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4-11-10 09: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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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姚合(781—855?)应该说是中唐后期的一位重要诗人,在诗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但自近代以来,他的诗史意义似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姚合生平和创作,到80年代前期为止仅停留在文学通史的简单叙述上,专门的研究只有王梦鸥、邝健行先生的两篇论文。80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现曹方林、徐希平、郭文镐、尹占华等先生的考证,并发表了几篇分析他诗歌创作及与贾岛异同的论文。至于姚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同学张宏生已通过他对南宋江湖诗派、清代高密诗派的影响作了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著无疑从不同角度为认识姚合的诗史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但我觉得姚合的诗史意义仍留有从主题史的角度去开拓的内容。具体说就是,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

   自宋代以来,论唐诗者习惯将姚合与贾岛并称,但从诗作的实际水准来看,姚合无论是艺术创造力还是语言功力都较贾岛为逊色。姚合的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全唐诗》所收7卷诗中,送行1卷、寄赠1卷、 感怀1卷、题咏1卷、游赏1卷、唱和1卷,已包括其题材范围。姚合的艺术才能也只局限于五言和近体,古来欣赏其诗者称“五律洒脱似不作意,而含蓄不尽,七律亦新脆可喜”(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卷1), 然而更多的人如方回、胡震亨、纪昀等还是予以“格卑”、“尖小”、“纤仄”的评价,纪晓岚直谓“语僻意浅,大有伧气”(《瀛奎律髓刊误》卷6姚合《武功县中》批语)。我觉得, 这些风格上问题在贾岛也不能避免,但贾岛决没有姚合那艺术表现的平庸和遣词造句的呆滞。像《寄陆浑县尉李景先》“月色生松里,泉声在石间”,简直是王维诗的点金成铁手。又如《送雍陶游蜀》“相如何物在,应只有琴台”,《送崔约下第归扬州》“江边道路多苔藓,尘土无由得上衣”,虚字衬幅,造句颇为冗蔓。据姚合自己说,当时往来的朋友嫌他诗僻(《武功县中作》其十七),而他本人好像也不太满意自己的作品,曾说:“寻常自怪诗无味,虽被人吟不喜闻。”(《寄李干》)说实在的,他的诗要说魅力,恐怕只有真挚率性一点,比如《闲居遣怀十首》其八:“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独行看影笑,闲坐弄琴声。懒拜腰肢硬,慵趋礼乐生。诗文随日遣,不是为求名。”但这样的作品在唐诗中实在不能说有什么独创性,若严格地说,姚合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算是优秀诗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与他在诗中给自己留下的独特形象,具体说就是《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所自我塑造的吏隐形象有关。

  

   我们都知道,姚合习惯被称为姚武功,起码从宋代即已如此。方回《瀛奎律髓》卷10有云:“妙少监合,初为武功尉,有诗声,世称为姚武功。”“姚武功”这个称呼很耐人寻味:姚合释褐校书郎,历官武功主簿、富平和万年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诗、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刑户二部郎中、杭州刺史、右谏议大夫、给事中、陕虢观察使,终于秘书少监,历官可谓夥矣。可是除他的诗集称《姚少监集》外,后世一般都以他的初仕之职称他姚武功,这在习惯以最高、最荣耀的官职或谥称人(如王右丞、杜工部、韦苏州、韩文公)的古代是很奇怪的现象。由此也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与武功是多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如韦应物与苏州、白居易与杭州、柳宗元与柳州。不用说,这种联系正是《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下文简称《武功作》)造成的,方回所谓“有诗声”即指此。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王颐将这组诗刻石,次序和文字都与今传有异,(注:毛晋《汲古阁书跋》云:“余向藏宋治平王颐石刻《武功县中诗》三十首,诠次不同。县去京城远一,方拙天然性二,微官如马足三,县僻仍寥落四,薄书多不会五,晓钟惊睡觉六,自下青山路七,性疏常爱卧八,日出方能起九,客至皆相笑十,一日看除目十一,作吏荒城里十二,谁念东山客十三,邻里皆相爱十四,穷达天应与十五,闭门风雨里十六,朝夕眉不展十七,簿籍谁能问十八,腥膻都不食十九,宦名浑不计二十,假日都无事二十一,一官无限日二十二,朝朝门不闭二十三,欲依循循术二十四,漫作容身计二十五,文印三年坐二十六,长忆青山下二十七,自知狂僻性二十八,作吏浑无思二十九,门外青山路三十。其字句差池,夹注行间。石本今已失去,每咏表圣亡书久似忆良朋之句,为之泫然。”)可见当时传本非一。到南宋赵师秀编《二妙集》,又多选其中篇章,与贾岛诗并奉为“四灵派”楷模。这都是《武功作》在宋代受到重视的证明。辛文房《唐才子传》卷6论姚合诗云:

   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模写也。

   按:《全唐诗》收姚合诗435题,531首,富平、万年所作难以确举一二,所谓“官况萧条,山县荒凉”者,其实仅仅是武功之作制造的印象。故清代李怀民《中晚唐诗主客图》说姚合“佳篇美不胜收,然无逾《县居》诗者”,并由此断言“君以武功得名,未必不由此诗起也”。《四库提要》也说“(姚合)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诵,故相习而不能改也”。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渔洋告祭西岳,于陇州县头镇见元代吴山县令丁带所题十诗,爱其似姚合武功作,恐岁久湮没,特为赋诗表扬之。(《秦蜀驿程后记》卷上)这更属于爱屋及乌的雅谈了。从后人对姚合的印象来看,他的诗名的确常与《武功作》联系在一起。如清代高密派诗人鹿林松《寄怀李矞云长安》诗有云:“遥知武功后,别有县居诗。”而谭宗浚则说:“自古循吏罕能诗,陶潜在彭泽,姚合在武功,诗工矣,而政绩不传。”(《石麟士大令诗序》)这不明显告诉我们,“姚武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只是《武功作》30首吗?这组诗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读者竞相倾慕?

  

   据郭文镐先生考,姚合任武功县主簿是在长庆元年(821 )春至三年春间,当时诗人年过四十。(注:从郭文镐先生说。陶敏先生则认为姚合官武功在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姚合条。)此前他的经历是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及第, 元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间曾入田弘正魏博节度使幕为从事。之后一度归隐长安近郊山中,到长庆元年春赴武功县主簿任。从《送任畹评事赴沂海》“丈夫贵功勋,不贵爵禄饶”,《送独孤焕评事赴丰州》“须凿燕然山上石,登科记里是闲名”等句来看,他投军是有立功报效之志的,在魏博幕中曾有《寄狄拾遗时为魏州从事》诗抒发意气:“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可是后来他显然未得重用,所以到元和十五年十月田弘正移镇成德时,便决意还归。“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送费骧》),“谁能买仁义,令子无寒饥”,“士人甚商贾,终日须东西”(《送张宗原》)。在看透了斯文于斯世终无可售的命运后,他遂把一腔热血都换作冷吟闲唱。来到武功上任,尽管是荒郊小县,毕竟初仕,换了别人,或当锐意进取,但姚合却似已心灰意懒,不图有所作为,只想得过且过地打发日子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第一首可以说是组诗的总纲,开卷就阐明了自己居官的态度:

   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绕舍唯藤架,侵阶是药畦。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

   诗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县远地僻、居官似隐、种药养生、生活懒散四点。这四点正是组诗的核心内容,以此为纲,姚合散漫地编织出了他的武功诗章。从第十二首“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两句看,该诗应作于任期的第三年,由此可以断定,这组诗写作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内容包括了他在武功主簿任三年间的日常生活和感受。

   《武功县中作》本义是在武功任职期间所作,这题目看似很普通,然而在现存唐诗中也并不多见。显然,“武功县”在此并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行政的概念,指诗人任武功主簿一职的经历,形式上相类似的作品我只想到高适《封丘作》。这类作品通常写地方官案牍簿书的日常生活,无论持肯定或否定,“作吏”的情景都应在诗中占有中心位置。但姚合诗却不是这样,他笔下的仕宦生活明显有着非吏化的倾向。首先是县城和县衙的景观,在他的笔下呈现出朴野的色彩。除第一首对衙居的具体描述外,他在别的诗里还写到山县的荒凉气氛:

   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竟日多无食,连宵不闭门。(其十)

   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回。路当边地去,村入郭门来。(其十一)

   僻野荒寒也许真是武功县的实情,但说县城不如村庄,未免太夸张了些。姚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不像县的县,一个不像官的官。他笔下的主簿生活,没有励精图治,没有一心在公,只见耽诗、好酒、贪睡、养生,而这些都直接与吏事相对立。比如他写耽诗:

   客至皆相笑,诗书满卧床。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其七)

   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山宜冲雪上,诗好带风吟。(其八)

   在这里,耽诗已经与吏务与功名相抵触——诗人因诗而求闲告假、冷淡功名,但他还是感到受了拘束,懊悔不已:“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只应随分过,已是错弥深。”这既为吏隐的态度解释了理由,又为后面解官归田的理想作了铺垫。姚合的健康状况显然不是很好,所以诗中多次写到种药、修道和养生:

   方拙天然性,为官世事疏。唯寻向山路,不寄入城书。因病多收药,缘餐学钓鱼。养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虚。(其二)

   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其十四)

   至于贪睡,更成了将养生和逃避吏务统一起来的妙方,诗中屡屡着笔。或云不顾案牍而早睡:

   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其十七)

   或云慵理公务而懒起:

   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醉卧慵开眼,闲行懒系腰。(其四)

   月出方能起,庭前看种莎。(其十三)

   第二十一首写假日里营造假山之乐,起言“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点出自己居官则倦怠、假日则活跃的习性;末结以“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说明自己不耐烦上堂理政的心情。明明得便宜无限,还作出一付委屈不堪的神情,这样一种居官态度,当然是于人于己都不会满意的,结果只好将眼前的仕宦视为暂时的委屈,以“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自解,更以日后的解官归田来自慰。这种心情集中地记录在组诗的第二十六首中,成为武功主簿生活的完整总结:

   漫作容生计,今知拙有余。青衫迎驿使,白发忆山居。道友怜蔬食,吏人嫌草书。须为长久事,归去自耕锄。

   仕宦的不适,折腰的屈辱,怀归的渴望,加上颈联对生计困乏的婉曲暗示和惰于案牍的细节补充,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已不属于吏隐主题的表现。因为吏隐的前提是兼得享受吏的富足和隐的自在,为官而依旧贫困,懒散而遭吏嫌怨,终究两不得宜。于是诗的主题就只能归结于退隐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归宿——吏隐向来就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存在的,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极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使隐逸母题在吏隐这一阶段的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从姚合现存作品来看,他对吏隐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并经常与友人交流这种经验。在入仕的早年,他有《寄陆浑县尉李景先》诗写道:“微俸还同请,唯君独自闲。地偏无驿路,药贱管仙山。月色生松里,泉声在石间。吟诗复饮酒,何事更相关。”又有《寄永乐长官殷尧藩》诗云:“故人为吏隐,高卧簿书间。绕院唯栽竹,逢僧只说山。”白居易分司东都,作《中隐》诗,姚合无疑是个大知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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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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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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