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师情难忘——对几位老师的深情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1 次 更新时间:2023-09-29 16:39

进入专题: 老师  

张允若 (进入专栏)  


教师,是社会新人的培育者,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人。教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我从小学到大学,先后受教于20多位教师,感谢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着我的成长。其中有些教师交往比较密切,影响更为直接,因而印象也更为深刻。如今我已垂垂老矣,但是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深感师恩浩荡、师情深长。为此陆续写了点回忆文字,寄托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除了已经发表过的回忆王中教授的文章外,现将其他几篇收录于此,以资纪念。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们对于自己的老师,不分男女,一概尊称为“先生”,为了和当今的习惯相适应,在这里我都以“老师”相称了。


一、少年时代的启蒙人刘菱芬老师


刘菱芬老师是我1948到1949年在上海麦伦中学读初中时的级任导师。当时她还很年轻,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大约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庞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剪着短发,穿着入时,文静而又端庄。她教我们代数和几何,讲课时思路清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在第一节课时,站在讲台一旁,打着手势,以教室的墙面为背景,解释点、线、面等基本概念的情景。此后一年间,这两门课程让我们学得津津有味,既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也有效地培养了我们逻辑思维的能力。


作为级任导师,刘老师还指导我们的班级活动。不过当时提倡学生自治,班级活动主要由同学们自己主持和开展。学校规定每周有一次固定的班会时间。开学之初,她会来指导我们选举(或改选)成立班委会。以后的班会都由班委会主持,各项活动都由班会民主讨论决定,但她会提供一些指导意见。比如我们班出版的以“朝阳”为刊名的墙报,在教学楼内颇有影响;我们班的几次时事座谈会也很成功;这是班干部自主操办的,但也都得到刘老师会上会下的指点和帮助。


除了上述这些,刘老师在政治思想上给我们的启蒙和影响更是巨大的。上世纪四十年代,麦伦中学在上海教育界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这和一贯坚持民主进步的沈体兰校长有关,也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外进步教师的努力有关。刘老师便是这些教师中的佼佼者。她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同学们都愿意亲近她,她也总是时时处处关心着每一个同学的成长。渐渐地,我们一批寄宿在校的同学,常常会在晚自习以后聚集到她的宿舍里谈天,尤其是谈论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她会适时的作些分析点拨,或者介绍我们去阅读某些书报。在她的影响下,我们那时都热衷于阅读《中学生》、《展望》、《观察》等进步杂志、《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后来她还同我们一起收听远方传来的新华社广播,了解战事的最新进展,大家都对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充满着憧憬和期待。我们心里都明白,刘老师一定是个地下党员,但彼此都心照不宣。


1949年春天、离开上海解放还有二三个月时间,刘老师突然在学校里消失了。我们都有些忐忑不安。正好语文课上魏金枝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记叙人物的作文,我就写了刘菱芬老师,写了对她的印象和怀念,最后满怀期待地写道:相信在光明到来的一天,我们一定会充满喜悦地重新相见!魏老师竟然把这篇文章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了,引得一片共鸣,有的同学还特意借去细细阅读。可惜这篇颇有纪念意义的作文,竟然没有保存下来。


上海解放以后,由于形势的重大变化,老师和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并且都在新的岗位上忙碌着,我在这时又离开了麦伦中学,①所以一直没有见到刘老师。不过我们都已知道她的中共党员的身份,从《解放日报》上我也多次看到署名“菱芬”的文章,暗自猜测她可能在某个区党委工作。再后来,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师生相见、旧友相见就变得越来越难得了。


我和刘老师的重逢,竟然是在阔别四十多年之后。“文革”结束、政治形势拨乱反正,我从老同学处知道,她多年来一直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她出差来杭州,我在体育场路的杭大宿舍里接待了她。当时只是清茶一杯,相对而坐,聊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如今想起来也真是太简慢了。她特意带了两本有关上海学生运动史的书给我,这书我至今还珍藏着。我向她详细谈了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反右”期间的种种遭遇。她听得很认真,不时发出唏嘘之声。我的汇报,夹杂着种种回忆。当谈到麦伦时期的学习生活时,情不自禁地表示对她的感谢,认为是她和各位老师的指引,才让自己树立了人生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听到这里,忽然叹口气插了一句:“也许是害了你们!”我听了一怔,连忙说:“你给我们的启蒙教育、指引的人生道路都是对的,后来的坎坷曲折,那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啊!”


这次难忘的谈话,是我们重逢后唯一的一次谈话。时间过得很快,从那以后将近三十年又过去了。七十年前在麦伦的相处,将近三十年前在杭州的交谈,种种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总不免心情翻腾不已。斯人已去,音容犹存。刘老师叹着气说的那句话,也常常让人反复回味。我在想,怀着崇高的理想、毕生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她,经历和见闻的世事肯定比我们多得多。就说“反右”运动吧,当年几个朝夕相处、与她最为亲近的麦伦学生,竟然都没有幸免其难,这些都是怀着纯净的赤子之心走上革命之路的年轻人啊,这能不让她无比感慨并引起深沉反思的吗?她究竟有哪些感慨和反思,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觉得当年给我们提示的新中国未来,太理想化了,没有告诫我们道路的复杂性?也许是觉得当年的校园生活留给我们太多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而没有应对专制现实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都只是“也许”罢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信她一定会像许多“两头真”的革命老人那样,对许多始料未及的事情有所思、有所悟,一定会从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曲折经历中看到了历史教训所在,从而调整航向继续前进的。作为她的学生,我确信这点。我也决意踏着包括刘老师在内的许多“两头真”革命老人的足迹前进,继续做好我们这一代人应做的事,尽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应尽的责任。


                                    2019年4月


①我是1947年冬从家乡海门来到上海,插班进入麦伦中学初二年级的。当时家庭贫困,经过上海中等教师协会的考试、保送到麦伦中学,免除学费。又经过荣毅仁集团所办的慈善机构三乐堂的考试,获得膳宿费用资助,得以维持在校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上述费用来源中止;报名参加随军南下,又因年龄太小,不够条件。正好获知教育家陶行知所办的专收贫困孩子的育才学校对社会公开招生,于是就转学去了育才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刘老师在校庆聚会上


二、兄长相称的林力锋老师


1949年下半年,我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提倡因材施教,从高中起就分设自然组、新闻组、绘画组、音乐组、舞蹈组。我所在的新闻组有三位教师:胡友模老师,是新闻组主任,教我们新闻专业课程;欧阳超老师,担任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林力锋老师,担任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我们全班20多位学生,在老师的教导和带领下,认真学习,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林老师年纪最轻,按照育才学校的习惯,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为林大哥。除了课堂教学外,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学校十分重视课外学习。我们新闻组有模仿报纸版面编辑的《生活报》,有对外发稿的学校通讯组,有自己动手编辑整理剪报材料的资料室,还在课余到农村做“小先生”开展扫盲活动等。林大哥总是积极指导和带领我们从事这些课外的学习活动。①


1950年秋育才学校奉上海教育局之命、改成普通中学的体制,新闻组被取消。多数同学被送往华东革命大学接受培训,我则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从此以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师生之间就长期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联系。直至“文革”结束后,我才在余家宏老师家里重新见到林力锋老师。这时,欧阳老师已在“文革”中被迫害离世,胡老师自五十年代后期起遭受政治迫害,身体和精神严重受损,已卧病在床常年不起。只有林老师还在教育岗位工作。大家劫后重逢,都不胜感慨。


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还在江西南昌任教。林老师那时已到退休年龄,但还没有完全离开岗位。从谈话中知道,自育才学校改制后,他就在中学部担任教导主任;以后学校更名为行知中学,他又长期担任教导主任,几十年间,真是桃李满天下。当然,“文革”中他也和全国千千万万教师一样,受尽磨难。大字报、批斗会接连不断,三次关进“牛棚”,整整两年半时间失去行动自由。不过,总算盼到了光明到来的日子。退休前后他长期负责上海宝山县(后改区)的教育学会的工作,是当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我在1988年调到杭州后,又同林老师见过一、二次。2000年育才学校新闻组老同学在上海静安寺聚会,他和余家宏老师都来了。虽说此后彼此见面不多,但通信倒是不少。他爱用毛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帅气。本世纪初,知道我正在收集“文革”中知识精英受迫害的材料,他还在信中认真地介绍了宝山教育界遭受迫害而自杀的几位教师的情况,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收到我的文集《追梦与反思》时,年事已高,体力日衰,但还特意配了高度老花眼镜,加上放大镜,认真地逐篇阅读,并且多次来信对我肯定有加、鼓励多多。我每当读到来信,总能感受到我们两代文人,真是命运相同、情感相通,真是齐爱憎、同呼吸啊!同时也总会感到,我比他年轻,应该更多地尽力发声,为历史留言,为未来呐喊!


近年来,他已全日卧床,逐步进入弥留之际,我们已无法继续通信或通话了。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平静安详地走完最后的路程!但愿我们对国家社会的良好期盼能早日实现!


                                 2019年4月


   注①:关于育才学校的情况,参见“育才,终身难忘的记忆”一文,载于《追梦与反思》一书,2013年6月。


附:林力锋老师的一次来信(2013年10月12日)


允若弟:


你今年八月寄来的四十万字的专著《追梦与反思》,直至现在(10月11日)才阅读基本完毕,应该写回信告慰于你。为了阅读专著,我还去配了副425度的老光眼镜,便于逐字看书,但仍不够,有时还得加一副放大镜助之,则效果较佳。


全书共分五篇,我是从第四篇“人生篇”开始阅读的,以后便挑选篇目接下去读,除两篇是你收集的受难致死的人士名单没有一一细看外(实在是不忍卒读),对你写的“丁酉之劫”和“讲述一个老新闻人的多彩人生”(采访你的专稿),我读后感概尤多,不时又翻阅了至少五遍。这恐怕不是一般读者会如此反复阅读的,乃我俩的师生感情使然也!


我在收到此书之后,便写了回信给你。信中我引用了韩愈《师说》文中一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直到今天你还以师礼待,我感到非常疚愧。以读你的这部专著,我实在是越读越觉得我是一个“学生”在读一位崇敬的老师的鸿篇巨著,篇篇都给了我对“道”的领悟。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我们都是参加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但我们都可以对历史作个回答,数十年来(你现在七十余,我已九十晋一),我们都如陶行知先生的箴言:“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也是追求真善美的真人标准的,允若弟,你说是这样吗?


对于你这本大作,至今我仍然是放在手边或枕头下,有暇便要继续翻阅与重点阅读、复读。我认为本书中每篇作品都是可圈可点,给读者和历史的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今天不能证明、今后总有一天可以证明你的许多观点、论述、甚至对人物、历史事件的鞭辟都是正确的,你的追求、也是炎黄子孙共同追求的“中国梦”、“民族复兴梦”的脚音已开始清晰可辨。我这个九十晋一的老人可能看不见那梦的境界,你和你的亲人、儿孙辈,定可为你的预见和追梦而自豪的。……


从这篇专著中所附的照片,我非常欣慰地看到了你和夫人王守真大姐(照育才学校传统的大哥大姐称呼)以及你俩在美国和儿孙辈的全家福,也知道你和夫人游历海外的行踪。谨此向你和王守真大姐祝福!


至今我没有对你的大作写什么评论,年老心力衰竭,不容许我捉笔行文,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写评论文章,至歉!


明天(13号)是重阳节,也是敬老节,让我们老人互祝节日愉快!


                                林大哥  12日上午 


上世纪90年代林老师(左))和余家宏老师在一起


三、亦师亦友余家宏老师


余家宏老师是我大学期间最为亲近的老师之一。不过我认识他却在进入大学之前。因为他原来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新闻组的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调去新成立的华东新闻学院当教务长,但有时还会回育才学校看看,我在1949年进入育才读书后,就有缘见过他几次。1950年夏秋,我升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也正好和王中教授一起、从华东新闻学院调入复旦新闻系任教,于是又见面了。


在复旦时期,他给我们讲过新闻学概论课程。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是新闻系教师学习组的组长,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会议,相互有较多的接触。当时他还是讲师,同朱振华、杜月村老师同住第四宿舍的一个套间,所以每当和朱老师、杜老师交往时也会见到他。我毕业离校之后,相互的交往长期中断,直至1979年拨乱反正时才重新恢复,以后的交流就大为增加了。


拨乱反正以后,我同上海的老同学陆续恢复了联系。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老同学们对我都十分关心,纷纷伸出援手。我在夏鼎铭、葛迟胤等老同学的陪同下,多次见到余老师,当时他已是教授、担任系副主任,是回归系主任岗位的王中教授的主要助手。他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五十年代所在的原单位能解决户口问题把我调入上海,来复旦新闻系工作不成问题。后来,由于难以越过上海的户口关卡,我只好放弃上海、另觅他途,对此余老师也为我想过许多办法、出过一些主意。1988年初我正式调入了杭州大学新闻系。离上海比较近了,每次去上海,总要到复旦叙旧,也总要见见余老师,谈谈教学科研或新闻界的种种问题,听取他的见解和意见。他一直分管系里的科研工作,亲手创办并主编过学术刊物《新闻大学》,长期担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直至离休为止。我们除了见面交流外,还经常通信,从80年代末直至本世纪初,连续不断,最频繁的90年代末、几乎每月一封。每次收到他的来信、见到他写在便笺纸上熟悉的笔迹,总会感到十分亲切,总会感到一股暖人心扉的亦师亦友的真挚情谊。


我至今还珍藏着几十封这样的信件。回看这些来信,内容广泛,处处体现着余老师对我的挚爱和关心。


其中有的是提供信息的。比如近期的学界动态,哪里将召开什么学术讨论会,哪个刊物有什么重要学术文章,复旦哪位教师发表了什么文章、反响如何,等等。又比如复旦新闻系近期的人事变动,新闻系七十周年系庆活动情况、有哪些熟悉的系友返校,等等。这些都是与我相关的、我所关切的信息。另外,几位熟悉的老师张四维、杜月村、朱振华的去世,都是他告诉我的,比其他人的通报要及时得多。


有的是对我的直接帮助和指点。比如我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初期,很需要收集港台和国外报刊资料,他就多次来信,具体指点我到哪个学校或哪家图书馆去找、向谁询问、同谁联系,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他还常常给我推荐或寄赠对我有用的书报。比如学界新出的书籍《申报的兴衰》、《文汇报史》、《文汇报大事记》等,他都及时从朋友那里买了寄给我。他家附近有几家书店,他发现比较热门或者与我教学有关的书籍,就先帮我买下来再寄给我,如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等等。他在报刊上看到对我教学有用的文章,还特意剪下来寄给我。


有时他也会就报刊上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1997年5月的信里,他说读到一篇回顾国内十几年来传播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文章,认为作者可能还不知道许多背景情况。他接着写道:“政治形势与理论研究(特别是新闻理论)是分不开的。……当年(复旦新闻系)系主任徐某在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公开说传播学、人民性、新闻与宣传分开,这三个观点是反动的。”此人还要《新闻大学》认真检查,是否宣传了上述三个“反动观点”。他又写道:“当年系里教师郑北渭、陈韻昭等曾经商定,由复旦新闻系做东召开一个国际性的传播学会议,请帖也发出去了。可是权威当局却提出:一、东道主不得提交论文;二、客人提交的论文要批判。真是天大的笑话,无知的狂言!”尽管这个会议谢希德校长也是支持的,但结果还是没有开成。据查,徐某是1983年9月接替王中担任新闻系主任的,到1988年6月卸任,此事当发生在此期间吧。


1998年3月的信里,他谈到有人把“糊涂一点”作为座右铭。他说:“我们的‘糊涂’在许多情况下是被迫的,真是可悻。有些事我是到了八十岁才开始逐渐明白的,而且不透不全。你比我年轻,接受事物快,过去一段时日又比我坎坷,因此比我明白的快些、透些、全些。林大哥他的年龄恰在我们之间,他说过:现在要多读书。——真的要多读书!”


1998年9月的信里,他说正在看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里面汇集了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有对列宁为首的新政权的尖锐批评,并且提出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卓越见解。余老师说,十月革命后能允许他发表这些文章真是难以想象,但是后来这些文章就没有收入高尔基文集,一直被封存了七十多年。余老师感叹说:“如果我早几十年能够读到这本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糊涂、像现在这样无知了。”


1999年3月的信上,他提到最近出了几本谈当年“反右”的书(其中有朱正的著作),认为 “把当年的‘右派’言论集中起来,让后人不忘,倒也是好事”。他又谈到《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两篇谈“反右”的文章,写得“极好”。里面认为当年的“右派”实际上是真正的左派,当年的“左派”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右派,因为前者的意见后来都被历史证明是对的。


余老师的这些议论,言简意赅,切中时弊,是对长期以来压制民主、钳制舆论的专制政治的批判;也充分体现了这位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历经沧桑而始终不变的追求民主自由、社会进步的革命初心。


进入本世纪后,我们间的通信渐渐减少了。先是他的老伴身体不好,他不得不化许多时间给予照顾,后来他自己也体力日衰,最后只能停笔了。2008年4月,我在育才学校的老同学张一新自澳大利亚来沪探亲,我和另一位老同学王华良陪同她一起去看望余老师,当时余老师端坐在椅子里,已难以起立行走了,但是思维和说话还很清楚。这是我们和余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大约一年之后,余老师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余老师的形象,余老师对我的教诲、关心和真挚情谊,将永远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去继续做好我们这代人该做的事情。


                                        2019年4月

1984年摄于复旦大学校园


四、惯于和学生一起的朱振华老师


朱振华老师也是我在复旦期间最为亲近的老师之一。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当过学徒,1944年考入当时迁址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毕业后曾在上海《联合画报》担任编辑,中共建政后进入南京《新华日报》,以后调来复旦新闻系任教。我在复旦读书时他主讲新闻编辑课程,还负责主编《复旦大学校刊》。


《复旦大学校刊》是当时校内仅有的一份正式期刊。大概是继承解放前的传统吧,这份八开四版的铅印周报,一直由新闻系主办,而新闻系又把它交给朱振华老师负责,享有独立的编辑权,主要任务是报道校内种种活动,并在校内发行。该报没有专职的采编人员,采访、写作、编辑、排版、校对等全部采编业务,都由学生担当。人员都是朱老师在学生中陆续挑选而来的,以老带新、以高年级同学带领低年级同学,渐渐形成了20多人的采编队伍。有位比我高两届的薄澣培同学和我比较熟,就把我带进了这个采编集体,后来还担任第一版的组长,同朱老师接触就更多了。大家在朱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协同努力、相互切磋,出版了一期又一期的报纸,并且在实践中扎扎实实地学会了各个环节的新闻业务。


1953年我毕业离校,同朱老师中断了联系。只是从老同学那里听说朱老师婚姻不顺,一直独身生活。再后来又听说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他被调配到杭州大学新建的新闻系执教。两年后杭州大学新闻系下马,教师们各奔东西,毫无人脉关系而又生性耿直的他,被推送到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去改教写作课程;而后又随浙江师院迁到金华和丽水。待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刚有点盼头,他却到了年龄,最后只好以二十多年老讲师的身份在金华退休(后改为离休)。真可谓命运多舛而不顺。


我同他恢复联系是在1982年,这时他已退休多年,大概受聘于国家粮食系统从事教学培训工作,当年10月份来信告诉我说,有任务去福建惠安开会,准备绕道南昌,见见复旦的校友们。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南昌火车站接他。阔别几十年,骤然相见,真是又惊喜又感慨。在他眼里,当年的小张已经变成老张了;而在我面前,当年强健壮实的中年老师,已是须发花白的美髯公了。他还告诉我,已把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振华”、改为“正华”,我不禁连声点赞。随后他在我家小住数日,同在南昌的一些系友见了面。离开南昌后就去福州、厦门、惠安等地,并且多次来信通报了所到之处的种种情况,包括所见的系友以及所谈的事情。其中主要有两项:其一,听到消息,厦门大学正在筹办新闻传播系,这是有海外华人资助、按现代传播学理念创办的系科。他经系友介绍,特意去走访了筹办组负责人。对方很重视这位学界前辈的来访,认真地征询办学意见;朱老师认真地谈了一番见解后,顺便向他们推介了我。因为我当时还在江西财经学院任教,正在谋求回归新闻专业呢。不过我们事前并没有商量过厦门大学的事,这完全是他出于对我关心而作的临时动议。其二,他经系友介绍,在福州见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交去了自己的两本书稿《作文新探》和《文径纵横》,谋求出版。对方初步阅读后表示:对于《作文新探》、由于最近出版了相同主题的书,此稿就不便采用了,可以代向兄弟出版社推荐;而对于《文径纵横》一稿则颇为赞赏,答应采用,但是建议在写作角度上作些变动,以便更具学术性。


此后一年,我们通信不断。1983年上半年,他化了半年多时间,夜以继日地对《文径纵横》一书进行加工、修改和増补。他在信上告诉我;“这本书从头至尾作了修改,编好目录,写好了序和后记,师院教师阅后认为比前质量大有提高。……半年多来,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心血,实在是心血。”据说浙江师院的学报当时就选刊了书稿的某几个章节。1983年9月,他又去福州,亲自把书稿送交了出版社,谁知出版社竟然忙得无暇审阅他的书稿。他在那里呆了四十多天,还顺便帮出版社审阅了四本书稿,可是他自己的书稿竟然始终定不下来,最后只好空手而归。以后一段时间,他每次来信都会关心地询问我回归专业的进展,也帮我打听过一些学校新闻系的情况。我深深感谢他的关切之情,但也深为他书稿出版的不顺而无限惋惜。


以后几年,我的工作经历了一番变动,先是调入江西大学新闻系,而后又调到了杭州大学新闻系。大约在1991年吧,朱老师来杭州望江山医院疗养,我们再次见面了。我们一起见了几位在杭的系友,但他再也没有提起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事情,看来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实现。在这个诚信普遍缺失的社会里,在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学术界,出版社考虑得更多的是“经济效益”,他们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否定自己原先作过的承诺,作为一个普通作者,你又能奈之何?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他的人生有诸多不顺,直至老年还是独身一人,但是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事业,时时处处同学生打成一片,于是从复旦大学到浙江师院,他收获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尊敬和友谊。我们1953届复旦新闻系同学,上世纪90年代的几次聚会,如1993年11月的上海聚会、1995年10月的北京聚会,都特地邀请朱老师参加,他也欣然应邀、风尘仆仆地前来,师生相聚,其乐融融!至于浙江师院的学生,时时处处在生活上关照和帮助朱老师,一届接着一届地从不间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更是当地的一番佳话。1998年他路过杭州、上海,当地的师院校友纷纷为他祝贺八十大寿。某位年轻时曾得到朱老师接济的民营企业家,还特意在上海设宴、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在沪复旦系友,一起来恭贺寿辰。这些都能使朱老师的晚年得到极大的安慰。最后,在他决定把生平文章结集出版时,浙师院中文系还专门派了几位学生作为助手,帮他整理书稿,这便是1999年正式出版的以朱老师头像为封面的文集《八十文旅》。


1999年他在完成全书编辑事务后的晚上,不幸猝然发病离世。但这本文集终于在师院老师们的努力下正式出版,并在他的友人和学生中广泛流传,这也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愿朱老师坦然地安息!


                                    2019年4月


朱老师的自选文集封面


五、晚年知音胡其安老师


胡其安老师是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给我们讲政治学方面的课程。他是留学英国的政治学博士,1950年回国,被聘为副教授。当时他年轻帅气,风度翩翩,讲课简洁明了、条理清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过典型发言,给人印象深刻。我在校时学过他的课程,他也知道我,但相互接触不多。他同我们班的女同学刘真芬相恋,后来结为伉俪。


1958年,杭州大学创办新闻系时,他作为复旦支援教师之一,调到杭大任教。不久因照顾家庭关系、调往北京人民大学,后又调去从事外事工作,曾在国务院外交部某司任职。这些都是“文革”结束后听说的。迨至八十年代末,又听说他夫妇在美国定居了,他本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本世纪初我曾三次赴美探亲,竟然在阔别半个世纪后同他有了一些私人交往。我从老同学那里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于是就在美国同他们夫妇通了电话,想不到大家颇有共同语言,对几十年来的人世沧桑都有相同的感慨。随后我把2006年出版的个人《新闻传播文集》寄给了他,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看来,尽管我们的具体经历很不相同,但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感受和思考却是十分一致的,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殊途同归。当年交往不多处境各异,晚年竟然成了心灵相通的知音,真是难能可贵。如今他已仙逝,我谨作此文,并将他的来信附后,留做永久的纪念。


                                    (2019年4月) 


附:胡其安老师来信(2007年8月25日)


允若:


文集①早收到。拜读之余,深为你“逆境中求生的毅力和耐力”而钦佩不已。我手术后康复甚为缓慢,日前迁回我在校园内的寓所,不慎跌跤,臂部轻伤,难以握笔,故而迟复,请接受我的道歉。


“反右”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中华民族的精华在运动中几乎全军覆灭。这是个人专断的极权主义的恶果,在民主宪政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②一文是对王中的极好的概括。他的坚韧与无畏在老一辈共产党员中是罕见的。80年代初他到北京,特别来我的住所欢聚。记得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是在57年反右运动中我参加(是被迫的)对他的批判会时一言不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劝我必须对他批判,否则过不了关。在那以后的二十年里,复旦大学第二宿舍原来是车水马龙宾客不断的王中家,真是门可罗雀。我虽然已调离上海,但每出差经沪,必登门造访。我在反右时曾在上海名流聚集的文化俱乐部一次鸣放会上谈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主持会议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散会时正万家灯火。他点名让我留下,说我和资产阶级教授(在座有王造时、孙大雨等人)“唱一个调”,并警告我今后参加会只听不说。当时我还与他争论。事后才知道是他帮我逃过一劫。


我特别欣赏你说的:“一个民族出现对历史的失忆是十分危险的”。这也正是某些高层在做的——比如对“文革”、“反右”的研究设置各种各样的禁区等等。你的确在做有意义的工作,特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


请代问你夫人守真好。她老父的上诉信情真意挚,只是受信人是冷血动物。制度不改变,所谓以民为本只是空话而已。


病后体弱,尚未能去校园办公室查看Email,所以尚未见到你的来件。我住处的电脑出了故障,无法上网,已请校方电脑部门来调整了。


最良好的祝愿,允若!


                                  其安,Aug.25.07

Berkeley


注:

①指的是《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

②上述文集中纪念王中先生文章的题目


胡老师的来信留影


进入 张允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师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666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