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4-11-10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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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似隔村。索饭叫号孙太横,抄书历碌眼尝昏。此间赤棒喧豗甚,隐几偏知处士尊。”该诗次于是冬所作《喜汉槎入关和健庵先生原韵》前,知当时吴乔在徐邸。[2]序已将写作动机和写作时间都交待得很清楚,似无问题。但自从1973年台湾广文书局编印《古今诗话续编》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吴乔《逃禅诗话》稿本影印出来,《围炉诗话》的实际写作过程就让人产生疑问了。因为向来只知有《围炉诗话》,而它在作者生前并未刊行,现在又出现《逃禅诗话》,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研究《围炉诗话》乃至吴乔诗学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逃禅诗话》也未曾刊行,仅有稿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这部手稿书写相当工整,行文则未免粗疏,征引文献多凭记忆,时有错误。其中称叶方蔼谥文敏,考叶氏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二十四日得谥文敏[3]。则诗话撰写之时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将它与《围炉诗话》对读,可以断定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也就是说,吴乔先写作了《逃禅诗话》,后增订为《围炉诗话》。然则自序所述的都门问答并不是撰写《围炉诗话》的直接起因,它的写作动因也许要到两书的异同中去找。

广文书局影印的《逃禅诗话》稿本,前后无序跋,正文共241则,不分卷,有“变复”、“哀乐”、“诗中有人”、“体格名目”、“五言诗”、“三唐”、“李杜”、“五绝”、“宋诗”诸目。第27则论晚唐某人《剑客》诗,作者与诗第六句均空缺,显见是一时记忆不起,暂缺待补。由此可以推断它是作者的原稿。第一则谓“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末云“事有关系而话言颇烦,别具卷末”,可卷末并无论明诗之语,卷中也无申论此说的内容,想是作者计划中有这一节而终未写成,然则此稿当为作者未竣的初稿。再看书的编次,各目下或仅一则,或数十则,殊无条理。我怀疑吴乔起初撰写时拟每则标目,结果未实现。

将《逃禅诗话》的内容与传世之书《围炉诗话》比勘,内容大多重复,互见的条目计有169则,而且都在《围炉诗话》前五卷中。对比互见条目,则以《围炉诗话》文字为长。比如:第70则:“刘长卿云:‘诸城背水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一本作独戍,余意独树为是。有戍卒处堪泊船也。”《围炉诗话》卷三作“孤城背岭寒吹角”,此为改正引诗误记之例。第201则:“《隐居诗话》云:放翁好缀辑南朝人语成诗,故句虽新而不浑厚。”《围炉诗话》卷五放翁作山谷,此为改正人名误记之例。第183则:“人有自意,人自言之。宋人每言夺胎换骨,去瞎盛唐字仿句模有几?”第185则:“宋人翻案诗即是蹈陈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后人相似语以为蹈袭。诗贵见自心,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袭之,偷势亦是贼。”《围炉诗话》卷五将两条合并,此为编定文字之例。第193则:“义山诗被杨亿、刘筠弄坏,永叔力反之,语多直出,似是学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诗,盖取资于乐天耳。”《围炉诗话》卷五“盖取”一句作“何也?”此为删除不确论断之例。第221则:“山谷欲自成家,以生强为高奇,放翁轻浅无含蓄,皆违于唐。”《围炉诗话》卷五作“山谷专意出奇,已得成家,终是唐人之残山剩水。陆放翁无含蓄,皆远于唐。”此为修改评判语之例。第234则:“宋人咏梅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而唐人思路不出此。”《围炉诗话》卷五作:“忆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义山《落花诗》‘高阁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犹少,何况后人?”此为修改论断、补充论据之例。

由此可见,《逃禅诗话》实际上就是《围炉诗话》的雏形与蓝本。试观其中对宋诗的批评仅限于宋诗本身,尚未如《围炉诗话》直斥学宋诗之人及学宋诗风气,可知吴乔当时对宋诗的态度还比较和缓,日后增订为《围炉诗话》时便激烈地大肆抨击,不假词色了。而《围炉诗话》既行于世,《逃禅诗话》遂湮没。

比勘两部诗话,《逃禅诗话》溢出《围炉诗话》之外者74则,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保留不少有关作者诗学观念及师承的内容。吴乔诗学奉贺裳、冯班为宗,人所周知,吴乔本人也不讳言。但他还曾受许学夷的沾溉,就鲜为人知了。《围炉诗话》屡屡称引冯班、贺裳之说,只字未提许学夷。但《逃禅诗话》表明,他原本受许学夷诗学的影响很大,而且在前辈诗论家中他最佩服的也是许学夷。他说:

晚唐至今日,七百余年,能以才情自见者,如温、李、苏、黄、高、杨辈,代不乏人。而知有体制者,唯万历间江阴许伯清先生及亡友常熟熟冯班定远、金坛贺裳黄公三人。

他与许学夷时代不相及,只是闻而知之,于冯班、贺裳则亲灸其学,尤为熟悉。他认为“黄公详于近体,凡晚唐两宋诗人之病,其所作《载酒园诗话》一一举证而发明之”。“定远古体近体兼详,严沧浪之说诗,在宋人中为首推,而所得犹在影响间,未能脚踏实地。后人以其妙悟二字,似乎深微,共为宗仰。定远作一书以破之,如汤之泼雪,读之则得见古人唐人真实处,不为影响之言所误”。而“伯清先生所见体制之深广,更出二君之上。自《三百篇》以至晚唐其间源流正变之升降,历历举之,如数十指,为古体为近体,轩之轾之,莫有逃其衡鉴者。不意末季澜浪之中乃有是人。”由此可见他对许学夷的评价之高。当然,他对三人尽管十分景仰,却也不盲目迷信,而是能在接受其学说的同时,洞见其不足。他说:

余于三君,伯清先生,严师也。定远、黄公,畏友也。皆如李洞之于阆仙,铸金为像者也。而私心尚有所恨焉。黄公以重体制,反 于伪冒复古之李献吉,而称为先朝大雅才。定远诗有体制,有才情,近代所鲜。而所见体制,不及伯清之深广,却以此故得伸其才情。伯清得于体制者,尽善尽美,至矣极矣,其作自作反束于体制,惟恐一字之逾闲,才情不得勃发。

又云:

杨基以其无题为艳情,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

这本是很好的议论,但不知何故,编《围炉诗话》时却悉数删去了。

相比《围炉诗话》,《逃禅诗话》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吴乔诗话写作的动机在于重新确立诗歌的理想。其诗学的基本倾向,是奉许学夷、贺裳、冯班为宗,推崇晚唐诗歌。这在康熙中期的诗坛应该说是很独特的取向。因为从康熙十五六年代初期王渔洋倡导宋诗起,诗坛盛行的是宋诗风。到康熙三十年代,宋诗风受到广泛批评,王渔洋本人经过反思,也回到唐诗的路子上来,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倡导盛唐诗,所谓神韵诗风逐渐形成[4]。在这种情形下,吴乔倡导晚唐不啻是空谷足音。要了解他的思路,线索就保留在《逃禅诗话》中。他在比较了唐、宋、明诗的同异后,认定“唐诗有意而婉曲出之,宋诗有意而直出之,隆嘉诗唯事声色”,从艺术上说,唐诗作为诗歌艺术之理想是最可取的。其实,从理想上说,他也认为盛唐是最高的境界,但问题是不适宜取法。他觉得盛唐高妙不可学,比如七律,“盛唐七言律,舂容浑成,不求妙也;中唐乃妙,晚唐则巧甚,是盛中晚之界也”。不求妙而妙,所谓“天然高妙”是学不得的,只能从晚唐的巧入手。当然,吴乔对晚唐诗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以为“五言古温李而外无作者”,七律许浑至罗隐、李山甫以下也不足数,所以他的取法晚唐实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策略意识,是一种极为冷静的现实的选择,与王渔洋神韵诗论的积极取向出发点是不同的。

诗史流变论也是《逃禅诗话》中很有价值的部分。吴乔论诗以“正穷流复变”为基本宗旨,以为“变乃人所必趣,流乃势所必至,复则千古杰士之所为”。他强调诗史的时段划分应该以人为据,而不应该机械地以时代为限。他曾引钱谦益、阎若璩两家的说法,详细举证以年代论人的缺陷,从而得出“分之以人,不以时”的论断,即根据诗人的创作特征而不是他的生卒年来定其时代归属。这无疑是高出于旧说的。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开卷说唐、宋诗之别以诗不以时,正是这一意思。由于吴乔对诗史的发展具有很透彻的见解,所以他对诗史的流变和得失都有出自己见的极宏观的勾画,而这类论述都保留在《逃禅诗话》中。如论唐前的诗歌流变云:

诗道姑置三百篇而祖两汉十九首,建安已稍变,阮公又稍变,颜、谢又稍变,永明乃大变,以梁、陈视汉魏,犹江海之望泰山矣。唐以后之大势,沈、宋至大历为正,元和为变,晚唐至明初为衰,弘治、嘉靖为邪。

这种议论不像明人那样是由退化论的历史观导出的,而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其过人之处在于能超乎价值判断之上,细致地梳理诗史事实,唯其如此,所以他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就比明人更加清楚。比如在论选诗时,他曾说:“唐三百年人非一伦,诗非一种,愚意选之者,须分五时,行五法。五时者,贞观以下为始时,开元、天宝为次时,大历以下为三时,元和以下为四时,开成以下为终时也。”这一划分,我认为较高棅的四唐说更符合唐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这五时段相对应,吴乔又提出唐诗有五个类型:王、杨、卢、骆、陈、杜、沈、宋充实光辉为一类,天宝大而化之为一类,并钱、刘与大历清婉丰神为一类,元和五伯狭盟,唯力是视为一类,晚唐残山剩水为一类,因五个时段的特征不同,所以选诗者不能采用同样的标准,而应行“五法”,即一严二正三恕四宽五滥。初唐要严,其时作者都未脱陈、隋旧习,草昧之世,不将沿袭旧习者析之去之,则陈子昂、杜审言、沈、宋、王、杨、卢、骆八人开创之功不显。盛唐之诗久有定论,故曰正。大历以后力量稍弱,而气脉相通、清新圆转固在,因其从开、天之别派而来,不恕则失其气脉,而所见于盛唐者亦不全,故须恕。元和为唐诗之大变,变则情态百端,严与正必不可行,故须宽。凡《才调集》所有者多收之,以尽见八十年士人之才情,非滥则有所束矣。又论初唐有四种人、五种诗,谓:

四种人者,虞世南辈守旧习者为一种,陈伯玉复古为一种,王、杨、卢、骆变纤丽为雄壮者为一种,杜、沈、宋定唐体者为一种。人则于四种诗外有变而未纯,非古非律之诗,不特余人,即陈、杜、沈、宋亦有之,是五种诗也。

又论盛唐、中唐其人其诗大略相类,唐末则有二种人,一人有二种诗。二种人者,如赵嘏、韦庄之于皮、陆、杜荀鹤也。一人有二种诗者,如薛逢有“绛节几时还入梦,碧桃何处更骖鸾”、“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巾车十里香”,又有“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李山甫《公子家》云:“騕袅似龙随日换,轻盈如燕逐年新”,又有“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胡曾有“花对玉钩帘里发,歌飘尘土路边闻”。叙失意不寒陋,而又有咏史诗意也。当时《全唐诗》尚未行世,吴乔能有这般高屋建瓴的见识,诚属不易。最后,他说“昔之选者,尚体制则失中晚,爱才情则离初盛,皆以己意权衡唐人者也”,这是指的许学夷和冯班,尽管他夙心师承许、贺、冯三人,但爱之而能知其所短,也很难得。

吴乔又善于批评,论析颇有精致入微处。比如,他说:“不清新即非诗,而清新亦有病。清之病,钱、刘、开宝人已中之;新之病,大行于元和。”颇有见地。所谓清之病,就是清而不厚,带来单薄的感觉。大历十才子中钱起、李端都不免此病[5](P217)。又比如,他说:“初唐诗似盛唐者即佳,出草昧也;中晚诗似盛唐者即不佳,堕残迹也。”这也很有意思。要之,吴乔诗学用功于唐,耳濡目染于明,故于这两朝议论都能中肯。至于宋诗,不免信口雌黄,出言多为模糊影响之论。引冯班语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别具心眼方知其好处。”此言应该说深有见地,但吴乔却不太以为然,道:“宋人之有好处者,不过是不违唐人者耳,未有得唐人深大处者也,况有胜过唐人与自辟世界者乎?”如此见解,适足显出他对于宋诗全未入门。后来《围炉诗话》卷五论宋诗之部多抄贺裳《载酒园诗话》,倒是避其所短了。他还说:“读宋人诗集,有披沙觅金之苦,苟读黄公之书,则晚唐、两宋之瑕瑜毕见。宋人诗集可以不读,大快事也!”这是什么话!再好的诗话,也是附庸于诗歌的,若读诗话可以代替读诗,那么还要诗人干什么?这种地方,特别显出吴乔见识、气局的促狭来。

然而最让人不能平气的是,吴乔论诗一以好恶为去取,非唯排击李梦阳、李攀龙不遗余力,至谓之优伶奴仆,不入士类;就是他崇尚的晚唐,也仅取温、李,对杜荀鹤、胡曾辈就颇为不屑,甚至将杜牧也列在“奇丑”之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吴氏只不过是一个村学究,却总是摆出一付极正统的面孔。比如他说:“‘农夫背上题军号,贾客船头插战旗’,甲申、乙酉(指明亡的顺治元年、二年—引者)后目击者也。三国至隋末兵火多矣,而七子、阮公无此等句。天宝乱时亦不见此。人生境遇甚多,要以不违风雅者方可命句。如画山水,只画可居可游处。”这真是典型的回避现实、粉饰太平的论调!如果它发自王渔洋一辈缙绅大夫之口倒也罢了,身居庙堂,言不由己。吴乔一个穷老村儒出此议论,这就让人对他诗家的品格有所怀疑,从而推想他的推尊晚唐,独取温李一派,是否有着西昆派的唯美主义动机。不仅如此,吴乔还以时代和诗体来论雅俗,说:“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犹雅,七律为俗。”这同样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总体看来,《逃禅诗话》里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也有许多轻率不可取的议论,在改编成《围炉诗话》时两者都有删削。后者被删去意味着作者见识的成熟,而前者删去就难以理解了。其中的缘故,需要进一步考察《围炉诗话》。

现存《围炉诗话》六卷,条理相对清楚,比起《逃禅诗话》来,各卷的内容明显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它从《逃禅诗话》241则中取了近170则,可以说基本保留了《逃禅诗话》的规模和核心内容。当时作者年七十余,编订此书,可以说是晚年的定论。由于有了《逃禅诗话》,使我们可窥见吴乔改编《围炉诗话》的经过及其改编的意图。阅《围炉诗话》,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自序所述自己的师承:

一生困厄,息交绝游,惟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皎然《诗式》持论甚高,而止在字句间。宋人浅于诗,而好作诗话,迩言是争,贻误后世,不逮二君所说远甚。(中略)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黄公《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读之则宋诗可不读。此中载其精要者,而实尽读者也。

奇怪的是这里只推崇冯班、贺裳两家之学,许学夷的名字不见了。再看全书的改编,《逃禅诗话》中的许多条目被删除,而最有意味的首先是删去了那些论述许学夷、冯班、贺裳之学的条目,冯班、贺裳两家之说,因增抄《载酒园诗话》、《钝吟杂录》二书及自序的说明,得以保留;而许学夷,非但那些赞扬话全被删去,即其论述五七言流变的大段文字也被删削,论李义山“无题”时说的“许伯清论千古诗人无不确当,唯于义山,眼同(洪)觉范”一句及“李杜”条所引述论李白两条也被刊落。于是,许学夷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围炉诗话》中,他与许学夷的师承关系也从而被抹去痕迹。如果不读《逃禅诗话》,我们就不会知道许学夷对他曾有极大影响。同样的情况是,《围炉诗话》还删去了引述阎若璩的两段话。《逃禅诗话》引述阎若璩论王昌龄籍贯之说,称“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博极群书,可敌顾宁人”,可见吴乔对阎若璩也很佩服的。可是为什么与许学夷一样,都要剔除他们的名字呢?如果说是发觉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的话,那么论四唐当别之以人而不以时,说“余友山阳阎若璩百诗经史澜翻,谈三千年事如指掌。其说诗曰:诗固有时代,然有不必分而分之,以致舛误者,唐之初盛中晚是也”这一说法与下引钱谦益之说互相发明,根本无须删掉,结果《围炉诗话》只保留了钱谦益的话,而无阎若璩之语。这表明从《逃禅诗话》到《围炉诗话》的修订,其中是掺进学术以外的因素的。

但不管怎么说,《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的取舍,还是可以见出作者在诗学上的进境与磨勘。《逃禅诗话》被删去的条目,有些是转抄别人的话,如“五言诗”首条抄许学夷论五七言递变之迹;有些是大而无当的议论,如:

唐诗初读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诗开卷了然,而明诗有语无意,读之反不能测。

唐人诗以周室譬之,初唐,太王、王季时也;盛唐,武王、成王时也,受命制礼,超绝前后;大历、永泰,昭、穆时也。元和,五伯也,开宝之王纲已散。开成以后,则七国之维事诈力,小词出而杜绝,如封建之变郡县。

全部《史记》是《答任少卿书》之注,玄肃二朝国史稗官是杜诗之注,全部杜诗是《秋兴八首》之注。

也有些是强作解事的,忆不清的,遂将它割爱。

《围炉诗话》所增益的部分,主要是卷六论明诗之部及其他各卷所采贺裳《载酒园诗话》之说。吴乔自言“一生因厄,息交绝游,唯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所以刺取、表彰二家之说独多。冯班《钝吟杂录》、贺裳《载酒园诗话》二书《逃禅诗话》已采多则,《围炉诗话》又续采多则,论宋诗采贺氏议论最多。卷五146则中,取《逃禅诗话》47则,新撰12则,而采贺书多至87则,可见其倾倒之至。康熙二十年代正当渔洋倡导宋诗之际,吴氏承贺、冯二家之论,素不喜宋诗。卷五首则设问:“朝贵俱尚宋诗,先生宜少贬高论。”答语即《逃禅诗话》第178则,而冠以“厌常喜新,举业则可,非诗所宜”数字。由此可见,《围炉诗话》之增订实有慨于当时的学宋诗风气,要公然独树一帜以矫之。其间多采贺裳之说,就是希望读者“读之则宋诗可不读”(自序)。然而吴氏终究不通宋诗,他比较唐、宋诗的得失仅持比兴为言,而批评宋诗又以唐诗为准绳,未见宋人佳处,徒自形其见解之狭隘而已。

也许是觉得《逃禅诗话》中的论述还不尽兴,在编纂《围炉诗话》时,他将写作形式改成了更能畅达引发自己见解的对话体。比如,他的主要观点“诗中有人”,在《逃禅诗话》中是这样表达的:

诗中有人,故读其诗,而心术之邪正、制行之纯杂、学问之深浅、境遇之得失、朋友之谅柔,皆可见焉。上而《文王》、《大明》、《楚词》,可以想见文、武、周公、屈子;下而温、李之集,可以想见飞卿、义山,乃至刘伯温、杨孟载犹然也。如是乃谓之诗,不悖于采风贡俗。若于身心无涉,而唯 学前人,纵得酷似思王、子美,不过优孟衣冠。

问曰:此说古未有也,何从得之?答曰:禅家问答,禅人未开眼,有胜负心;诗人未开眼,不知有自心、自身、自境。堕于声色边事者,皆徇末而忘本者也。

《围炉诗话》卷一将两条及后鱼玄机、黄巢诗一条合并,改作: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中略)。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唯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可,非过也。

原文禅人未开眼云云,与“诗中有人”离题较远,有些牵强。改后不具体指实,笼统而言,使人思而得之,不落言筌。不过,其说终究有英雄欺人之嫌。

《围炉诗话》对《逃禅诗话》原有的文字,都有些修改,这些修改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饰,还常涉及到判断的斟酌与推敲。如开卷第一则,《逃禅诗话》原为:

诗道不出于变复。变谓不袭古人之状貌,复谓能得其神理。汉魏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初盛变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浑;变六朝之所靡而为雄丽,而能复其挺秀。晋宋至陈隋之古体,元和至明初之近体,唯元和至两宋,唯变不复,势必滔滔日下;弘治间庸妄全不知诗,侈意于复,止在状貌间,为奴才,为盗贼,为笑具。

《围炉诗话》除在前面加一段话,论述“诗道古今之大端”外,又将上文改作:

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变乃能复,复乃能变,非二道也。汉魏诗甚高,变三百篇之四言为五言,而能复其淳正;盛唐诗亦甚高,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艺至此尚矣!晋宋至陈隋,大历至唐末,变多于复,不免于流,而犹不违于复,故多名篇。此后难言之矣。宋人唯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明人唯复不变,遂为叔敖之优孟。二百年来,非宋则明,非明则宋,而皆自以为唐诗。试读金正希举业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无逢世之俗情,唯发己意故也。诗可知矣。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

改后文字更顺畅,逻辑性也更强,将变与复的辩证关系,以及古今诗歌复变的得失剖析得更为细致。

总之,《逃禅诗话》增删成《围炉诗话》六卷后,内容更具系统。卷一为诗本体论,泛论诗格、诗法、学诗之途径,其中有两个论点影响甚广:一是诗中有人,针对明人而发。谓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诗有境有情,自有人在其中。唯弘、嘉诗派陈言剿袭,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是谓无人。二是酒饭之喻,强调比兴。“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这一比喻从特性与功能两方面区别诗文的界限,相当深刻,后人“以为自来论诗文之分,无明划若斯者”(注:见林昌《河间先生试律矩》(道光三十年重刊本),赵执信《谈艺录》、姚椿《樗寮诗话》、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刘熙载《艺概》亦皆称道之。)。卷二自古诗十九首至唐近体,列论古今诗歌体制,兼论作品,基本上包括《逃禅诗话》“体格名目”之部,而多引冯班之说。卷三论唐诗流变,基本上相当于《逃禅诗话》“三唐”之部,但《逃禅诗话》中辨析很细致的几条反为删去。卷四乃是《逃禅诗话》“李杜”之部增以贺、冯两家之说而成,论李、杜之诗,下及明诗风气。卷五为《逃禅诗话》“宋诗”之部益以《载酒园诗话》而成。卷六专论明诗,排击七子辈不遗余力,至谓“诗人不跳过弘、嘉深没顶阃百丈之粪沟,终是四平腔戏子”,近于骂市,所以后人读其书,多致不满。雷国楫《龙山诗话》卷二就说:“其书大抵左袒冯氏,痛诋李、何、李、王以及弘正、嘉隆间诸子。其言诗准绳处颇有可掇,足备坛坫圭臬,其绎论唐诗处并无发明,徒增拘迂。”[6]钮树玉则称吴乔:“上下千载,其于诗学深矣。而持论要未得其平,失温厚之旨。奈何持一端之说而尽废其余也哉?”[7]

《围炉诗话》撰成后未能于作者生前刊印,仅以钞本流传,世罕见之。赵执信三过吴门,访之不得;雷国楫任官于苏州时,访之故老也不知下落。后来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书始得刊行。现今传世的版本有借月山房汇钞本、道光三年(1823)三槐堂刊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广文书局1973年版古今诗话续编影印本、清诗话续编本等数种,还有几种钞本存世。吴乔诗学的价值及其在清初诗学中的位置,诸家批评史与清代诗学研究的著作都有论述。本文从《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入手,探讨其诗话的撰写过程,希望能在揭示其诗学的渊源及倾向性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读者参考。


【参考文献】

[1]吴乔.围炉诗话[M].张钧衡刊适园丛书本.

[2]详笔者.王渔洋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刊.

[3]王士禛.国朝谥法考[A].王渔洋遗书[M].

[4]参笔者.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J].文学遗产1999,(3).[M].

[5]参看笔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雷国楫.龙山诗话[M].乾隆间味经堂刊本.

[7]钮琇.围炉诗活跋[A].匪石先生文集卷下[M].雪堂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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