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3-07-30 23: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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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 (进入专栏)  

  

  □ 回顾90年代初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的大致背景是怎样的?

  ■ 1993年,王晓明他们在华东师大的第一场讨论,显然跟1992年邓小平南巡有关。事实上,所谓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大,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姓社姓资的缘故,所以现在还羞羞答答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是邓小平南巡才开始,只是南巡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文人下海是这场讨论的背景之一,另一个是80年代末的大事件,被讨论者回避了。这其实是构成所谓“人文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什么叫“人文”?罗马人最早说这个词,如果撇开学院式的油彩看最本质的东西,人文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我们的一切环绕“人”来进行。

  □ 这场讨论其实分了两次,第一次是王晓明老师和几位博士生,围绕王朔的“痞子文献”和张艺谋电影展开的,第二次才是诸多学者一起的讨论。

  ■ 其实第一次的影响力并不大,讨论文章只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影响较大的还是在《读书》发表的那六篇讨论稿。《读书》杂志在80年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虽然这场讨论回避了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避开了具体语境的重要方面,而只专注其中市场经济的方面,但仍然是有意义的。90年代初,一些文人开始不再关注现实,回避严肃的问题,失去应有的道德立场,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一种虚无感,避世玩世的现象都出现了。王蒙过去提倡“躲避崇高”,此时提出“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我认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这场讨论重提生存价值、文化理想、生存立场,哪怕带有一点凌空蹈虚的味道,也仍然是对现实的反应,对现实有补救性和纠偏性的正面意义。虽然讨论的范围小,也有很大局限性,但还是应当肯定它的意义。

  □ 局限性体现在哪里?

  ■ 这场谈论还是太局限在文化理论和批评方面,从文学到文化,都是局限在这里,对更广大的社会问题没有触及。就拿“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来说,他们在讨论时也没有深究,只是强调精神和理想,赋予这个词的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被触及,没有抓住核心的东西。

  我们今天再去看它,这场讨论显然是不够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第一,对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的探讨;第二,没有把这个概念和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扩大这个词所涵盖的社会内容;第三,没有抓住这个词的一些带实质性的、基础性的东西,比如人的权利,这是最不容忽视的。

  至于它的影响力,其实更多是《读书》杂志的影响,但后来没有进行下去,自然就没有人再关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应当给以切实的肯定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当过于放大,我认为谈不上“大讨论”;谈论过,但范围很小,圈子很小,是“小讨论”。

  □ 这是第一次讨论“人文精神”吗?

  ■ 事实上,最早的讨论,应当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那时最早提出这个词。“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其实是同一个词,不能认为这是新的发明。如果90年代初的这次讨论有理论的远见,能沿着被打断了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接上去会更好,更深入,影响会更大,可惜的是并没有考虑到这点。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讨论,它的影响力和深度都超过90年代这场,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不奇怪。

  □ 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状况普遍是怎样的?

  ■ 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现实,下海的是较为年轻的大学教师、作家等文化人,人数也不是太多。跟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对个人理想的关怀显然是淡薄了,甚至是逃避。整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那种启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是比较充实,但最近二十年没有了。总而言之是脱离现实,失去理想,失去关怀,失去责任感。

  有件事我个人一直耿耿于怀,1994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告别革命》,影响很坏。9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上富有理想情怀、人文关怀的英雄主义的方面都持消极态度。比如“五四”运动,他们把“五四”和“文革”放一起比较,进而对“五四”进行否定。对鲁迅也是,把他从教科书里搬走,扭曲和消解他的反抗性,相反狂热吹捧“好政府主义者”胡适,没有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地位。

  胡适自然有他的建树,前几个月出了套《胡适文集》,我还是责编。我历来肯定他对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作用,在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开创性;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像鲁迅那么纯粹。鲁迅是挑战权力的人,而胡适不是;他最终到权门里分一杯羹,是政府的一员。鲁迅是声明不跟政治家去说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洁癖,他这种敌视权力的态度和人格的独立性我非常欣赏。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时也是这样,认为改革比革命好,革命会流血,会死人,如果大家不来革命,不搅局,当时慈禧太后可以搞定,推行宪政,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东西完全置换了历史语境,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显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状态使然。

  □ 1995年底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据说当时首印不久就被一抢而光,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会出现大范围的“陈寅恪热”,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有怎样的关系?一边是知识分子市场化,一边是知识分子犬儒化?

  ■ 关于陈寅恪,我写过《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这里不多谈。有人认为,陈寅恪对新政权是持不合作主义的,大约这点是一些知识分子欣赏他的地方。事实上,他是政协委员,要议政,怎么能说和当局不合作?可是,今天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就这样看他,过于放大他身上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理想化、偶像化、虚幻化,制造知识分子神话。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

  □ 再后来出现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争议,属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或者说是一个方面的吗?

  ■ 跟人文精神讨论应当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所谓 “左”“右”之争其实也被放大了,中国没有真正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队,新左派虽然有几个人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分成两大派斗争。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 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人文精神?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 人文精神说简单点,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从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一是制度层面,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想和价值标准,最重要的是制度层面,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方方面面,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奶粉为什么有毒?为什么大米会镉超标?为什么会有孙志刚事件?为什么会有开胸验肺?为什么会有强行拆迁?为什么会有城管打人?为什么会有“宝马事件”、小悦悦事件、唐慧案件?人文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人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直到日常生活,人文精神到底位置何在?这样才可以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放大。

  另外人文精神既讲精神,就得讲心灵,讲道德,讲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意义等等内在的东西。这几个层面是有联系的,人要全面发展,社会要全面发展。

  □ 您的意思是,人文精神最基本的部分是权利。

  ■ 对,我认为自由是人文精神的灵魂,而权利是他的躯壳。我们谈政治、法律、文化艺术,都离不开权利。一切都应该回到个人,国家是为个人存在的,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宪法庄严地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的公民权利,但实际情况呢?如何落实呢?如何完善呢?这是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东西。

  探讨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要抓住最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要保证作为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撇开人的权利,撇开人的生存状况,撇开人文环境,仅仅注重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完善方面,就把人文精神这个词缩小了。今天我们再去回顾它的时候,就应当在讨论中扩大它的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状况进行了批判,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后发国家,怎样去借鉴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的成果,吸取他们的教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本来我们是可以回避的,但是没有。比如说伦敦是雾都,主要是因为污染,为什么我们会重复这个错误?甚至变本加厉?本来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发展是硬道理,到底是不是最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健全,为了人的自由生存,这样,人文主义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回顾人文精神,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大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至我们生存、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是可以由此扩大和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关注讨论、参与讨论,接受人文主义教育。

  □ 2012年在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高瑞泉四位学者又围绕人文精神进行了一次讨论,其中也谈到很多当下社会的问题。

  ■ 我觉得还是比较表浅,因为不牵扯到制度的问题,不牵扯到人的权利问题。“人文”如果不跟人的权利相联系的话,到底是皮毛的。权利涉及制度、体制,它有没有赋予你以权利,有没有剥夺你的权利?所谓“四大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还有比这更基本、更重要的“人的问题”吗?

  回过来看,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还得继续。启蒙是个长时期的过程,而我们才刚刚开个头而已。

  □ 怎么看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

  ■ 知识分子生存环境问题,要客观地看待它。80年代丁玲写纪念瞿秋白的文章说“在我们这个不健全的世界里”,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很“不健全”。那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像这样进行讨论是一种,还有像过去“五四”时期那样,“到民间去”,办平民学校,这是知识分子团队的行动,但在不健全的环境下集体行动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个体,用鲁迅的说法叫“散兵战”,知识分子坚持自己,完善自己,奉献自己,虽然力量未必有团队那么大,但依然可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王晓明、陈思和他们在回顾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也有所反省,谈到自己该做自己的事,我觉得他们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 王晓明老师后来转向做文化研究,其实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的体现。

  ■ 对,这个转向可以认为是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对这点有所坚持才能有这种转向,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马克思·韦伯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关注人文精神的学者,为理想,为信仰,对生存意义的关注,还是值得肯定。但从总体的情况来看,现在知识分子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两方面还是非常欠缺。

  对知识分子来说,既有负担整个社会改造的使命,承担启蒙工作的一面,另一方面,要有对自身精英意识的批判,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意识,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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