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文:哈特的法律语言观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4-12-14 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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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真文  

   摘要:哈特的法律语言分析方法源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观、罗素的日常语言哲学观、维持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哈特从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法律语言的中性化、法律中抽象术语的释义法等三个方面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的法律语言观。哈特的法律语言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坚持法律语言使用的具体性和日常性;第二,反对法律范畴的定义,主张采用描述的方法;第三,注重法律语言的精准性、反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关键词:哈特;法律语言观;理论渊源

  

   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受心智的控制。的确,在常态下情形确实如此。但有的情况并非仅仅如此,所以有人曾坦言:有些情况下是语言控制心智。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灵活动,它还是一种常规的社会表象。所以说,人类自身的存在与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正是如此,古希腊才有将人类比喻成会说话的动物这一个说法。在大多数人看来,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一种工具,是表达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只有符号、象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现实,即语言属于逻辑推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逻辑推理在结构严谨的法律规范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要求表述精确、明晰、用法合宜,切忌产生歧义,以免导致法律规范与其他制度、规范混同以及法条之间产生相互抵触。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法律规范是明确的、具体的、确定的,它往往通过成文法典以规则的形式确立下来,而道德规范是抽象的、原则的、相对模糊的,一般不以规则的形式外显出来,而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舆论的力量、传统的习惯促成。因此,坚持将道德与法律划界,选择语言分析的方式进行,这本身就是哈特等分析法学家们的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们为法治所作的巨大贡献之一。

   哈特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哲学家之一、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区分“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坚持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但法律有效性的标准包含道德因素等等。他以实证主义的姿态、自由主义的立场、分析哲学的旗帜和道德哲学家的情怀,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学术界对哈特的法哲学思想评价甚高,认为哈特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当代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指出:“在法哲学的几乎任何一处,建设性的思想必须从考虑他的观点开始。”[1]也就是说,哈特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独辟蹊径的解读使其成为法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哈特法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法律规则”理论的确立以及他与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富勒、德沃金的学术论战方面,对他的法律语言哲学虽有涉猎,但尚不深入,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笔者认为,分析法学赖以存在并发展的活力就在于“分析”,其中分析的方法又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对分析法学家哈特的法律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及内涵的阐释,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哈特法律语言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及流变

   语言分析的方法并非哈特在确立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首创的方法。在西方思想史上,这种方法也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语言分析方法与语言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密不可分,因此,要探讨哈特的法律语言观,必须从语言哲学这个元问题开始。

   关于语言哲学,在西方学术界的看法各异,从总体来看基本可分为两种释义:其中一种为Linguistic Philosophy——语言哲学,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语词的含义与语词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另一种为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的哲学,它主要从哲学视角来看语言中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语言的研究意义、语言的基本特征、语言的逻辑性以及言语的行为等方面。[2]正因如此,语言哲学又称为语言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雷格,其后的罗素、胡塞乐、摩尔、维特根斯坦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将语言分析哲学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使语言分析哲学重新回到鲜活的现实生活中,下面择其要者论述之。

   (一)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观

   在西方多数国家,通常将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创始人的头衔加戴于19世纪的德国人弗雷格头上。弗雷格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在早期也一直在为数学提供可靠的逻辑基础而努力。弗雷格在研究数理逻辑中时常碰到部分哲学问题,如何处理这些哲学问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其集中在技术层面进行探索,另一种则是直面这些哲学问题,并探究这些问题的根源和解决路径,夯实自己所进行的研究的基础,弗雷格选择的就是后者。弗雷格所关心的哲学问题主要是语言哲学传统,特别是对早期的语言哲学展开逻辑研究。他的《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一书旨在完成语言构造的纯形式化,从而为算术及可以划归算术的数学分支提供严格的逻辑基础。他认为,所有算术的基本概念都可以用逻辑概念来重新定义,同时证明逻辑推理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合格的算术推理。弗雷格对数的基本概念尝试从纯逻辑的方式推出来。这项工作意义是巨大的,既为算术提供了精确细致的逻辑概念,同时也扩大了逻辑的范围。这项工作内容还包含设计一套新的人工符号系统,它要求在排除自然语言修辞的同时专注于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它要比自然语言更严格地遵守逻辑规则,清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规则要求:我们在面对算术的基本概念和推理规则时要用这套新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明确所有推理的前提,从而使一个证明过程中各个命题间的所有推理规则得到保证,使推理没有跳跃和脱节的同时也不再依赖于直觉。这些设想一旦实现,任何人都在遵循规则前提下无歧义地达到同一结论,同时也能够检验每一推理的前提和步骤。弗雷格在1982年发表了《意义和指称》一文,该文对后来的语言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被视为弗雷格“意义”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胡塞尔甚至认为,“意义”(meaning;siginficance)与“指称”(referent;reference)的区别是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所作的唯一重要的贡献。在该文中,弗雷格列举了许多概念,对“意义”和“指称”进行了论说,其目的就是表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同一个符号往往可能存有几个意义,这些情况甚至在一些理论著作存在。在他看来,每一个符号只能表现出它仅有的一个意义,如果已表现了其中一个意义就不能再表现出其他事宜,否则将使得这些含义混乱,这也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诚然,弗雷格在对于语词的意义与分析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按照其他语言哲学家的问题。所惯用的逻辑思维来表示,他也并没有从哲学的视角去探寻语词的意义以及语词的真或必须性等方面,然而,我们必须明确,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逻辑上为算术和数学奠定基础。尽管他的初衷是为数学建立逻辑基础,但基本上不成功。然而,他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对以后100多年的语言哲学的发展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后世语言哲学所关心的众多问题都能从弗雷格这里寻找到源头和启示。

   (二)罗素的日常语言哲学观

   伯特兰·罗素也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受惠于弗雷格。罗素被称为是仔细研读了弗雷格著作的人,而且也是使学术界重视弗雷格思想的“引领者”,他和怀特海合著了《数学原理》。在该书的序言里罗素坦诚指出: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应当感谢弗雷格。但和弗雷格不同,罗素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上从理性主义转向了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在本世纪头20年间,罗素逐步发展了他的逻辑原子论的基本思想,后来,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抛弃了某些论点,但这并不是全部抛弃。”[3]早期的罗素语言哲学主要集中于逻辑原子论,在1918年至1919年间,他撰写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一书,把哲学的本质还原为逻辑,他以逻辑作为分析工具,语言作为分析思想,相信语言分析可能揭示隐含的逻辑结构,籍此分析过程,期盼分析哲学有助于解决哲学的千年难题。罗素相信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并且可以建立一种理想语言,这种理想语言是与世界同构的。罗素主张的逻辑是原子主义的,是原子式的,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与我们的常识和信念一样。它与那些追随黑格尔的人们的一元论逻辑相对立。他并不认为世界的明显复杂性只是在于对一个单一可分的实在的各种状态和各种不真实的划分,而是在于通过逻辑分析得到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逻辑原子(并非物理原子)。逻辑原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罗素称其为“殊相”,(比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二是谓词或者关系等。罗素原子论的提出与罗素的外在关系说有密切的关系,罗素外在关系说的基本含义是:关系具有一种不以它的关系项为转移的实在性,关系并没有进入关系项的定义之中。例如X大于Y这种关系,并没有表明X和Y有任何共同性质,甚至跟X和Y各自的性质也无关,这种关系具有它的终极性、实在性。罗素的外在关系说导致他得出多元论,这种多元论的哲学也就是他的逻辑原子论。罗素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摹状理论(有的又称为“摹述理论”)。[4]“摹状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句子进行正确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上的难题。摹状词就是通过揭示某一个体的独有属性来指称该个体的语词,[5]或者说,“它们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某个特征的描述而唯一指称这个事物。”[6]在罗素看来,存在着两种摹状词,一种是“不定的摹状词”,另一种是“限定摹状词”。当我们谈及“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我们用的是不定摹状词,不定摹状词指的是不含定冠词“The”的指谓词组,比如one person(一个人)、one philosophy(一个哲学家)等等;当我们谈及“那个如此这般的东西”时,我们可以用“限定摹状词”。限定摹状词指的是含有定冠词“The”的指谓词组。如“当今的法国国王”,“《威弗利》的作者”等等。从形式上讲,不定摹状词是具有“一个某某”(a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一个人”、“一头猪”、“一条蛇”、“一个苹果”等。而限定摹状词是具有“那个如此这般的某某”(The so-and-so)形式的短语,例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走进房间的这个人”等等。罗素并将摹状词置于日常生活的语境之中进行分析和探讨,进行真假命题方面的确证。使语言哲学脱离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形而上的分析,实现了语言哲学的形而下的转向,这种转向对以后的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并使概念更加明确化、具体化、日常化。

   (三)维持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观念以及他对哲学发展的历程在某些方面与罗素有着无可替代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从早期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向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转变更为彻底。正如D·皮尔士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在本世纪20年代成了罗素的学生,接受了罗素的这些思想,而最后,又比罗素所做得更彻底,更全面地批评和抛弃了这些思想。”[7]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的观点,也是他认为一切实际“事态”(The state of affairs)的存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就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结合。但在他看来,对于思想的表述有语言与命题两种说法:第一种,语言就是人们说讲述的语句的总和,或说是社会上所有命题的总和,并且语言与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一种实在的逻辑,而实在又是各种事物的外在表现。所以,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它独特的意义,不仅能够描绘出事物的简单事态,还能描绘出事物逻辑性的复杂事态。因此,逻辑的形态与实在的形式是密不可分的。[8]这些思想在其前期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有精心的阐述。到了后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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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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