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山:宽容的法律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14-12-20 2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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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山  

   【摘要】宽容是身处价值多元和风险社会中人们的一个必然选择。对于崇尚个性、追求自由的现代人来说,宽容是自由和人权的前提。因此,作为主要社会规范的法律也必然呼唤宽容。本文重点考察了宽容的法律涵义,宽容的法律意义,以及宽容的法律体现,试图使得人们真正领会宽容的法律意蕴,将宽容理念融入司法过程之中。

   【关键字】宽容;个性;自由;法律意蕴

  

   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从不宽容到宽容的历史。当我们将眼光投向那遥远的漫漫时空,可以发现,从神圣的原始禁忌到不容怀疑的基督教信条,无不充斥着对怀疑者和异己者的迫害与杀戮,这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房龙所描述的“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黑暗的地牢,里斯本的刑讯室,克拉科夫博物馆里的生锈铁锅和烙铁,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具,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睥睨着一排排长无尽头的老年男女拖着脚步慢慢地走向绞架的恐怖景象。”{1}然而,物极必反似乎是一个无容置疑的真理,当人们饱经不宽容的苦难之后,终于明白了宽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以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为依归,推崇人的价值,高扬人的理性,把人从神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的人的世界。人的发现和个性的发现促使人们开始为宽容而斗争。在此之后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为争取宽容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重要法律文件都将宽容作为重要内容直接加以规定。1995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还通过了《宽容原则宣言》,宣言重申了“宽容为全人类和平事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所必不可少”,并宣布每年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尽管基于不同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的不宽容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今社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跨入一个更加宽容的时代。正因如此,对于宽容的理论研究,既是多元价值建构的必然,也是现实生活的急需。

  

   一、宽容的法律涵义

   宽容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时间维度上它镌刻着历史的凝重与厚度,在空间维度上宽容则缠绕于不同的学科之间,表达出不同的意蕴。宽容,源自拉丁语tolerare,原本是指“忍受和忍耐”,也带有广义的“养育、承受和保护”的含义。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宽容与其词源含义紧密相关。伦理学中宽容被定义为:“基于平等的自由精神而表现出的对所不赞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爱好、兴趣的容忍和尊重。”{2}因此在伦理学中,人们实际上将宽容理解为一种交往中的美德。它既是一种人人可兼而有之的自我克制,也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神圣德性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政治哲学中的宽容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被界定如下:“宽容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宽容是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属性。”这一定义把宽容看成是有权力和能力的人与社会包容他人和不同见解的共同属性,其核心是审慎地抑制权力和能力的使用。因此保罗·利科认为“宽容是行使权力时的一种禁欲主义的结果”。{3}

   从思想的发展史而言,基督教是宽容最有力的倡导者,但在行动中它却是最不宽容的代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宽容”一词是16世纪才出现的,即在宗教教派分裂的历史语境下,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来的。在此种生成语境下,这个词最初的涵义比较狭窄,意味着对异己信仰的容忍。在16世纪和17世纪,宗教宽容逐渐演变成一个法律概念。各国政府颁布了倡导宽容的法律条文,规定官员和守法的信徒们在与宗教少数派——路德教派、胡格诺教派、罗马天主教派——的交往中,必须采取宽容的态度。{4}此时,宽容虽然出现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中,似乎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但事实上,它仍然只是一个宗教术语,表达了人们对宗教战争的厌倦之情。正如沃尔泽在《论宽容》一书中指出:“宽容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或一种心境,它描述了某些潜在的价值。首先是反映16世纪和17世纪宗教宽容起源的价值,它纯粹是为和平而顺从地接受差异性。人类长年累月地相互残杀,但幸运的是人廋马乏,不愿恋战,我们把这种心情称之为宽容。”{5}这充分地说明,当时语境下的宽容只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要求各宗教教派之间的相互容忍。

   法学上对宽容的关注,虽然可以从启蒙思想中寻找到相应的理论渊源,但真正为其奠定法哲学基础的却是以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为代表的相对主义法学派。在拉德布鲁赫看来,存在与当为、现实与价值之间存在一种中间形态或中间王国,中间王国在本质上是文化王国,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概念,因此法哲学也就是一种关于法的文化哲学。他在《法哲学》中指出:“法律概念,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一个涉及价值的概念,把我们推向了法律价值和法律理念:法律是按照其意义必然服务于法律理念之物。”{6}由此可以看出拉氏法哲学的任务在于将个别性的法律概念演绎成为法理念,而法理念要求在共同体中实行“尊重的原则”和“参与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正是宽容的题中之意。在法的价值判断上,拉氏只承认相对的妥当性而否认绝对的妥当性,要求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和世界观体系,采取超越的立场。“只有当我们接受在自己的确信之外还有同等价值的其他确信时,只有当我们敢于说我们至多只拥有部分真理时,只有当我们承认持异见者也能够有权分享真理时,宽容才可能孕育发展。宽容是对多元主义的肯定和对理智的牢记:在有价值的领域内,尽善尽美的真理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交锋才可能达到。”{7}因此,法哲学的精神应当是宽容,即对思想良心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尊重。宽容是相对主义法哲学的一个必然的结论。但拉氏的宽容并不是一个绝对命令,诚如其在《社会主义文化论》中指出的“总而言之,如果不宽容再次要利用宽容,目的在于能够将其完全灭绝的话,那么我们绝不可以再予以容忍”。{8}即对意图灭绝宽容自身的不宽容,人们在实践中不能再予以宽容。

   另一位德国著名法学家考夫曼继拉德布鲁赫之后,又一次对宽容原则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首先,他认为宽容原则是多元方法论的必然结果,排除人们主张自己拥有“完全且绝对的真理”,必须允许多样的主张和看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容忍多种生活方式的存在。然而,宽容并不是真理的怀疑论者,也不是一个反对真理的拙劣决定,其功能恰恰是使真理成为可能,而对自由与真理的追求也正是真正宽容的前提条件。其次,考夫曼认为,真正的宽容只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才能存在,因为只有开放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够具备“高度的精神自由与形成确定意见的能力”和“宽容所必需的沟通能力以及特别是倾听、接受别人与认真对待他人的美德”。再次,在研究方向上,考夫曼认为宽容并非仅止于尊重他人的确信,另一个重要方向则是对少数人和弱势者的保护。同时,在宽容的界限上,他显得要比拉德布鲁赫更加宽容,他认为宽容的界限并非不宽容,只有在面对危及自由的不宽容时,宽容才会止步。最后,考夫曼将宽容看作人类的命运问题,认为在面临人口爆炸和当今复杂且充满风险的情况下,宽容也已经成为了事关人类存活的问题。因此,他在文章的结尾,从反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宽容的无上命令:如此行为,使你行为的结果与最大可能避免并减少人类穷困相互契合。{9}这不但意味着宽容是一种生活态度、法律哲学,还是一种避免并减少人类穷困的根本行为准则。

   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的宽容,要么是消极容忍的处事原则,要么就是所谓政治家的“睿智”。宽容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唯有依赖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才能彰显其工具意义。而法律中的宽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价值体系,它以多元方法论为基础,正视认知的有限性,肯定人的有限理性并赋予其在辩难中发现真理的能力,尊重个性自由,彰显人的尊严,允许多样的主张和看法,容许人之为人的多样生活方式的存在,尊重人权,肯定民主与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引领人们迈向真理和自由。

  

   二、宽容的法律意义

   对应于宽容的法律涵义,总体来说,宽容丰富的法律内涵体现了其对于法律的一种内在要求。宽容对于人权的尊重、人之尊严的彰显和自由与真理的呼唤,可以被视为判别法律良善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今社会,国家作为法律渊源的主要生成力量,其法律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正当配置。因此,宽容更应该被看作是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恩赐。国家应通过宽容的法律使公民的异见、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具体来说,宽容的法律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宽容促使法律标准的合理化

   对他人理性的尊重是宽容的基础。在法律生活中,人并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理性主体。然而人的理性能力又是有限的,这就要求在调整人们所犯的错误时,法律对人的理性能力做一合理的区分。通常人们日常所犯的错误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于人们的意志、能够控制、能够避免的错误;第二类是出乎人们的意志、无法控制、不能避免的错误。其中第二类错误又可再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为人类理性有限,从而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的错误,称之为理性有限型错误;另一种是因为人们能力有限,即使能够预见也无法加以避免的错误,称之为能力有限型错误。

   错误类型的划分对于区分法律的不同调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没有犯意就没有惩罚。这里将意志和能力作为重点的考察对象,与大陆法中主要角色行为与法律后果观念和英美法中关系与法律后果的观念相同,都只强调调整第一类错误,而将人们意志和能力以外的错误排除在法律的评价范围之外。尤其是法国1994年刑法典,可谓开世界刑事立法之先河,就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做出了崭新的规定。“鉴于大量技术性规范和行政控制性规范逐步演化为刑事法律规范,对于上述范围内的某些误解和认识错误,已经超出社会一般常识范畴。据此,新刑法总则明文规定:‘只要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处于自己无力避免的误解,该行为就可不承担刑事责任。’此规定为世界刑事立法所仅见。”{10}对于紧急状态下的行为和法律上无解的义务冲突等因能力或理性有限型的错误,不是说法律不可以规定,而是应使之处于“法外空间”,即法律虽有规定但是不做出具体评价。此种“不禁止的——不允许的”途径立足于宽容理念之上,使“各方各有其对的部分,然而各方也应各退一步”,{11}从而使各种相互冲突的情况得到比较缓和的解决。

   因此可以说,宽容要求法律应以“中人”标准来看待普通人的理性能力和认知水平,既不能要求过低,也不能期待过高。过低的要求会使许多本应处罚的行为逃脱法律的惩罚,导致社会混乱无序;过高的期待则会使法律趋于严苛和非人道,使许多“无辜之人”遭受不必要的惩罚,导致人们谈法色变,致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二)宽容确保个性自由的法律化

   每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这个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多样化的、充满个性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富有生机的社会。{12}换言之,宽容所要求的尊重其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对他人个性自由的尊重。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以最个性化的方式来追寻真理,对个性自由的尊重才能真正保证法律的自由导向。

个性自由肇始于价值多元化。正如学者们所证明的那样,“每个人态度和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享有完全一样的一套价值观念,就像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指纹一样。”{13}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每一个人的经历、经验也是不可重复的,在此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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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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