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浦熙修和她的“开天窗”新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1 次 更新时间:2005-08-10 0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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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一)

  

  朱正先生所著《报人浦熙修》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面记述了著名女记者浦熙修的坎坷一生,读后使人十分感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浦熙修其人,可敬、可悲、可叹。她从1937年进入南京《新民报》社起,就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报道抗战进程,鼓舞民众为夺取胜利而努力。抗战胜利后,她出色地报道了国共重庆谈判以及政协召开等政治事件,声誉雀起,为舆论界所瞩目。随后她又积极反映民意,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准备进攻解放区的行径,同情和支持党所领导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曾在采访上海民众代表团赴南京情愿时,被国民党特务凶殴致伤,又曾因一贯的反蒋态度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为此深得进步新闻界的尊敬。

  解放以后,她满怀热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之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加盟上海《文汇报》,担任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上海《文汇报》是家颇有特色的进步报纸,1956年初因报刊调整一度停办、改出《教师报》。1956年10月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势下遵命复刊,复刊后认真执行中央宣传部确定的方针,办得十分出色。1957年3月中旬,毛泽东特别邀约该报总编徐铸成等人在中南海会见,绝口夸赞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

  可是两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尽管赞扬之声还在耳边回响,毛泽东却又转过身来拿《文汇报》开刀。他先在6月初借姚文元的一篇短文为由头,给《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戴上了“资产阶级方向”的帽子。不久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断言“《文汇报》在春季里(3月份也是春季——引者注)执行民盟中央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并一口咬定:“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于是整个《文汇报》大祸临头,徐铸成、浦熙修、编辑部和驻京办事处的大批人员在劫难逃。为了求证钦定的罪名,新闻界的、民盟的批斗会连续不断,穷追猛打,步步逼供;当事人在高压之下,只好低头认罪,并且搜索枯肠,把日常生活和私人交往中的件件小事,都翻出来上纲上线,一个劲地往钦定的罪名上挂靠,以求得宽恕过关。于是,一个“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右派系统”便被打造出来了。

  在这场是非颠倒的政治闹剧中,任何被整的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都必须违心地接受上面定下的罪名,都必须违心地向自己泼污水以证明这种罪名,还必须违心地向其他被整的人泼污水以表明自己和他划清了界限。这便是当年五十五万所谓右派和几百万被整者最为可悲的地方。浦熙修则是这群可悲者中尤为可悲者,因为她的罪名以及她的患难知己罗隆基的罪名都是钦定的,她必须极其虔诚地(实际上是极其残忍地)向自己和对方泼污水,以证明“臣罪该死,圣上英明”。于是,几个月下来就被折腾得身心交瘁,精神崩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几年之后“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受冲击,她的老父亲、姐夫、已离异的丈夫先后在运动中折磨去世,她自己最后因直肠癌不治而抱恨终天。这位追随共产党30多年的一代名记者,最后竟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没有一个亲人在场的情况下撒手人寰。可叹一腔热血、一世才情,就这样凄苦落寞地化作了尘埃。

  

  (二)

  

  浦熙修解放前采写的稿件,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时击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痛处,因而常常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刁难,有的被扣发,有的被删削。报社在被删削后往往不加填补、故意留下空白,这就叫做“开天窗”。下面这一则很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刊登于1944年4月2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其中就开了三个“天窗”。

  孙院长昨演讲

  中国必须民主

  (本报讯)孙院长(引者按:指立法院长孙科)昨日上午10时在立信大楼向保险界讲演,孙氏对目前危机作深刻之分析,结语为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以真正民主,应付目前难关。

  孙氏首谓:宪法功用在保障人民自由,规定国家组织。但“自由与组织”必须合理解决,过分强调组织则剥夺人民自由,如轴心国家是。研究历史之发展,最初各国皆羡慕独裁之强力有效,而待后民主发挥其潜力,胜利在握,始觉民主之可贵。故民主国家因鉴于张伯伦之妥协政策而遗大患,痛定思痛,深知世界上如有独裁国家存在,必为造成战争之症结。世界国家必须全部民主化,始能永保和平。凡有独裁之趋势者,亦必于其羽毛未丰满前,先予以打击,使不能强大。中国须人援助之处甚多,无论抗战之军备,即战后工业化途中,亦将仰仗于英美,故尤当适应潮流,以取得盟邦之信任。孙氏继谓:••••••(开天窗)民主国家能够反败为胜之优点,即在于人民有自由,彻底了解战争之目的所在,心悦诚服,自动前往拼命,而敌人则为被动作战。英美平时松懈,困难来时举国一致,即因是民主。民主国家必强盛,已为历史铁案。

  英美测量中国民主与否之标准有二:一、政权是否民选?二、反对派之言论是否能自由发表?三民主义系民主的,故如能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可祛除彼等戒心。

  孙氏又谓:目下对言论自由,与经济管制实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见效,而后者不堪闻问,“物价问题”在世界各国已不成为问题,而中国以“无办法”了之,其实非“无办法”,而在于决心。••••••(开天窗)

  中国非超于世界之国家,为何不能学习英美公平合理方法,聘请专家前来解决之。••••••(开天窗)

  经济管制不能端赖官吏,必须人民自行监督。言论自由,则贪污之风亦必自杀(刹)。吾人必须认清症结,加倍努力,以趋于民主化。

  阅读这则报道,人们自然会想起六十多年前那种风雨如晦的政局。那时候,一方面是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步步进逼,重庆也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高唱“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调子,奉行专制独裁,继“皖南事变”之后,不断强化对政局的控制,排斥异己,镇压民众。浦熙修出于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以人民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追踪国民党内的异见动向,及时采访了孙科的演讲。从删削所剩的新闻来看,孙科在演讲中十分强调要实行宪政,发扬民主,政权要民选,言论要自由。“开天窗”的三处被删的内容,很可能言词更加透彻或激烈。孙科高唱民主,自有他的意图和可以自恃的实力。当时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曾和亲密幕僚陈布雷等人商议反驳,但顾忌国际影响,终究没有公开申斥,更没有加之“分裂国民党、制造国家动乱”之类罪名。可是作为一名记者,要把这种公然冒犯专制统治的言论写成报道,登在报纸上,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当作替罪羊来收拾。在那特务横行的年代,要“摆平”一个记者真是太容易了。可是浦熙修没有顾虑这些,毅然地写了,报纸也毅然地刊发了。

  其实这类敢摸老虎屁股的事,她不止做过一次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次航班机票紧张,许多急于回重庆的民主人士都未能登机,可是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二小姐却在这次航班上带来了大批箱笼和七八条洋狗。浦熙修为此发了消息,引得重庆舆论一片哗然。1943年3月,她又采写并刊发了两条对比鲜明的、矛头指向孔祥熙的新闻:一条是女公务员们因生活困难向孔祥熙请愿要求增发平价米,遭到拒绝;一条是孔府大小姐飞往美国结婚,随带大量嫁衣,不慎被水浸渍,又让财政部妇工队日夜重做。这类新闻的刊发本已遭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强烈不满,现在她继续朝这个方向火上浇油,报道孙科演说,矛头直指专制制度本身,这种不畏强权的勇气、追求民主的精神,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使她抗战胜利后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更加大踏步地前进。她满腔热情地报道南京、上海等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她不顾危险地为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传送文件,她在给上海《观察》、《展望》杂志以及香港《文汇报》写的一系列政论性通信中,强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种种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深刻揭示他们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处境。国民党政府对她恨之入骨,最终把她投入了牢狱。直至蒋介石宣布“引退”之时,经过罗隆基等友人多方营救才获释出狱。她当年奋不顾身地追求国家民主、人民自由的行动和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光华,直至今天也还值得我国新闻界好好学习。

  至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开天窗”新闻,说来还有点耐人寻味:为什么新闻检查官删削之后,竟然没有责令编辑用其他文字填补版面、以至留下了空白?可以想象,即使编辑部提出“没有其他稿件”、“出报时间不能耽搁”等等理由为“开天窗”辩护,实际上都是可以被新闻检查机构驳回的。看来“开天窗”之所以能够出现,也许是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制度上的一个漏洞,也许是新闻检查官并未尽职、只管删削不管其他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报社总算保留了最后一点独立性,以空白来表示不满并传递信息,只要报纸还没有被完全查封。新中国成立后,“开天窗”新闻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消失了。此后在送审制度下,新闻稿有被完全否定的(俗称“枪毙”),也有被部分否定而作删削修改的。“枪毙”的当然要换上别的稿件,删削的也不能留有空白,报纸版面必须拼装完整、天衣无缝。如果在版面上留有空白、开个“天窗”,这就意味着对待上级审查的抵触和违抗,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久而久之,在新闻界“开天窗”一词便消失了,而“枪毙”之说却又悄悄地成了习惯用语。新桃换旧符,这究竟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倒难免让人困惑了。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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