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启蒙主义者的困惑与反省——我与青年的世纪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8 次 更新时间:2014-12-22 1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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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2014年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三联韬奋书店发表题为《我与青年》的演讲,经其授权,讲稿全文由“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刊发。如需转载,务请保持文章完整,并注明出处。

  

   (一)青年对我的意义

   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人之患》,这是陈平原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好为人师”。这是确实如此的: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为重要;也有人评价说,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实,我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差别仅在于写书时,青年是预设读者;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也就更动人了。

   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更是参与者。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一个来访者,一坐下来,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顺便说一点,我和任何人的谈话,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特色,但也是一种片面。这种和青年人无拘无束的交谈,其实也是对我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而年轻人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这才着手写成讲稿。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自觉的交流,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时,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大家的论述,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包括本科学生)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但却极具启发性;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个提升: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郑重说明。我可以说时刻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每发现一个学术新著、新人都兴奋不已,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

   这样的两大特点:以青年人为对象,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也决定了我的学术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我因此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的学术文体,追求表达的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与纠缠、晦涩。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能够走出学院,不局限于学术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读者。

   青年对我的影响,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很多人都对我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和健康感到惊奇。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还在于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到了晚年,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和青年朋友。他们都给我了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的“感恩之心”,这是确实的;更准确地说,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二)讲鲁迅: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

   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欢思考,这样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

   有学生回忆说,“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邵燕君:《赤子佛心钱理群》)。我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讲鲁迅,不管外界围绕鲁迅有多少争论,无论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和青年隔开,赶出课堂,我始终如一地以充当“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为天职,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是基于我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鲁迅的心永远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这也有两层意思:首先“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虑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青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青年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论一切,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轻时候,能够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鲁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富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致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难,但坚持读下去,自会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而且常读常新。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鲁迅入门读本>后记》)。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意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或者说,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理、常态、定论,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现有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满,希望有新的选择,新的突破,这时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刻。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我因此深信,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欢思考,这样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我就接触过许多青年朋友,他们在学校里读鲁迅作品,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排斥;但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再回想起学校读过的鲁迅作品,就有了感觉,进而自觉地读鲁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

   我首先是在北大讲,连续十七年,先后和二十一届北大学生一起读鲁迅。我在《我与北大》一文里,已经有过详尽的回忆。在退休以后,我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到中学,到工厂,到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轻朋友一起读鲁迅。这也是出于我的两个信念:一是鲁迅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读鲁迅,就是在思考现实中国社会人生;二是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鲁迅相遇,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找到这样的方式。我因此编选了不同的鲁迅读本和研究读物:《小学生鲁迅读本》、《中学鲁迅作品选读》,供大学生读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给研究生读的《与鲁迅相遇》,以及提供给社会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鲁迅九讲》。而我自己也活跃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鲁迅——我——青年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三〇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与“八〇后”、“九〇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四〇后”。我出身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做出了此后决定我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个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四〇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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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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