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康庄:茅盾对象征主义的译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5-11-25 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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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康庄  

   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从总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象征主义也是横向移植的产物。在象征主义的译介过程中,茅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最早、致力最多的译介者之一,他在译介当中所显示出来的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在现代中国作家里面很有代表性。

     一

   茅盾的译介从1919年开始。在理论译介方面,茅盾最早的文章是连载于《学生杂志》6卷7号至12号(1919年7月至12月)上的《近代戏剧家传》。虽然茅盾这时对象征主义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这篇长文却是最早涉及象征主义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之一。有人说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就谈到了象征主义,这是不准确的。该文只例举了梅特林克、安德列夫、霍普特曼等作家,是把他们同左拉、托尔斯泰、王尔德等作家同列的,并没有谈及象征主义。最早谈及象征主义的文章是陶履恭的《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5号)。到了1919年谈及象征主义的文章才渐次较多出现,但也多是提及概念,对象征主义的具体内涵仍然涉及不多或缺乏较准确的概括。茅盾的译介,基本与这种最早的情形同步。

   在进行理论译介的同时,茅盾也开始了创作译介,1919年10月他翻译的梅特林克剧作《丁泰琪之死》刊载在《解放与改造》1卷4号上。这篇译作是梅氏作品见诸中国读者的第一部,也是我国作家对象征主义创作的最早的翻译之一。在此之前,只有鲁迅翻译的安德列夫的短篇小说《默》和《谩》(1906年),周作人翻译的梭罗古勃的短篇小说《烛》(1909年)、《铁圈》(1919年1月)和散文诗《童子Lin之奇迹》(1918年3月)等少量作品。

   1920年是茅盾从事理论译介最为集中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月份,他就发表了4篇介绍或涉及象征主义的文章,全年则共有11篇。

   这年元旦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登载了他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他于文中介绍说“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它们“注重主观的描写……,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感于中国“神秘表象唯美等,不要说作才很少……,最苦的是一般人还都领会不来”,他拣选了44部外国作品主张“尽先译出来”,其中包括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等的象征主义创作,并指出霍氏“佳作极多,我取这两篇,以其刚巧作法相反罢了”。5天以后在相同报纸上他再发《表象主义的戏曲》专门介绍象征主义戏剧,谈体会说:“文学家应用表象主义,有的是著作中一段是表象,有的是著作全部是表象。”4天后他又在有关文章中谈及霍普特曼“是拿文豪的资格提倡社会主义”,并警示人们在介绍“西洋的东西”时须先作深入了解研究,不可不求甚解将《镜花缘》等也称之为“表象派”。[1]半个月后,在《“小说新潮”栏宣言》(1920年1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1号)中他以厨川白村、生田长江等日本文艺理论家的进化论观点指出:“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所以新派小说的介绍,于今实在是很急切的了。”但他的着眼点非在此,而是认为不能“唯新是摹”,介绍新派小说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关于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这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间也很有代表性。朱希祖于1919年11月翻译了厨川的《文艺的进化》等(《新青年》6卷6号),茅盾在此文和稍前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里都有提及,显然他是注意到了厨川的观点。另如罗迪先译述的生田长江的《最近文艺之趋势十讲》(1920年9月《民铎》2卷2号)贯穿的也是进化发展观。稍前后于茅盾此文的如赵英若、昔尘等人的文章也持相同观点。[2]

   1920年2月以后,茅盾的译介扩展到新浪漫主义。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1920年2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中,他把法朗士同罗曼•罗兰等人一并视为“新浪漫派的前驱”或“首领”,认为“不论是写实派、神秘派、表象派、唯美派……都只是艺术上的不同”,并首次提及了安德列夫。在《圣诞节的客人•雁冰识》(1920年2月《东方杂志》17卷3号)里他进而提出:“表象主义和神秘主义复振以来,合而成了新浪漫派”。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1920年2月25日《小说月报》11卷2号)上,他明确主张要提倡象征主义,他说:“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而“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

   在1920年3月和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17卷6号和7号上,茅盾发表《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在文中他指出,“在近人文学中,爱尔兰文学自成一派”,而其代表是叶芝、葛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er Gregory)和辛格(John Millington Syrge,又译沁孤)。叶芝代表的是“哲理讽刺剧”“支流”,他是“爱尔兰文学独立的先锋”,“剧本全是爱尔兰民族思想感情表现的结晶”;他“注意描写的,是精神上的生活”,“最特长的,最本色的,是讲到哲理而隐寓讽刺的剧本”,其中“神秘的原质,常常是一种不明了的仰慕”,并评议了叶芝的一些剧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已对象征主义创作美学的内涵有所把握了。

   在杂志的第6号上,他还有对叶芝剧本《沙漏》的翻译。在翻译前记里他谈到该剧本是“表象主义剧本”,剧中的“智叟”“是表象理性的知识”,“愚公”“是表象直觉的知识”,并言称其中的“主义到中国有没有危险,……谁也说不定”,他译此剧决非“鼓吹夏脱(即叶芝——引者注)主义”。

   于此之前,茅盾又翻译了梅特林克的剧本《室内》,载《学生杂志》7卷8号上。

   1920年9月15日,《改造》3卷1号刊载了茅盾《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他仍然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与前面的见解有所不同,他提出新浪漫派由“心理派的小说家”和“象征派的诗家”组成,而“确立象征派”的是马拉美。梅特林克则“确定他的象征主义的戏曲,于是新浪漫运动的势力注到戏曲方面”;在德国“呼应他的”有霍普特曼等,英国有叶芝等。文章还指出:“从冷酷的客观主义解放到冷烈的主观主义,实是文学的一步前进”,罗曼•罗兰是新浪漫主义“现在主要的趋势”的“代表”。文章最后认为:“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浪漫主义的文学。”

   10天后,在《东方杂志》17卷18号又有《〈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一文,茅盾在文中指出新浪漫主义对于写实主义“非反动而为进化”,它“为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为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为补救写实主义之不见恶中有善,与当世哲学人格唯心论之趋向,实相呼应”。他不仅再举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并同时例举了霍普特曼的《沉钟》和苏德曼的《往迹》等。

   尽管对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如此推崇,但随后不久,在1920年最后一天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茅盾又再次表示了担忧。他不仅认为安德列夫的著作“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否定一切”,而且谈到“曾说新浪漫主义的十分好,这话完全肯定的弊端,我也时时觉着”。[3]

   不过译介仍在进行,时间跨入1921年后,他先以孔常这一署名翻译了美国学者菲尔帕斯(William Lyon Phelps)的《梅德林克传》(1921年2月25日《东方杂志》18卷4号),接着自己也重新开始给象征主义作家做传。

   这年9月的《小说月报》12卷号外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载有茅盾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其中有安德列夫的传略。他评价安氏“用冷嘲与热泪描写”当时俄国“灰色的人生”,“表现之外更带了多少主观色彩。但同时仍不完全对于将来失望”。还有勃洛克的传略,称他的诗“以字句轻盈,意义含蓄吞吐有致著名”,但又因“玄奥晦涩的缘故,更不通行”。

   翌年6月的《小说月报》13卷6号上,茅盾以希真署名,发表《霍普德曼传》等4篇文章。《传》介绍了霍氏的生平,介绍了他怎样由自然主义转向新浪漫主义及荣获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最后评价说霍氏“正当民众初从束缚下觉醒要求公道的时候”,他的“思想便不期然而然的倾向于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他的初期作品便自然成了描写遗传,替民众呼吁的东西”。  另外3篇文章一是《霍普德曼的自然主义作品》,一是《霍普德曼的象征主义作品》,均是围绕着《传》进一步展开对霍氏创作的评介;再一篇文章是译文《霍普德曼与尼采哲学》,目的显然在于为读者了解霍氏提供参考。

   1924年2月的《小说月报》15卷2号上有茅盾与郑振铎合写的《现代世界文学者传略》(二)。其中有梅特林克的传略。这时茅盾已对梅氏有了较明确的定性,称他的创作“可分两类:带有浓厚象征色彩的”和“带着神秘色彩的”。

   其实对梅特林克(亦译为梅德林)茅盾一直情有独钟,1921年6月他专门去看了中西女塾排演的《青鸟》(亦译作《翠鸟》),几天后即写下了《看了中西女塾的〈翠鸟〉以后》一文发表在10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他介绍了剧本的有关背景,指明作品决不是“神秘剧”而是“表象剧”,声言“梅德林的哲学是什么,我不问,但如果就他的剧本而论,那一定是象征派,没有丝毫的神秘性”,而且他的“象征独成一格”,“最足为代表”象征主义戏剧。他援引美国评论家刘易森的见解,详细地讲述了剧本积极的象征含义,指出了演出上的一些技术问题,并殷切希望中国也能排演梅氏的另一部剧作《订婚》。

   对梭罗古勃,茅盾也颇感兴趣。在1921年5月10日和20日分别发表于《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2期上的《文学界消息》中,他写道:对梭氏的小说《微笑》“我爱之不忍释手。梭罗古勃以唯美派著称;此篇颇多含人道主义的色彩,然而厌世——以死为美与善之归宿——的思想到底仍旧很浓浓的。”两个月后他在《“唯美”》一文(7月13日《民国日报•觉悟》中进而介评说:“梭罗古勃是厌世者,悲观者;但他底悲观是对于人类希望太过了以后的悲观。他嘴里虽说着死,心里却满贮着生命之烈焰。他诅咒这人生,因为这人生是恶的;诅咒这世界,因为这世界是恶的;惟其他渴望更好的人生,更好的世界,所以诅咒现在这人生和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不但和王尔德不同,和唐南遮也不大相同,他真是人生底批评者,真是伟大的思想家”;所以茅盾希望中国“有个像梭罗古勃的唯美文学家出来!”应当说,茅盾的评价基本是公允的。

对安德列夫(亦译为安得列夫、安特列夫),茅盾除了为他写过传略外,在1920年5月还译述过Moissay J•Olgin写的《安得列夫》。文章称安氏“是和人生、运命、上帝、理性苦苦的争斗着”,将俄国“不安的精神写在惊心动目的艺术画内的一位著作家”;他1902年前受契诃夫影响,可归到写实派,然而自《墙》以后的作品,“已经宛然是表象主义的著作了”。在附言中茅盾说:“我把这文译完,又加了些愚见”,可见文章已不止是原作者的认识体现。1923年8月,茅盾在《什么是文学》这篇演讲稿中再次对安氏有所评价,他说:“新文学中,也有厌世悲观的态度,就像俄国的安特列夫戏剧中叙述一天文家的长子战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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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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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199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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