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福: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4-12-21 0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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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福  

   导言

   20世纪初期发生的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西方哲学史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语言学的新方法对其他学科来说有着范例甚至模式的价值,目前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学科日益

   繁多,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精神开展人文科学研究渐成潮流。及至法学领域,自奥斯丁以降,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法学问题的研究进路日盛兴隆。众所周知,当今各国的法律主要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表现出来的。诚如休谟所言,法与法律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与事相关系的描述与诠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相互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等,都离不开语言的分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法律者在其职业生涯的每时每刻均与语词、句子和文本结下不解之缘。之于法律者,语言不仅是理解不语的客体之当然实用工具,其本身也是法律者工作的核心对象。质言之,法律者捉摸具体的语言产品,且寻找对应其他文本之物。”然而,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含有许多模糊谓词和家族类似性概念,法律语言也不例外。如学者所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确定一个只有少许头发的人到底是不是秃子,一个乱涂乱画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一个赔偿是不是公正,或者一个程序是不是正当。”加之法律语言与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隔阂:因为,定义诸如“法人”、“权利”,或者“责任”这些词汇的最初的努力揭示,这些语词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绝大多数日常用语则与其对应物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我们在定义日常用语的时候,也会指涉到它们。没有什么能够简单地“对应”这些法律词汇的存在,并且,当我们试图定义它们时会发现,在我们用来详细说明各种人、物、身份、事件与程序等(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定义中所提出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这些法律词汇的精确的等同物,尽管它们通常以某种方式与这些法律词汇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语言学的视角对法律进行分析以便清晰地指出其确切涵义就成为一种必要。本文中,笔者写作的意图正是在于通过语言学的分析,揭示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之区分,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真实性的法律,以及如何确定真实性法律的存在标准?

    

   一、作为文本的法律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在人们的交往中,符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通过对符号的建构,架设起了交流沟通的桥梁,进而为人类的理性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正因此,“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符号思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以此区别于“理性的动物”。根据卡氏的论点,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惟有以符号为指引,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可以肯定的是,符号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是积极而明确的。但是,在常人的观念中,符号实乃抽象的指称。当我们说到符号的时候,不免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乃是语词建构的效果。试举简单的一例:当用以表达“桌子”、“书本”、“学校”等词汇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其对应物,这样的语词显然具有图文并茂的效果。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些语言均属于理想语言的范畴,其第一个要求是每个简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而且两个不同的简单物决不能有同一个名称。而“符号”无疑是个高度抽象凝练的语词,个中含义难以直观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中,非简单物不会有简单的符号。代表整体的符号是一个包含各个部分的所有符号的‘复合物’。”如果要为其找出对应物的话,语言(词)可谓首当其冲(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等编:《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页。

   毋宁可将其看作狭义的语言概念,笔者所采用的概念显然是在语言的广义内涵上使用的,即同时包括文字、图像等。)。语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包括所有思维、感觉或意志的外在符号。符号是原生的,或约定俗成的。原生的符号是人在本能的带动下使用和解释的,如声音的音调、表情的变化和手势。约定俗成的符号是经人们一致同意或习以为常的,包括:无声的符号、言语、书写的字符。因此,符号与语言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等等,诸如此类。对此,本威尼斯特认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的最高形式,这能力就是象征的能力。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即指通过一个‘符号’表现现实的能力,以及将‘符号’理解成对现实的表现的能力,也就是在某一物与某一他物之间建立起‘意指’关系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提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根据维氏的观点,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人类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语言构筑了人的意义疆域。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唯有通过语言的方式才能得以展现,因此,每个人对于语言的体悟(界限)铸就了其世界的界限。

   根据学者的分析,语言之所以能担负起如此的历史使命,其原因端在于“语言再生产着现实:通过语言,现实被重新生产出来。说话的人通过他的话语使事件以及他对事件的体验重生,听他说的人首先把握到话语,并且通过话语,把握到被重新生产的事件。因此,语言实践所固有的情形即交流与对话的情形,赋予话语行为以双重功能:对说话者来说,它重现了现实;对受话者来说,它重新构造了现实。这就使得语言成为主体间交流最好的工具。”换言之,语言能够起到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实践的功能。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事实得以固定的可能性是语言作为人际交流之最佳媒介的前提条件。亦即,如果语言不具有固定性和可操作性,那么,人类希冀通过语言进行的交流的意图必将破灭。此外,语言是社会性质的,社会之存在亦是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一个必要条件。交流从其本义来看,是一个双向互逆的过程,即相互的见解得以传递和表达。孤立的个人显然不会拥有语言,因为其是单向度的,故无法享有交流之可能或欲望。只有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才会产生交流的可能或欲望,这一欲望惟有通过语言的形式方能达致良性效果。如果说孤立的个人能拥有“语言”,那么充其量只是自娱自乐的产物(或者是维特根斯坦所意指的私人语言),绝非社会意义上的语言。

   至此,笔者简要分析了符号与语言、以及语言在交流中的地位问题。福柯认为,事实上,就其最原始的和初始的存在来讲,语言首先存在于简单的有形的书写形式中。它还产生了另外两种向其提供了框架的话语形式:在这个语言层次上面,存在着评论,评论重述了在新的话语中被给定的符号,而在这个语言层次下面,则存在着文本,评论假定了文本的首要性。据此,语言的存在为文本的可能提供了前提,亦即文本是语言之可能的逻辑延伸。文本作为独立的存在,其功能在于: (1)信息传递的功能。文本的初衷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通过文本向世人所展现的,是作者意欲表达的一定效果。文本的存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信息指引。提供文本所表现出的大量信息,无疑是知识传承的最佳途径。(2)指导实践的功能。文本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亦在于为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实践提供指导。例如,戏剧文本的存在,为艺术人员从事戏剧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法律文本的存在,为司法人员及其相关人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提供了现实的指导,诸如此类。(3)社会整合的功能。文本可以表示我们通过思考所发现的任何现存或过去事物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发现的现存或过去事物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而为人们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提供合理的路径。

   由此观之,法律显然是文本意义上的典范。当今学界已基本达成的共识是:法律不是“命令”的集合而是文本的集合。对于法律之文本形式的确立(法典化的过程),王伯琦先生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们对于外界事物所得的意识,最初的来源是由于感觉,由感觉的认识再在心智上抽象化、概念化,而成为一种智识。不过这种心智上抽象化的概念,很难把握,所以又需要把他具体化,具体化之后再进一步抽象化、概念化,而又再具体化,如是循环不已,而表现了我们的复杂性及统一性。从法律方面讲,我们意识的具体化,首推方式化,就是把我们的意识用言语、文字等方式表达出来,接着又是进一步的概念化,就是把各种不同或相同的事物,分种别类,建立概念,更联系各种概念成立规范、原则,更进而把他们系统化,这样抽象而抽象,概括而概括,以至于有一整套法典的订立。”根据氏论的观点,法典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加以建构的,然而,一般语言富有弹性,饱含细微的差别,并且具有适应性,这些特质是优点也是缺点。它们造成的结果是:仅由语言用法本身不能获得清晰的字义。亦即语言自身包含着歧义,语言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真的情形。“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正是在语言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和难解现象的最生动的写照。

   毋庸置疑的是,语言是法律的表述工具,英国最著名的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说过:“世界上大多数的争论都起于语词。”这几乎是每个词的词义都缺乏明确性的直接结果。毫无疑问,作为法律文本之基质的法律语言,由于语言的特性而饱受非议。拉伦茨认为,“之所以会对法律文字的精确意义,一再产生怀疑,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说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即使是较为明确的概念,仍然经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此外,语言本身的表现力是有限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难免存在着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现象。因此,“法律语言不可能消除现实的多样性,它植根于日常语言,它必须用有限的手段去描摹现实的无限多样性,并必须配以评价。这种结论排除了单一的清晰性:语言,与此相关包括法律语言,必须是多种含义的。”总而言之,人类的语言和预见,都不可能做到精确无误。人们不可能事先预见某个法律所管辖的领域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案件。这些论述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语言自身具有不可逾越的表达缺陷,借助于语言得以展现的法律自难逃其掌。而在由语言到法律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信息失真、词不达意等现象的存在,导致了“文本所表达出的和它所蕴涵的内涵是独立于它的作者在其中表达出的内涵的”,我们不禁要问:通过文字固化下来的法律反映的还是立法者的本意吗,这样的法律还是反映立法者内心镜像的真实法律吗?以下笔者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二、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之分

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虽然语言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最为关键的条件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语言亦有其先天的缺陷和不足:表现力有限、多义性、含混性。因此,“关于某种事项,虽有制定法规的规定;但因为制定法规的文字,不能完全地表现思想的结果,往往依其文字,难以明确知道起草者的意思,而且,制定法规,并不是起草者个人的意思,而是具有国家的意思的效力,所以法案起草者的意见如何,和法规的效力无直接关联,应专依其文字,而推定国家的意思,但文字所表现者,纵是非常严密,仍不免难于完全表现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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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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