奋起与之斗争的教育与鼓舞!

从河大直接到南京二野军大参军的不少,据了解,有些同学在解放初期征粮工作队牺牲了,有些在剿匪中牺牲了(1)。在各条战线工作的同学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了共产党员,评了高级职称,都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这些表现不能说跟在河大受的教育没有关系吧!

………………

(1)国立河大法学院在苏州参军的庞伯承同学,后改名庞跃,在西南工作队参加剿匪时英勇牺牲,追认为烈士(见河南省叶县县志)。


九、在苏州河南大学的日子里

作者:朱锜

一、1949年初,我应邀到江苏苏州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担任助教,这就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大专院校的教学研究工作。

河南大学经济系之所以邀请我回校担任助教,首先是因为我刚从经济系毕业,入学成绩、在校读书情况等各个方面,校、院、系领导都比较了解,毕业前在河南救济分署会计部门兼了一年多的会计员、稽核员,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可以胜任经济系会计、统计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其次,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开封第一次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后,经济系原有的助教李定中、陈方堃参加解放区的工作去了,宋鸣勋提升为讲师了,剩下刚留校的张综即将面临分配,学校又要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会计、统计课程辅导、批改作业都需要人,经张综推荐,各级领导同意,邀我即刻回校担任经济系的助教,以解燃眉之急。

我当时正在江西省上饶地区铅山县一个联合中学——大梁联中工作。由于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学校组成人员关系复杂,人心思变,人心思动,教学秩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状态,虽然生活上有些必要的安排,总感到不够踏实。一接到河南大学——母校的通知,觉得回去也好。好在可以安心地做些教学研究工作,而且离解放区更近了一些,加之周围许多河南大学毕业的校友都鼓励我回母校担任助教,我便正式提出辞去原有的职务,准备北上。即便经济收入有些下降,也在所不惜。因为那里有我众多的老师,有我念念不忘的图书资料。

二、河南大学法学院在苏州各界大力支援下,被安置在苏州城内一个银行仓库里,同学们的生活、学习都可以比较正常地进行,教师多半分散住在城内的民宅里,年轻的助教则集中住在校总部。

我因为是1949年初才参加学校教学工作的,按系主任王牧罕先生和院长方镇中先生意图,让我和分管法学院后勤工作的一位职工,共同住在法学院内与教室相邻比较大的房间里,以便于教学辅导工作,同时,还可以兼顾一下兼职老师的接待,这就增加了我与师生特别是和经济系同学接触的机会。

我的主要任务是,随堂听王牧罕先生成本会计课程和杜润生先生的高级统计课程,课后根据需要进行相关课程内容的辅导,批发主讲教师安排的作业。由于学生们学习积极性相当高,很少出现缺课和漏交作业现象。有时候主讲教师对批阅过的作业还要随机抽查。

那时经济系的兼课教师,有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王传曾先生和在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们一位曾留学英国,一位曾留学法国;一个讲国际贸易与金融,一个讲经济学。领导虽然没有要求我做这两位兼职教授的辅导工作,但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从他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获益良深,至今难以忘怀。

王牧罕先生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长期担任经济管理工作的高层职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从事高等院校经济系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在河南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等会计课程,还开设了货币学、银行学等专业课程,甚至可依靠其外国文学素养,指导英语专业的莎士比亚研读。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使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学在“毕业就是失业”的社会环境里,获得广阔的就业渠道,不但没有“失业”的困惑,还有诸多的选择余地。

三、在课堂教学以外,河南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院类似,民主风气、政治氛围、读书兴趣显得更加浓厚,热情奔放。

那时候,有歌咏队、秧歌队、剧团、油印小报,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等,每天绝不是八小时所能容纳消化得了的。

歌咏队组织同学们练唱带有革命意味的进步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等等,使师生们更加向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盼望和平生活的到来。

秧歌队组织同学练习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剧团则动员了全校力量,上演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

油印小报则如雨后春笋,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激情。他们纷纷表示自己渴望解放的心情,交流各自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有的还传播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华社消息。

至于读书会、学习小组,则是在地下党、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利用课外时间交流心得体会。例如,经济系同学就学习沈志远先生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等。

法学院同学与社会教育学院同学还组织过“营火晚会”,大唱革命歌曲,联络革命友谊。

我个人也参加了一系列学习、讨论、撰稿活动。

四、1949 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已指日可待。河南大学坚持在苏州教学活动的教职员工,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必然要考虑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

开封第二次解放以后,中原大学迁至河南大学原址(短期借用河大闲置的校园,于1949年5月至8月中原大学全部离开河大校园,到中原局所在地武汉),直接或间接从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后参加革命工作、学习的师生员工那里获得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大体上不外乎以下三方面:愿意随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欢迎;愿意回河南继续工作、学习的,安排,因为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的大学师生;极少数愿跟国民党走向台湾的,随便。

苏州和平解放后,先期参加革命的校友,如经济系校友李楷(改名马风),作为解放军成员,一再宣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前两类河南大学成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志愿:立即参军南下,或者随河南大学迁回开封,继续教学工作。

本人因几个月的教学辅导工作,在经济系老师们(包括王牧军、杜润生先生)的言传身教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开始对经济系的教学研究工作颇感兴趣,决定随河南大学迁回开封。

五、苏州解放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全校师生员工生活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一切都在思变,变动比较大的是不少同学要求立即参加革命工作,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相当大部分准备随河南大学回归开封。继续教学工作的师生纷纷组织座谈会、茶话会,欢送他(她)们走上新中国工作岗位和南下的征途。

为了照顾回开封师生员工,当局在铁路交通调度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给河南大学调配了一个专列,将公私财物,特别是图书、仪器集中运送。我本人作为法学院的教工代表,参加了专列的押运工作。专列安全抵达开封后,河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被安排参加了组织的政治学习班或队(该班从1949年8月至1950年3月,历时七个月)。我本人被安排在河南大学师资训练第三班(简称师三班),并被推选为班委会委员。期间,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同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十、我为学校去筹粮

作者:李耀乾

1948年秋,我作为外语系系代表,被那一届当选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俊兴聘为学生自治会服务部长。

记得我这个事无巨细、到处跑腿的服务部长,那时的热情高得很,为了解决同学们的理发、洗澡问题,我们几乎跑遍了苏州地区的理发店、澡堂子。苏州民风一贯尊重知识,对国立河南大学非常欢迎,凡是学校的事民众都很照顾,结果是顺利获得了优惠,这样河大学生理发、洗澡一律6折。原本学生自治会是同学们民主选出来的,为同学服务就是我们第一职责,看到同学们满意,我们就十分高兴。

1949年春节前,正当年关,2600余名学生断粮,事情非同小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日,大家一筹莫展。学生自治会委以重任,派我和应变委员会推举的方镇中教授以及总务科的一位会计等一行四五人,四处活动找门路筹措粮食。

最初我们赴上海,在上海复旦大学李健吾教授(曾为河大外语系教授,教英文莎士比亚戏剧)帮助下,记得住在四川路河南旅馆,奔波两日毫无结果,紧接着立即赴南京,借粮也未成功。最后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直奔镇江,找到了曾和方镇中先生有同期留法同学关系,时任江苏省粮食厅长的何玉书先生,才算有所着落,成功地向江苏省政府借到了粮食,为近5000名师生员工及其家属缓解了一段粮荒。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筹粮的往事,仍旧感慨万端。那是在解放军即将过长江,谣言四起、人心动荡的时日。由于国立河南大学拒绝再迁广州,已经和南京教育部脱离了关系,客居异乡的国立河大3200余师生员工和家眷子女的生存就成了大问题。虽承蒙苏州各界的多方帮助,但是毕竟数千人的口粮不是个小数……学生自治会、应变委员会对这次筹粮自然很重视了。

我作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这次筹粮,自知任务沉重。江南的早春严寒异常,吃住不便、交通困难,奔波之艰苦自不在话下了,人生地不熟的境况下,我们携带着部分筹粮的款项也是十分危险的。我那时还是二十岁未出头的小伙子,方镇中教授已是中年。但是,我们一想到几千名嗷嗷待哺的河大父老兄弟、家眷子弟,自觉重任在肩、心急如焚,就顾不得许多“挺”了下来,从上海到南京又到镇江,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门路,足足跑了十多天。幸运的是这次借粮成功,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何等的欢快!



十一、点点滴滴在心头

作者:张常钦(张昊光)(2)

我是1947年暑假考入河大文学院外语系的。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生死劫难,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刻苦学习,能成为河南最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当时的心情至今都是难以形容的。那时,我就下定决心今生今世一定努力奋斗、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进入大学后,新生部设在开封南郊的干河沿,这里常驻的农学院和新生部通称为河大二院。那时,二院的学生自治会会长是王铄,我是外语系院代表,担任了秘书长。

由于我1947年暑假后才进校,只知道1947年那次轰轰烈烈的河大学生运动中,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校园,在我们二院逮捕学生时还架上了机关枪,据说逮捕了几十名同学。我因是南阳人,听南阳同乡同学告诉我,南阳地区被捕学生,当时由南阳同乡会的贤达、时任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的方镇中教授具保,保出南阳、唐河几位同学,我记得其中保出来的有唐河同乡医学院的学生郑戈(原名:古皋)。

1948年的春夏之交,在我即将升入二年级的暑假前,第一次解放开封的战役爆发了。那时,我们正当青春年少,无忧无虑一身轻,战争降临到头上也不知道害怕,直到解放开封的巷战开始后,炮弹落到我们外语系宿舍的房顶上,炸开了一个洞,才知道生命攸关。逃出学校后,街上有的地方已经散落着一些尸体,沿路遇到的解放军告诉我们,国民党要轰炸开封城让我们赶快出城,我们才冒着冷枪流弹的危险从曹门逃出了城。

在第一次解放开封之前,我们已听到为避开即将来临的战火学校要迁徙到安全地方的消息。这时城外聚集的一些佩戴河大校徽的同学说南京教育部已命令,因战争无法上课的河大迁苏州开课,并要求赴苏州的学生到新乡集合。我们那时无牵无挂说走就走,经城外的解放军给我们指路,步行到中牟火车站后,扒上了国民党南下的货车赶到了徐州站,这时设立在站上的河大接待组,将我们送上了开往浦口的客车。

火车到了浦口,只见滞留在车站的河大学生已有二、三百名之众,一打听情况,主要是同学们无钱找不到能上的火车,有的同学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大家唉声叹气情绪很大,我因是二院学生自治会秘书长,认为抱怨不解决问题,就和几个认识的自治会干部商量想办法,有人提出浦口离南京教育部不远,既然是教育部命令我们迁校,我们应当找教育部想办法,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几乎所有同学的响应“走,找教育部去!”

当时,浦口和南京隔江相望(还没有修长江大桥),要过江的火车都是由大拖船拖过江送到下关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流亡学生这块牌子就是船票,我们在江边一涌而上挤上了大拖船,在下关下船后,见到在下关码头也聚集的一批河大学生,他们气愤的告诉我们,南京政府不准南来学生进城,这一下等于“火上浇油”,我们个个义愤填膺汇集在一起,人多势众硬是闯入南京市,边走边打听找到了教育部,记得教育部在南京市中心的成贤街。就这样我们进入教育部院内,黑压压一片的学生们势如包围。同学们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课……”提出要见教育部长。不一会,当时的教育部次长田培林(1945—1946年曾任国立河大校长)出来和同学见面,田次长态度较和蔼的问“你们之中有学生会干部吗?”同学们齐声回答“有!”,一阵骚乱,我和几个同学被推了出来,最后加上各系派的代表共八位同学,到教育部办公室和田培林次长谈判,我们提出三条:解决吃饭问题、复课问题、到苏州的交通问题。田次长立刻表示,先解决同学们吃饭问题,即刻派人在教育部附近的饭馆包饭,饭后派人安排同学乘坐大汽车(相当现今的大巴)送到下关火车站,分批乘上开往苏州的火车。

我因为是二院学生会秘书长,暂留南京住在教育部指定的一个小旅馆,和教育部派员一起负责后来的河大学生赴苏州事宜。那时天气炎热,在小旅馆住的两三天里被蚊虫叮的满身是包。大约6月底送走了几批同学后我便赶往苏州。

到苏州后,外语系三个年级近百名学生住在福郎中巷12号的一个有钱人家的独院。系主任是于赓虞外加一个秘书为二人领导班子,机构虽然简单,可百十位师生吃住上课全管。说起上课,我们外语系学生喜欢的教授有系主任于赓虞,还有用英语教莎士比亚戏剧的李健吾教授……那时给我们二年级上专业课的是上海领事馆的翻译人员(大概是学校聘请的)已不记得名字了。于赓虞教授主要教三年级,他也给我们二年级学生上英国文学课,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他的大名,绰号“魔鬼诗人”,同学们自然对他十分崇拜。上课时他一头长发与众不同很显神秘,讲英文诗时当堂将英文诗译成中文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有同学说于教授英语发音有些“河南腔”,但我们就是爱听他讲课,尤其是在课堂上于教授灵感一来,当场挥毫作诗,记得他将写的诗印成册,作为辅助教材,学生人手一册,这册教材我保留多年,不舍得丢掉,遗憾的是最近我在存书中翻找了数日没有找到。

那时,我们外语系的同学思想开阔,追求进步。当时我就参加了地下学联,我只知道沈景珠同学是我们系秘密组织——地下学联的负责人,二年级的事情她和我联系。解放后我才知道,三年级地下学联的组长是薛健(在苏州参军),我是二年级的组长。我们不仅传阅像“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当时的禁书,而且沈景珠还找来了一台收音机,夜晚我们聚在一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捷报,我们都小声的欢呼。

到苏州后,我将原在开封主编的一个学生小刊物《大同报》复刊,记得《大同报》还得到《苏报》一位编辑的帮助,甚至于免费在该报铅印。《大同报》是我们的理想和青春所在,所以每期的原版我都珍藏起来。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政治运动中,我竟然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国民党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嫌疑,后来这些《大同报》大概成为对我迫害的证据,全部收缴了。说起我被编造成“国民党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的那些年,我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会是“特务”?让人哭笑不得啊!1948、1949年国立河大的地下党党员、地下学联的团员(包括我自己),虽然都未暴露身份,但是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和我友好、联系的同学也不在少数,如果我是特务他(她)们不是早就被一网打尽了吗?我这一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受到如此迫害?我深感到无奈。

使人难以接受的是,我1948年底参加地下学联,1949年5月在苏州军管会领取供给(即每位学生配给大米一斤)。1949年7月返汴后,国立河大停课,我和同学一起编入河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大队(我在十九大队)。当时该校副校长张柏元公开宣布“学员到校之日起,即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强调“这批学员与北方大学、中原大学同学同等待遇”。1950年底我留校后,作为调干生保送到哈尔滨外专跟苏联专家学习俄语。至今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国立河大的学生不能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要如此在自己的家乡、自己母校的校园作为“南逃”的反动学生被践踏几十年、处处受迫害,低人若干等!

好在我并没有为多次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而退缩,而是坚持忘记小我,为了完成我的理想中的大我——服务社会而努力奋斗。1983年我在河南中医学院退休前后,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大潮,以我对教育的执著和眼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郑州医药专修学院,在担任院长的27年中(2010年卸任为终生的荣誉院长),我的苦与乐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为此我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给我的诸多荣誉。这些荣誉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为了母校国立河南大学对我的启蒙培育之恩,我想我只要一息尚存,就继续点燃我的余生,为教育、为社会尽自己的一切微薄之力。

…………

(2)张昊光教授:1926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1947年就读于国立河南大学,1949

年8月随校返汴参加“学员大队”学习后到农村工作数月。1950年,留校后作为调干生派往哈尔滨俄专进修。在河南省执教58年,桃李满园。张昊光教授掌握英语、俄语,自学了医用拉丁语。出版专著《医用拉丁语》教科书、合著《医学拉丁语》教科书;主编世界语版《现代通用针灸学》、主编俄文版《现代针灸学理论》并在俄罗斯出版、发行。翻译发表60多篇教学和医学文献论文。1990年,张昊光教授从河南中医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前后,积极投身于民办教育,历尽艰难创办了民办医药学校,2000年经河南省教育厅核批为“郑州医药专修学院”,作为民办教育的带头人,实现了张昊光忠诚于教育事业、造福子孙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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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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