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 次 更新时间:2014-11-10 09: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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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豗甚,隐几偏知处士尊。”该诗次于是冬所作《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前,知当时吴乔在徐邸。[2]序已将写作动机和写作时间都交待得很清楚,似无问题。但自从1973年台湾广文书局编印《古今诗话续编》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吴乔《逃禅诗话》稿本影印出来,《围炉诗话》的实际写作过程就让人产生疑问了。因为向来只知有《围炉诗话》,而它在作者生前并未刊行,现在又出现《逃禅诗话》,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研究《围炉诗话》乃至吴乔诗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逃禅诗话》也未曾刊行,仅有稿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这部手稿书写相当工整,行文则未免粗疏,征引文献多凭记忆,时有错误。其中称叶方蔼谥文敏,考叶氏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二十四日得谥文敏[3]。则诗话撰写之时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将它与《围炉诗话》对读,可以断定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也就是说,吴乔先写作了《逃禅诗话》,后增订为《围炉诗话》。然则自序所述的都门问答并不是撰写《围炉诗话》的直接起因,它的写作动因也许要到两书的异同中去找。

   广文书局影印的《逃禅诗话》稿本,前后无序跋,正文共241则,不分卷,有“变复”、“哀乐”、“诗中有人”、“体格名目”、“五言诗”、“三唐”、“李杜”、“五绝”、“宋诗”诸目。第27则论晚唐某人《剑客》诗,作者与诗第六句均空缺,显见是一时记忆不起,暂缺待补。由此可以推断它是作者的原稿。第一则谓“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末云“事有关系而话言颇烦,别具卷末”,可卷末并无论明诗之语,卷中也无申论此说的内容,想是作者计划中有这一节而终未写成,然则此稿当为作者未竣的初稿。再看书的编次,各目下或仅一则,或数十则,殊无条理。我怀疑吴乔起初撰写时拟每则标目,结果未实现。

   将《逃禅诗话》的内容与传世之书《围炉诗话》比勘,内容大多重复,互见的条目计有169则,而且都在《围炉诗话》前五卷中。对比互见条目,则以《围炉诗话》文字为长。比如:第70则:“刘长卿云:‘诸城背水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一本作独戍,余意独树为是。有戍卒处堪泊船也。”《围炉诗话》卷三作“孤城背岭寒吹角”,此为改正引诗误记之例。第201则:“《隐居诗话》云:放翁好缀辑南朝人语成诗,故句虽新而不浑厚。”《围炉诗话》卷五放翁作山谷,此为改正人名误记之例。第183则:“人有自意,人自言之。宋人每言夺胎换骨,去瞎盛唐字仿句模有几?”第185则:“宋人翻案诗即是蹈陈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后人相似语以为蹈袭。诗贵见自心,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袭之,偷势亦是贼。”《围炉诗话》卷五将两条合并,此为编定文字之例。第193则:“义山诗被杨亿、刘筠弄坏,永叔力反之,语多直出,似是学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诗,盖取资于乐天耳。”《围炉诗话》卷五“盖取”一句作“何也?”此为删除不确论断之例。第221则:“山谷欲自成家,以生强为高奇,放翁轻浅无含蓄,皆违于唐。”《围炉诗话》卷五作“山谷专意出奇,已得成家,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陆放翁无含蓄,皆远于唐。”此为修改评判语之例。第234则:“宋人咏梅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而唐人思路不出此。”《围炉诗话》卷五作:“忆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义山《落花诗》‘高阁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犹少,何况后人?”此为修改论断、补充论据之例。

   由此可见,《逃禅诗话》实际上就是《围炉诗话》的雏形与蓝本。试观其中对宋诗的批评仅限于宋诗本身,尚未如《围炉诗话》直斥学宋诗之人及学宋诗风气,可知吴乔当时对宋诗的态度还比较和缓,日后增订为《围炉诗话》时便激烈地大肆抨击,不假词色了。而《围炉诗话》既行于世,《逃禅诗话》遂湮没。

   比勘两部诗话,《逃禅诗话》溢出《围炉诗话》之外者74则,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保留不少有关作者诗学观念及师承的内容。吴乔诗学奉贺裳、冯班为宗,人所周知,吴乔本人也不讳言。但他还曾受许学夷的沾溉,就鲜为人知了。《围炉诗话》屡屡称引冯班、贺裳之说,只字未提许学夷。但《逃禅诗话》表明,他原本受许学夷诗学的影响很大,而且在前辈诗论家中他最佩服的也是许学夷。他说: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见者,如温、李、苏、黄、高、杨辈,代不乏人。而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

   他与许学夷时代不相及,只是闻而知之,于冯班、贺裳则亲灸其学,尤为熟悉。他认为“黄公详于近体,凡晚唐两宋诗人之病,其所作《载酒园诗话》一一举证而发明之”。“定远古体近体兼详,严沧浪之说诗,在宋人中为首推,而所得犹在影响间,未能脚踏实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为宗仰。定远作一书以破之,如汤之泼雪,读之则得见古人唐人真实处,不为影响之言所误”。而“伯清先生所见体制之深广,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间源流正变之升降,历历举之,如数十指,为古体为近体,轩之轾之,莫有逃其衡鉴者。不意末季澜浪之中乃有是人。”由此可见他对许学夷的评价之高。当然,他对三人尽管十分景仰,却也不盲目迷信,而是能在接受其学说的同时,洞见其不足。他说: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阆仙,铸金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黄公以重体制,反 于伪冒复古之李献吉,而称为先朝大雅才。定远诗有体制,有才情,近代所鲜。而所见体制,不及伯清之深广,却以此故得伸其才情。伯清得于体制者,尽善尽美,至矣极矣,其作自作反束于体制,惟恐一字之逾闲,才情不得勃发。

   又云:

   杨基以其无题为艳情,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

   这本是很好的议论,但不知何故,编《围炉诗话》时却悉数删去了。

   相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吴乔诗话写作的动机在于重新确立诗歌的理想。其诗学的基本倾向,是奉许学夷、贺裳、冯班为宗,推崇晚唐诗歌。这在康熙中期的诗坛应该说是很独特的取向。因为从康熙十五六年代初期王渔洋倡导宋诗起,诗坛盛行的是宋诗风。到康熙三十年代,宋诗风受到广泛批评,王渔洋本人经过反思,也回到唐诗的路子上来,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倡导盛唐诗,所谓神韵诗风逐渐形成[4]。在这种情形下,吴乔倡导晚唐不啻是空谷足音。要了解他的思路,线索就保留在《逃禅诗话》中。他在比较了唐、宋、明诗的同异后,认定“唐诗有意而婉曲出之,宋诗有意而直出之,隆嘉诗唯事声色”,从艺术上说,唐诗作为诗歌艺术之理想是最可取的。其实,从理想上说,他也认为盛唐是最高的境界,但问题是不适宜取法。他觉得盛唐高妙不可学,比如七律,“盛唐七言律,舂容浑成,不求妙也;中唐乃妙,晚唐则巧甚,是盛中晚之界也”。不求妙而妙,所谓“天然高妙”是学不得的,只能从晚唐的巧入手。当然,吴乔对晚唐诗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以为“五言古温李而外无作者”,七律许浑至罗隐、李山甫以下也不足数,所以他的取法晚唐实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策略意识,是一种极为冷静的现实的选择,与王渔洋神韵诗论的积极取向出发点是不同的。

   诗史流变论也是《逃禅诗话》中很有价值的部分。吴乔论诗以“正穷流复变”为基本宗旨,以为“变乃人所必趣,流乃势所必至,复则千古杰士之所为”。他强调诗史的时段划分应该以人为据,而不应该机械地以时代为限。他曾引钱谦益、阎若璩两家的说法,详细举证以年代论人的缺陷,从而得出“分之以人,不以时”的论断,即根据诗人的创作特征而不是他的生卒年来定其时代归属。这无疑是高出于旧说的。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开卷说唐、宋诗之别以诗不以时,正是这一意思。由于吴乔对诗史的发展具有很透彻的见解,所以他对诗史的流变和得失都有出自己见的极宏观的勾画,而这类论述都保留在《逃禅诗话》中。如论唐前的诗歌流变云:

   诗道姑置三百篇而祖两汉十九首,建安已稍变,阮公又稍变,颜、谢又稍变,永明乃大变,以梁、陈视汉魏,犹江海之望泰山矣。唐以后之大势,沈、宋至大历为正,元和为变,晚唐至明初为衰,弘治、嘉靖为邪。

   这种议论不像明人那样是由退化论的历史观导出的,而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其过人之处在于能超乎价值判断之上,细致地梳理诗史事实,唯其如此,所以他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就比明人更加清楚。比如在论选诗时,他曾说:“唐三百年人非一伦,诗非一种,愚意选之者,须分五时,行五法。五时者,贞观以下为始时,开元、天宝为次时,大历以下为三时,元和以下为四时,开成以下为终时也。”这一划分,我认为较高棅的四唐说更符合唐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这五时段相对应,吴乔又提出唐诗有五个类型:王、杨、卢、骆、陈、杜、沈、宋充实光辉为一类,天宝大而化之为一类,并钱、刘与大历清婉丰神为一类,元和五伯狭盟,唯力是视为一类,晚唐残山剩水为一类,因五个时段的特征不同,所以选诗者不能采用同样的标准,而应行“五法”,即一严二正三恕四宽五滥。初唐要严,其时作者都未脱陈、隋旧习,草昧之世,不将沿袭旧习者析之去之,则陈子昂、杜审言、沈、宋、王、杨、卢、骆八人开创之功不显。盛唐之诗久有定论,故曰正。大历以后力量稍弱,而气脉相通、清新圆转固在,因其从开、天之别派而来,不恕则失其气脉,而所见于盛唐者亦不全,故须恕。元和为唐诗之大变,变则情态百端,严与正必不可行,故须宽。凡《才调集》所有者多收之,以尽见八十年士人之才情,非滥则有所束矣。又论初唐有四种人、五种诗,谓:

   四种人者,虞世南辈守旧习者为一种,陈伯玉复古为一种,王、杨、卢、骆变纤丽为雄壮者为一种,杜、沈、宋定唐体者为一种。人则于四种诗外有变而未纯,非古非律之诗,不特余人,即陈、杜、沈、宋亦有之,是五种诗也。

   又论盛唐、中唐其人其诗大略相类,唐末则有二种人,一人有二种诗。二种人者,如赵嘏、韦庄之于皮、陆、杜荀鹤也。一人有二种诗者,如薛逢有“绛节几时还入梦,碧桃何处更骖鸾”、“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巾车十里香”,又有“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李山甫《公子家》云:“騕袅似龙随日换,轻盈如燕逐年新”,又有“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胡曾有“花对玉钩帘里发,歌飘尘土路边闻”。叙失意不寒陋,而又有咏史诗意也。当时《全唐诗》尚未行世,吴乔能有这般高屋建瓴的见识,诚属不易。最后,他说“昔之选者,尚体制则失中晚,爱才情则离初盛,皆以己意权衡唐人者也”,这是指的许学夷和冯班,尽管他夙心师承许、贺、冯三人,但爱之而能知其所短,也很难得。

吴乔又善于批评,论析颇有精致入微处。比如,他说:“不清新即非诗,而清新亦有病。清之病,钱、刘、开宝人已中之;新之病,大行于元和。”颇有见地。所谓清之病,就是清而不厚,带来单薄的感觉。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李端都不免此病[5](P217)。又比如,他说:“初唐诗似盛唐者即佳,出草昧也;中晚诗似盛唐者即不佳,堕残迹也。”这也很有意思。要之,吴乔诗学用功于唐,耳濡目染于明,故于这两朝议论都能中肯。至于宋诗,不免信口雌黄,出言多为模糊影响之论。引冯班语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别具心眼方知其好处。”此言应该说深有见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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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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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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