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我的三十年阅读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76 次 更新时间:2014-12-15 2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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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进入专栏)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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