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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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一

   自上世纪末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出版以来,学术界对浙派诗歌的研究愈益重视,浙派在清诗史上的位置也越来越清楚。近年甚至有学者认为浙派是清初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派①,这一方面说明清诗研究的眼界正在扩大,但同时也显示出某种历史感的欠缺。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文化权力愈益由政治地位决定。浙派诗人中很少达官,虽有不少才子名士,影响终究不能与江南、山东相提并论。更主要的是,浙派诗学不像江南,能顺应时尚而变化,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观念。在时人眼中,“浙东风尚,各以孤峭之质,传幽渺之音,自辟町畦,不随时好”②,这固然不能说是缺点,但总与时风龃龉不合,便难以融入时代潮流,在诗坛产生影响。晚明正值公安、竟陵派诗学笼罩诗坛之际,浙派却因袭格调派的观念,与陈子龙云间派相呼应。毛奇龄曾说:“予幼时颇喜为异人之诗,既而华亭陈先生司理吾郡,则尝以二雅正变之说为之论辩,以为正可为而变不可为。而及其既也,则翕然而群归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变又伊始矣。”③而到康熙中提倡宋诗的王士禛已偃旗息鼓,不动声色地复归唐诗时,浙江诗家却仍坚守宋诗的立场,激烈地批评唐诗派。浙江似乎从来都没有站在诗坛前沿过,我们还找不出说浙派产生很大影响的理由。

   到乾隆年间,吴颖芳开始将朱彝尊推为浙派的开创者,说:“吾浙国初衍云间派,尚傍王、李门户,秀水朱太史竹垞氏出,尚根柢考据,擅词藻而骋辔衔,士夫咸宗之。俭腹咨嗟之吟,摈弃不取;风云月露之句,薄而不为。浙诗为之大变。”④然而这却不太能说服人。相比填词而言,朱彝尊的诗歌创作还不具备开宗立派的力量,就像徐熊飞说的,“竹坨生当明季,恶钟、谭之幽僻,闻陈黄门之风而兴起焉。故少年所作,皆规格矜严,才情闳丽,与西泠十子相为羽翼”⑤。他早年同样是衍云间派的绪余,只是到中年涉猎宋诗,诗学观念才有所转变,合乎浙派“宗宋、主性情、重学问”的基本倾向⑥。而这种倾向与钱谦益实在是同出一辙,在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上都有着同样浓厚的史学色彩,只不过专门性更为突出罢了。他的诗学要到晚年才结出硕果,作为浙派诗学的标志性成果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已是多年以后的事。

   比较实际地看,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影响都是有限的,绝对不能同江南和山东诗学相比。但它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史的进程,却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的研究证明,每值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都要重新叙述历史,以使今天的结果变得可以理解。胜者王侯败者寇,掌握话语权力的新朝固然需要通过修史来解释自己革命(用这个词的本义)的正当性,即天命所归;而亡国臣民又何尝不想通过修史来解释失败的必然结局,使被揭示的失败原因成为复兴或企待来哲的历史经验?清初的史学和诗学在这一点上契若符合,诗学的参与使史学变得更为丰满,有了更多的心态内容;而史学的基础和方法又赋予诗学以历史感和实证性,提升了诗学的学术含量。清初诗学的丰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像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一辈史学家的投入,而不是只有王士禛这样的掌故家和二冯一类的文士沉潜其中。浙派诗学的史学色彩,显得更为浓重一些,因为以黄宗羲和朱彝尊为首的史学大师范围了浙派诗学的传统。这是研究清初浙江诗学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一点。

   浙江诗学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编纂诗选或诗总集来阐扬自己的诗学观念。文学史上的选本和总集历来就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学功能。清初人选清诗,固然贯注着对诗坛的批判意识;其选前代诗,也无不寓有现实的指向。方象瑛《报朱竹垞书》谈到:“近日竞摹宋诗,一二人倡之,群起而效之,途径一开,滥觞日甚。高者掇拾苏、黄,规模范、陆,遂岸然以唐人为不足学;而其卑者,至粗浅鄙率,都不成语。夫宋人佳处,亦自骨力坚凝,词理秀拔,非油腔腐语遂为宋诗也。今幸主持选政,起衰捄弊,正在此时。唯冀痛扫时习,力返唐音,挽回廓清,固不可听之随波逐靡之流也。”⑦这明显是针对《明诗综》编纂而进的忠告。他们在观念上都自觉地将诗选纳入批评轨道,要让它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但几十年过去,语境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列朝诗集》的以诗论史色彩,显出过于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那么浙江诗家编纂的选本、总集就更多地体现了诗学的学术性,具有断代诗学研究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出自浙江诗论家之手的诗选和总集有着更高的公信度和学术含量,更为后代所重视。像古诗方面的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宋诗方面的吴之振《宋诗钞》,明诗方面的朱彝尊《明诗综》,都是为后代重视、引据的经典选本。谈论清初浙派诗学,这种通过编诗选或诗总集来表达诗学观念的倾向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而由此着眼,我们就会看到黄宗羲未被重视的另一个方面的诗学意义。

   二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清之交三大学者和思想家。《明夷待访录》一书近代被推为“发民族主义之祖派”,而它的作者也得到“能言人所不敢言者,洵所谓真儒,所谓豪杰之士”的崇高赞誉⑧。然而在旧时代的眼光下,黄宗羲的品行要逊于亭林、船山不少,历来颇有微词。近人钱基博曾说:“明末以遗老为大儒者,李塨学究气,独善其身,术未能以经国;黄宗羲名士气,大言不怍,行不足以饬躬。”⑨这颇能代表前人的一种看法。

   黄宗羲早年出入名场,凡诗社之集,无会不与。虽从刘宗周学,而志在科举,不能尽得蕺山之学。易代之后,隐居不出,尽发藏书读之,二十年后胸中窒碍尽消⑩,讲学宗旨乃着力发挥蕺山遗说。蕺山之学出于宋人,黄宗羲更推而广之,“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11)。晚年撰《明儒学案》,自序云:“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叩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显然,在强烈的批判性和实践性之外,他的思想又有很大的包容性(12),这一点后来成为浙派诗学的思想基础。

   黄宗羲少受父教,尤其用功于史学,长而读书既博,愈益确立以经史为本、务博综尚实证的学术理念。据全祖望说,“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13)。流风所被,整个浙东学术都打上浓厚的史学底色。黄宗羲夙以保存一代文献为己任,留意文献人物,编撰有正史《弘光实录钞》、《行朝录》,学术史《明儒学案》,还汇辑《明文海》一编,后人许为“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14)。平生对《明史》尤为用心,遂开浙江绵绵不绝的明史学传统,一传于万斯同,再传于全祖望,继传于邵二云、章学诚。浙东后学略闻其绪余,沥其余渖,就足以名世(15)。

   据吴光先生考证,黄宗羲著述多达111种,一千三百余卷,不少于两千万字。剔除编选之书,自撰著作尚有92种,现存44种(16)。清代学者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点是,只有少数理学家如汤斌、陆世仪、陆陇其等不喜言诗,其他学者莫不留意诗学,甚至成为当世名家。黄宗羲也不例外,他对诗的兴趣甚至成为后辈景仰者眼中的一个瑕疵。全祖望曾说:“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17)这里论梨洲的党人习气颇为中肯,指责其文人习气则未免有点迂腐。且不说在留意文学这点上,谢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若就文学的立场而言,这还是黄宗羲有贡献于诗学的前提。当然,黄宗羲并不是诗学专家,他很少关注和考虑诗学的专门问题,议论所及都不出当时的一般话题,你若想在他的诗论中寻找属于他个人的独到见解,可能会很失望。不过你只要仔细品味一下他的言论,就会感到正像他的政治学一样,什么问题在他笔下都有透达本质的分析,显出一种度越时流的深刻。

   比如《陈苇庵年伯诗序》论及正变问题,说:“向令风雅而不变,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18)这表明他肯定并更看重变风变雅,理由是变风变雅能及于情。那么正风正雅就不及于情么?也不然,这里其实是强调乱世特有一种太平时代看不到的复杂心态和梗概多气的激越情怀,所谓“情”有着独特的心态史内涵,可与《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论“元气”相参看: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19)

   每当乱世或易代之际多推崇变风变雅,这本是诗史上的惯例,黄宗羲的独到之处是从中紬绎出一个道理:治世的情感简单而肤浅,乱世的情感更有蕴含和力度。同时,他论正变仅就诗的表情方式而言,不关品格高下,这又成为祛除传统正变概念所附价值属性的先声,叶燮或许就是受他启发,更彻底地消解了正变概念的价值属性,将它还原为一个单纯的文学史单位(20)。再比如,《栗亭诗集序》论及兴观群怨之说:

   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世采风,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谕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21)

   这里将论诗歌社会作用的古老命题转换为类型学问题,使问题的中心转移到创作主体方面,然后又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来阐述四者的意义:

   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观也;善于风人赠答者,可以群也;悽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古老诗学命题与一般创作经验的沟通,使它变得很容易理解,很好把握。黄宗羲这种以现实经验疏解古代诗论的诠释方式,与顾炎武“鉴往训今”的理路看上去正相对立(22),骨子里却是相通的,都不外乎是要在古典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意义关联,或者说为现实经验找到传统根基。是啊,当人们经历了改朝换代、易服薙发的屈辱,面临着文化失坠和传统绵延都是未卜之数的惶惑,还有什么比寻找传统、保存历史更让人感到踏实和迫切的事呢?除了那些人在殿堂身不由己的台阁文人,其实清初的文人、学者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承续文化传统,保存历史记忆,绵延民族精神的血脉。黄宗羲和浙江诗学在这一点上,较之其他地区尤为显明。

   三

   黄宗羲诗学的内容和价值,研究者已从重视诗歌的抒情本质,强调诗以道性情;强调学问,以经史为本;元气说与诗史说;辨析唐宋,崇尚宋诗等方面作了分析。(23)这里只拟就“诗史”观念与唐宋诗家数之辨的问题再作一些阐述,以见黄宗羲对浙江诗学主导倾向形成的直接影响。

   关于“诗史”,学者们通常都会引用《万履安先生诗序》的一段文字: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馀,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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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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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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