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社会新人的培育者，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人。教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我从小学到大学，先后受教于20多位教师，感谢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着我的成长。其中有些教师交往比较密切，影响更为直接，因而印象也更为深刻。如今我已垂垂老矣，但是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深感师恩浩荡、师情深长。为此陆续写了点回忆文字，寄托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除了已经发表过的回忆王中教授的文章外，现将其他几篇收录于此，以资纪念。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们对于自己的老师，不分男女，一概尊称为“先生”，为了和当今的习惯相适应，在这里我都以“老师”相称了。

一、少年时代的启蒙人刘菱芬老师

　　 刘菱芬老师是我1948到1949年在上海麦伦中学读初中时的级任导师。当时她还很年轻，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大约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庞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剪着短发，穿着入时，文静而又端庄。她教我们代数和几何，讲课时思路清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在第一节课时，站在讲台一旁，打着手势，以教室的墙面为背景，解释点、线、面等基本概念的情景。此后一年间，这两门课程让我们学得津津有味，既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也有效地培养了我们逻辑思维的能力。

　　 作为级任导师，刘老师还指导我们的班级活动。不过当时提倡学生自治，班级活动主要由同学们自己主持和开展。学校规定每周有一次固定的班会时间。开学之初，她会来指导我们选举（或改选）成立班委会。以后的班会都由班委会主持，各项活动都由班会民主讨论决定，但她会提供一些指导意见。比如我们班出版的以“朝阳”为刊名的墙报，在教学楼内颇有影响；我们班的几次时事座谈会也很成功；这是班干部自主操办的，但也都得到刘老师会上会下的指点和帮助。

　　 除了上述这些，刘老师在政治思想上给我们的启蒙和影响更是巨大的。上世纪四十年代，麦伦中学在上海教育界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这和一贯坚持民主进步的沈体兰校长有关，也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外进步教师的努力有关。刘老师便是这些教师中的佼佼者。她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同学们都愿意亲近她，她也总是时时处处关心着每一个同学的成长。渐渐地，我们一批寄宿在校的同学，常常会在晚自习以后聚集到她的宿舍里谈天，尤其是谈论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她会适时的作些分析点拨，或者介绍我们去阅读某些书报。在她的影响下，我们那时都热衷于阅读《中学生》、《展望》、《观察》等进步杂志、《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书籍。后来她还同我们一起收听远方传来的新华社广播，了解战事的最新进展，大家都对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充满着憧憬和期待。我们心里都明白，刘老师一定是个地下党员，但彼此都心照不宣。

　　 1949年春天、离开上海解放还有二三个月时间，刘老师突然在学校里消失了。我们都有些忐忑不安。正好语文课上魏金枝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记叙人物的作文，我就写了刘菱芬老师，写了对她的印象和怀念，最后满怀期待地写道：相信在光明到来的一天，我们一定会充满喜悦地重新相见！魏老师竟然把这篇文章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了，引得一片共鸣，有的同学还特意借去细细阅读。可惜这篇颇有纪念意义的作文，竟然没有保存下来。

　　 上海解放以后，由于形势的重大变化，老师和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并且都在新的岗位上忙碌着，我在这时又离开了麦伦中学，①所以一直没有见到刘老师。不过我们都已知道她的中共党员的身份，从《解放日报》上我也多次看到署名“菱芬”的文章，暗自猜测她可能在某个区党委工作。再后来，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师生相见、旧友相见就变得越来越难得了。

　　 我和刘老师的重逢，竟然是在阔别四十多年之后。“文革”结束、政治形势拨乱反正，我从老同学处知道，她多年来一直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她出差来杭州，我在体育场路的杭大宿舍里接待了她。当时只是清茶一杯，相对而坐，聊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如今想起来也真是太简慢了。她特意带了两本有关上海学生运动史的书给我，这书我至今还珍藏着。我向她详细谈了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程，特别是“反右”期间的种种遭遇。她听得很认真，不时发出唏嘘之声。我的汇报，夹杂着种种回忆。当谈到麦伦时期的学习生活时，情不自禁地表示对她的感谢，认为是她和各位老师的指引，才让自己树立了人生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听到这里，忽然叹口气插了一句：“也许是害了你们！”我听了一怔，连忙说：“你给我们的启蒙教育、指引的人生道路都是对的，后来的坎坷曲折，那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啊！”

　　 这次难忘的谈话，是我们重逢后唯一的一次谈话。时间过得很快，从那以后将近三十年又过去了。七十年前在麦伦的相处，将近三十年前在杭州的交谈，种种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总不免心情翻腾不已。斯人已去，音容犹存。刘老师叹着气说的那句话，也常常让人反复回味。我在想，怀着崇高的理想、毕生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她，经历和见闻的世事肯定比我们多得多。就说“反右”运动吧，当年几个朝夕相处、与她最为亲近的麦伦学生，竟然都没有幸免其难，这些都是怀着纯净的赤子之心走上革命之路的年轻人啊，这能不让她无比感慨并引起深沉反思的吗？她究竟有哪些感慨和反思，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觉得当年给我们提示的新中国未来，太理想化了，没有告诫我们道路的复杂性？也许是觉得当年的校园生活留给我们太多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而没有应对专制现实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都只是“也许”罢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信她一定会像许多“两头真”的革命老人那样，对许多始料未及的事情有所思、有所悟，一定会从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曲折经历中看到了历史教训所在，从而调整航向继续前进的。作为她的学生，我确信这点。我也决意踏着包括刘老师在内的许多“两头真”革命老人的足迹前进，继续做好我们这一代人应做的事，尽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应尽的责任。

                                    2019年4月

　　 ①我是1947年冬从家乡海门来到上海，插班进入麦伦中学初二年级的。当时家庭贫困，经过上海中等教师协会的考试、保送到麦伦中学，免除学费。又经过荣毅仁集团所办的慈善机构三乐堂的考试，获得膳宿费用资助，得以维持在校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上述费用来源中止；报名参加随军南下，又因年龄太小，不够条件。正好获知教育家陶行知所办的专收贫困孩子的育才学校对社会公开招生，于是就转学去了育才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刘老师在校庆聚会上

二、兄长相称的林力锋老师

　　 1949年下半年，我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提倡因材施教，从高中起就分设自然组、新闻组、绘画组、音乐组、舞蹈组。我所在的新闻组有三位教师：胡友模老师，是新闻组主任，教我们新闻专业课程；欧阳超老师，担任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林力锋老师，担任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我们全班20多位学生，在老师的教导和带领下，认真学习，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林老师年纪最轻，按照育才学校的习惯，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为林大哥。除了课堂教学外，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学校十分重视课外学习。我们新闻组有模仿报纸版面编辑的《生活报》，有对外发稿的学校通讯组，有自己动手编辑整理剪报材料的资料室，还在课余到农村做“小先生”开展扫盲活动等。林大哥总是积极指导和带领我们从事这些课外的学习活动。①

　　 1950年秋育才学校奉上海教育局之命、改成普通中学的体制，新闻组被取消。多数同学被送往华东革命大学接受培训，我则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从此以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师生之间就长期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联系。直至“文革”结束后，我才在余家宏老师家里重新见到林力锋老师。这时，欧阳老师已在“文革”中被迫害离世，胡老师自五十年代后期起遭受政治迫害，身体和精神严重受损，已卧病在床常年不起。只有林老师还在教育岗位工作。大家劫后重逢，都不胜感慨。

　　 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还在江西南昌任教。林老师那时已到退休年龄，但还没有完全离开岗位。从谈话中知道，自育才学校改制后，他就在中学部担任教导主任；以后学校更名为行知中学，他又长期担任教导主任，几十年间，真是桃李满天下。当然，“文革”中他也和全国千千万万教师一样，受尽磨难。大字报、批斗会接连不断，三次关进“牛棚”，整整两年半时间失去行动自由。不过，总算盼到了光明到来的日子。退休前后他长期负责上海宝山县（后改区）的教育学会的工作，是当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我在1988年调到杭州后，又同林老师见过一、二次。2000年育才学校新闻组老同学在上海静安寺聚会，他和余家宏老师都来了。虽说此后彼此见面不多，但通信倒是不少。他爱用毛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帅气。本世纪初，知道我正在收集“文革”中知识精英受迫害的材料，他还在信中认真地介绍了宝山教育界遭受迫害而自杀的几位教师的情况，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在收到我的文集《追梦与反思》时，年事已高，体力日衰，但还特意配了高度老花眼镜，加上放大镜，认真地逐篇阅读，并且多次来信对我肯定有加、鼓励多多。我每当读到来信，总能感受到我们两代文人，真是命运相同、情感相通，真是齐爱憎、同呼吸啊！同时也总会感到，我比他年轻，应该更多地尽力发声，为历史留言，为未来呐喊！

近年来，他已全日卧床，逐步进入弥留之际，我们已无法继续通信或通话了。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