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连载(三):南迁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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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编委  

上篇:南迁苏州篇

第一章 颠沛流离 弦歌不辍——在苏州三个月复课

前言

1948年8月3日《苏报》以《河大无校舍——姚校长将邀请各界协助》为标题

报导:

“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氏,于前日由京抵苏,该校校舍,现虽暂假纯一中学及苏州中学两部,惟以开学期近,亟须迁让,故深为焦虑,对三千一百余名员生,就学与宿舍,尚无相当地址,姚校长除晋谒省教育厅长陈石珍,请予设法,并即遄返苏垣,定明日柬邀此间党政军首长及社会贤达,举行座谈会,请求协助将校址觅定,以安顿苦难之莘莘学子。”就此拉开了河南大学在苏州复课的序幕。

1948年8月12日《苏报》记载:

“……姚校长马训导长对校舍房屋已觅定六处,计有沧浪亭河南会馆(三贤祠)、通和坊湖南会馆,中正路顾家祠堂,及怡园、狮子林贝家祠堂、平江路混堂弄杨家祠堂等六处。但该校原有六院十七学系,及产校、护校、高工、实中四五附属学校……所有租借房屋,大部为情借,屋主对河大流离来苏殊表同情,租金方面格外低廉……该校购存北平图书一部分及商借钱穆教授私人藏书,现正设法南运,留存上海之国外之书籍,及由教部配购之器材仪器,即将由沪运来……

该校迁苏同学因感于漫长暑假中,学习中断,自动发起举办学术讲习会,预定每周假苏州中学大礼堂举行。寓苏学者钱穆、顾颉刚、郭绍虞等,将应河大之请在文学院任教。”

1948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报导:

“河大在苏开学,今举行隆重典礼”。

也就是说河大从1948年6月底开始迁往苏州,在诸多困境中,敬业始终,坚持不懈,创造了以三个月的速度复课的灿然业绩,体现了河南大学作为一流大学的综合素质。

正如1948年8月12日《苏报》第二版以“李根源电苏地人士协助河大觅定校舍,名教授钱穆顾颉刚等均将出任教职”为标题记载:

“苏州河南大学姚校长从吾先生,请转钱慕尹、钱梓楚、单束笙、许宝光、严欣淇、宋铭勋诸先生,暨诸绅老均鉴,河南大学奉命迁苏,三吴文化,发扬光大,实深利赖。昨得姚校长电告,校舍阙如,难以开课,甚盼诸公鼎力协助解决,俾得如期上课,专关作育,专电奉恳,敬请道安,弟李根源叩未柬”。

云南耆老李根源先生一句“河南大学奉命迁苏,三吴文化,发扬光大,实深利赖……”说明一座大学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是艰苦奋斗、刻苦学习、自强自尊的精神。这样的大学文化,必定是一颗文明的种子,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是祥和安定,进取和发展。国立河南大学正是坚守这样的大学精神,所以才能受到苏州民众的欢迎和接纳。

……………………

(1)李根源:曾同蔡锷将军一起举办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同志的老师。1949年协助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一、迁往苏州的片断回忆

作者:李仲峰

我于1946年考上河大法律系,在1948年解放开封的战争中,由于国民党军队强行把指挥部搬进学校,躲藏在学校的众多的师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纷纷离校。当时我和政治系的赵如川、水利系的茹丕显两个同学结伴,背着铺盖和学校发给学生的口粮(面粉)转移到黄河水利专科学校。这时黄校已聚集着一批河大、黄校和外校家不在开封的学生。

解放军进入黄校后,便在学校进行搜查,并且挖掩体、修炮座,在后操场的墙头上架上机枪向西北方向的龙亭开火。解放军对学生很和气,为了我们的安全,劝我们赶快出城。在黄校聚集的学生有不少佩戴河大校徽,大家便结伴往东南方向,准备出宋门逃出城外。途经河大校门口的开阔地和东城墙时,看见不少死尸、死马,这时天上飞机不时轰炸、扫射,我们三人就趴在地上连爬带跑,顺着东城墙出了城。

出城后我们三三两两坐在野地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听见有人喊,“河大迁校了!”我们便跟着人流顺着铁路向东走,当晚便步行到了兰封县。在兰封住了一夜,又一直走到了商丘。设在商丘一所小学里的河大接待站,备有茶水接待了我们,同时陆续有二三百名佩戴校徽的师生也先后来到这里。在河大接待站的组织下,记得一个陈姓的校友给我们发伙食费,就这样我们乘上了火车,途经徐州到了南京。火车到南京后,这时河大已经有校友聚集在下关码头,由于南京政府不准南来学生进市区,我们很气愤认为没有人管,要找政府,当天南京教育部就派人安排我们上火车到苏州去。

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心

作者:吴长吟  兰林(2)

1948年夏,命运之神分外眷顾,鬼使神差般我们从铁塔校园来到苏州以“沧浪”命名的姑苏园林——沧浪亭之侧的三贤祠。而且,就在这“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沧浪之畔。我们作为国立河南大学文学院莘莘学子的一员,在这里聆听著名学者的讲课,经受了民主浪潮的洗礼,犹如那“沧浪之水清兮”,流入心田,滋润心灵,濯洗心魂!

难忘1948年6月,在开封战役的激战中,开封城陷入了战争的火海,由于第一次解放开封的解放军因战略缘故撤出了满目重创的开封,形成了拉锯战,不知第二次解放开封的战争什么时候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为避战火,为了求学,我们跟随学校来到苏州。当时,我们所在的文学院文、史、教三系高年级学生入住与沧浪亭一壁之隔的三贤祠。其东近美术专科学校,西有古色古香的孔庙宏构,北靠书香缭绕的苏州图书馆,不远有苏州工专和两所书声朗朗的中学……这样静谧优雅的环境,浓郁的文化气息,让我们这些从战火中来的学生,顿感宜心宜脾。

那时的沧浪亭虽残破,三贤祠贤者已不在,但其苍劲古朴,意蕴丰赡更令人心动。在颓垣断壁之中,仍可窥得当年假山湖石,亭堂迴廊,佳木修竹,鸟语花香。清流溪水在亭内外连成一片,呈山水茂林相映之妙趣。尤其是潺潺溪水从三贤祠穿流而过,可谓“千古沧浪水一涯”。

少年时候读沧浪时,在朦胧之中,常求清水濯心,立志向上,望成年后有所建树。进入中学,时值抗日战争,在大后方接受文化知识和爱国思想教育。身虽在国民党统治区,但在暗中已逐渐接受革命思想。日寇投降后,能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原地区著名的国立河南大学,可以说是我们父母、家族的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我们能进入梦寐以求的河大文学院读书,那时的心情是何等的自豪!

虽然,那时我们居住在三贤祠内几乎废弃的阴暗、潮湿的陋屋之中,可同学们谁都明白,这是“非常”时期。何况,我们是来自河南、陕西县城、农村苦读诗书的学子,与生俱来有吃苦耐劳的品行。对于我们这些如饥似渴般追求知识、追逐时代革命浪潮的一代青年,吃这点身居陋巷、衣食不丰之苦,心甘情愿。而每每读书、遐思时,不由脱口吟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籍以自勉。

不久,通过积极努力的筹备,学校在简陋的情况下得以开学授课。当时文科大师济济满堂,使我们有机缘聆听冯友兰的演讲,钱穆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郭绍虞教授的《中国文化批评史》、蒋吟秋教授的《目录学》、马非百教授的《秦汉史》、张长弓教授的《中国文学史》、教授会会长蒋鉴璋教授的《中国文化史纲》等课,使我们眼界大开,求知欲望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再加之学校图书馆进了一批新书,苏州图书馆更有大量的中外古今名著供我们借阅,又大大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只觉得时间不够用,除了上课之外,夜以继日博览群书,同学们个个着手研究文学、哲学、历史等有关课题……撰写专题论文。

同时,由于思想的开放,同学们开始阅读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以及社会发展史的专著;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当时的进步书籍也在同学之中迅速传阅。

更使人振奋的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传单也在我们同学中间传开了。武振元同学带回《新生报》,我们可以直接阅读到共产党的政论、政策、战况报道。同学们自己办的多种油印小报在沧浪亭的长廊、宿舍的走廊张贴出来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罐头似的禁闭下,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潜移默化,新鲜空气洋溢出来了。

《方向》是文学院贾允甫、王居才等同学参与出版的学生自治会会刊,其中政治、经济、历史专论引人注目,尤其使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东汉党锢之狱的前前后后》一文,正是古为今用的刻意之作。赵振海、丁一英的《大学报》上刊出的政论、历史专论,也相当有水平。赵振海、兰林、王志元、古绍祖办的《民言报》也是一张亮眼的油印小报,上边刊登过新论、黑格尔的方法论,以及解放战争的捷报、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与抨击的战斗檄文。

新与旧、进步与反动两种力量在斗争。文学院时常召开辩论会,辩论更激发着我们的思考。在文学院召开的鲁迅逝世纪念晚会上,激昂慷慨的演说、感人肺腑的朗诵,鲁迅的战斗精神鼓舞着我们。现实警示我们不能再继续潜心埋头读书了,热血青年投身时代变革的洪流之时刻来临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三大战役前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百万雄师渡大江之战局已成定局。革命思想与民主浪潮,在苏州犹如星火燎原,而客居的河南大学和苏州的兄弟院校,像苏州社教学院、东吴大学、苏州女师的学生,纷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列之中。我们身边,有同学离开课堂,离开苏州,到苏北、浙江四明山根据地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中共地下党、学联组织在各个大学互相串联、秘密活动,并且和京沪中共地下党相呼应,主导着苏州地区的学生运动。中共地下党支部李永珍、杨泽海、杨权震、武振元等党员,和我们文学院地下学联的兰林、赵振海、李成义、张振坤、王志元等在开展革命活动中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整个文学院同学们的心都在沸腾。

那时正值苏州叶落风寒之际,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不眠之夜,在昏暗的灯光下,三三两两的同学在谈论国事,在挥笔撰写文章,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啊!更有同学不顾寒冷,孜孜不倦地彻夜在钢板的蜡纸上刻写着文章,发出“咯咯”的响声与窗纸“呼啦啦”的风动,犹如合奏着一支交响曲。有的同学默默调拌油墨,用手动式印刷机,滚动出一张张飘香的油印小报……在这激情的日日夜夜,静静流淌在三贤祠下的沧浪水,可以作证,那颗颗迸发、腾跃的青春学子的心魂,不正是那洗濯心灵的写照吗!

1949年的春天,文学院的青年学子们活跃在激荡的革命浪潮中,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民主、自由新中国早日诞生,企盼和平时代的到来。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吴县警备司令部曾贴出布告,要抓捕进步学生,他们和学校极少数直属区党部的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相勾结,监视学生,编造“黑名单”迫害学生。地下党通知我们将“黑名单”上的同学转移出苏州,保护着学校,也保护着同学和自己。我们这些羽毛未丰的文学院青年学子,就这样在清清的沧浪水之畔,顽强地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终于迎来了苏州解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依然振奋。难忘在水一涯的沧浪亭,难忘在亭之畔的沧浪水。这流入我们生命中的“沧浪之清水”,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它都洗濯着我们堂堂正正的那颗跳动的心,激励着我们终生走在奉献社会之大路上。说不尽我们对祖国、对母校——国立河南大学的爱;道不尽这“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名镇——姑苏城,融入我们一生的“缘分”;也忘不了文学院当年的“师表”和风华正茂的老同学们……

到了耄耋之年,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次带着我们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的孙子来到沧浪亭,流连忘返在沧浪水边。如今的沧浪亭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那沧浪亭、沧浪水依旧,多少年、多少遍吟咏着那首屈原的《渔父》,每每吟唱都有新的启示、新的意境: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心灵,可以濯我生命;可以濯清岁月的沉渣,可以濯清历史的伪迹……清清的沧浪水啊,我们知道要向我们的母校、我们的后人,

最后要留下什么了!

………………

(2)吴长吟(1924—):河南省泌阳县人。1949年春学生自治会文学院分会院代

表。苏州解放后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通联科干事,后支社撤销合并到苏州日报社工作,1954年到苏州二中担任教师。1985年离休。

兰林(1924—):陕西省扶风县人。1949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2月任河大学生自治会文学院分会秘书,1948年加入地下学联(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1954年加入共产党。历任苏州市第一、三、五中学校长、书记及江苏电大苏州分校专职副校长。1990年离休。

三、风雪万里终迎春——1948―1949苏州学生生活杂忆

作者:彭 果

1948年夏末,我作为教育系三年级学生跟随学校自开封搬迁到苏州。虽在流离多难之际,全校师生依然克服艰难困苦,弦歌不辍,安心上课。这一年的时间中,面临社会剧变,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每个学生都学到了新知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自身素质。当时整个学校不论政治气氛还是学习风气,和在开封相比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班级不少同学写刻油印小报,和全校各系同学一样如雨后春笋,天天都有新版。我们也非常喜欢唱进步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你是舵手”等,旋律总是回荡在校园上空。记得在狮子林的一个晚会舞台上,我班的贾允甫同学表演的节目,表达了大家对反动派的憎恨,渴望迎接解放的心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赢得掌声一片。

在苏州,河大文学院驻地沧浪亭,我曾先后听过国内著名学者冯友兰、李健吾、郭绍虞和钱穆的谈话和讲学。这些学者的治学精神、思考能力,着实使自己增加了不少见识。这一年,我除了上好教育系自身开设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钱穆先生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和蒋吟秋先生教授的《目录学》。大师的学识和人格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钱先生是国学大师,渊博的学识、洞透的分析事物能力、讲课的深度,确实使我有顿开茅塞之感。解放后我在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期间,巧与钱先生的哲嗣钱行老师共事,几十年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闲暇之余每当谈及先生,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景仰之意。先生一生著作等身,留下的一千七百多万字著作,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先生也因此成为我们的骄傲。

蒋吟秋先生时任苏州图书馆馆长,是苏州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苏州图书馆当时位于沧浪亭正对门“可园”内,和我们河大文学院是近邻。蒋先生开设的《目录学》教室就选择在可园内,我除了上课,平时就在苏州图书馆借阅书刊,非常方便。蒋先生讲课口齿清楚,对中国图书目录学的渊源演变介绍得清晰流畅。据说抗战期间蒋先生为保护苏州图书馆馆藏的重要书籍,不落于敌寇之手,费尽心思,最终躲过劫难。战后颇受各方好评。

教育系的其他老师也都是对工作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如心理学教授杨震华为更好地将知识传授给我们,经常组织我们参观苏州女师、景海女师,结合实际给我们解惑释疑。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48年的严寒和1949年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时节,河南大学六个学院十六个系、两千多同学、数百位教授及员工分散在苏州城区各处,能得以有序地生活,开展教学,校内各环节的配合协调皆赖有校长、学校三人小组、校务委员会先后协力维护校务的运转。在这其中学生自治会的通力配合功不可没。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5月初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接收了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大学获得了新生。

当时我们兴高采烈,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一时间是随学校北归开封还是参军或就地参加工作,也成为同学们热议的话题。1946年和我一同入学的水宜轩(石真)、贾允甫(戈弋)、王居才(王非)、李钟沂等同班好友就参军了。我和同宿舍的其他四位同学也在六月底进入中共苏州市委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就留在苏州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离休。几十年来,我同在苏州参加革命工作的数十位河大校友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没有辜负母校的教育培养,在自己的教学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国家的发展努力奉献。

现在,我等早已从青年步入垂暮之年,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也是在青年时期不敢想象的幸福生活。时光荏苒,六十年前的许多往事已随岁月流逝,在自己的记忆中淡忘了,但惟有这一段回忆却一直在萦绕在脑海中无法忘怀。

四、听钱先生授《中国文化史导论》

作者:彭 果

1948年秋,钱穆先生应聘在河南大学文学院讲授《中国文化史导论》。当时,河大文学院教室设在沧浪亭西三贤祠内,钱先生每周来校一次或两次。我过去读过钱先生巨著《国史大纲》,印象颇深。这次钱先生面授中国文化史,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不能错过,而且又是专为文学院各系高年级学生开的选修课。我那时在河大教育系读书,当然是钱先生中国文化史课的听讲者。

钱先生第一次来上课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未曾忘怀。那天课前,同学们已坐在教室里等待先生的到来。上课钟声响后,先生走进教室,同学们喜悦的双眼迎视着他,准备聆听他的教诲。孰料他先将“斯的克”挂在黑板边缘上,转过身来面带愠怒责怪同学没有站起来向他行礼,同学们躬而敬之。自此之后,每当先生来上课,钟声一响,同学们都起立待先生进教室,然后再坐下来听先生讲课。此事印象深刻,没齿不忘。

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条理清楚,依据当年刚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为脉络,娓娓道来,纵横驰骋,妙趣横生,常人视为畏途的国学于此毫无枯涩之感。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终生教益。兹将印象深刻之处,略举几端于后。

一、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有独到精辟的见解。曾有“要想认识中国人之文化艺术,唐代是一个发展成熟之最高点。汉代人对于政治社会的种种计划,唐代人对于文化艺术的种种趣味,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两大骨干,后代的中国,全在这两大骨干上支撑,中国后代人常以汉唐并称,这亦是一个主要意义之说。”

二、先生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推崇、赞誉,对后代人谨慎维护的希望,表现出一位文人特有的热忱。钱先生曾以唐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为例,说这首诗重要之处在“欲断魂”三字,有着这三个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在不讲出“欲断魂”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且教你去体会。这就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含蓄。又曾以张继《枫桥夜泊》为例,说这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中这一个“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他还没有睡,他睡不着,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可见他是直挺到天亮。为何他如此不能睡,正因为他有愁,问他愁的究竟是什么,诗中没有讲出来。在这“断魂”、这“愁”中间都有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凌空起来,不着地,有情却似无情。(先生还对《枫桥夜泊》中江枫,江村二说做过辩正)

三、先生学识渊博,讲课条理分明,处处都显示独到的见解。我生也鲁钝,对先生讲课中不少精辟之处未能一一领会,今日所能回忆的亦不过其一二。真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才悔读书迟,着实愧对先生的教育。

以上就是我在1948年秋开始,到1949年初听钱先生讲课的片断回忆。

……………………

附:“苏州有个河南大学”

《澳门日报》副刊(闲闲话)栏目2013年2月1日刊登,作者:钱行(钱穆先生在苏州教书多年的儿子)

(闲闲话)苏州有个河南大学

作者:钱 行(江苏)

河南大学,好像应当在河南,在开封,说苏州有个河南大学,好像有些不合逻辑。但是苏州确实有过。当年我在《苏州杂志》写过文章《钱穆先生的家乡》,说到钱先生在文章里说过“我的家乡苏州”而其实他是无锡人,不过他和苏州的确有不解之缘。青年时期就在苏州中学教书,并且在苏州成家,娶妻生子,从苏州出发去北平到大学教书,后来还在南迁苏州的河南大学执教,即使到了香港,许多年间,家还在苏州等等。后来(去年)此文收入《思亲补读录》一书出版,大概是编辑先生察觉这里有“漏洞”,在这“南迁苏州”四字前面,加上“抗战时”三字,算是补漏洞,不料反而补出漏洞来了。

抗战时,确有许多大学搬到大后方去,最著名的有西南联合大学。但是苏州当年也是沦陷区,甚至比河南更早就沦陷了,国立河南大学怎会迁到苏州来?实际上,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到苏州,不是抗战期间,而是抗战胜利以后的国内战争时期,河南成为战场是民国三十七年,两军在开封反复争夺,河大校园成了国军指挥部,学校提前放假,师生纷纷逃难,有不少人住在黄河水利学校,而这所学校,不久又成了解放军的前沿阵地。校方乃遵教育部令南迁苏州。民国三十七年暑假开学,苏州就有了南迁来的河南大学,钱穆先生就是此时在此执教(兼职)。当时有学生三千余人在此就读。

民国三十八年春天,钱先生离开苏州无锡,去到广州香港。四月下旬,和谈不成,大军渡江,南京政府迁广州,河南大学没有南迁,继续留在苏州,直到红旗插到苏州城。苏州军管会接收这所河南大学,七月份就组织师生搬回河南去了。四年级学生在苏州毕业,除了参军参政,随军南下的以外,有许多成了当年的“新苏州人”一直在苏州,几十年过去,就成了今天的“老苏州”人了。几十年内,苏州有不少中学,都有当年河南大学校友当老师当校长的。去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来纪念河南大学百年诞辰。

…………

毕明迩先生博客中发现,对“苏州有个河南大学”增添了“南迁后遗症”的补充版。节录如下:

补充版:南迁的后遗症

…………

“没有想到的是,无论是回河南的还是在苏州参军参干的,后来都被打入另册,一九四八年到苏州来,成了一个“追随反动政权”的原罪,有的还引申夸张为反动学生、特务、叛徒等等。直至今日,具体个人的冤案是得到了改正、平反,但是随河南大学南迁是不是追随反动政权这个问题,在一些校史数据(老的和新的)中,还是继续存在“南迁就是反动”的说法,甚至举出无中生有的证据,说一九四九年还有四百多反动学生随反动政府迁到台湾去(其实是后来台湾的河大同学会有会员四百多人,而这四百多人,许多是河南大学一九四九年前历届毕业生。真正在一九四九年入台的学生,连十个也不到)。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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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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