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4-10-30 2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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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  

    

   那时,中国文坛重镇有两座,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前者由茅盾任主编,后者即在丁玲掌握中。两份国字号刊物,分别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殿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大约因为角色不一——恐怕也与主编的“主观因素”有关——《人民文学》相对能够专注于文学建设,以致“思想倾向”成问题,《文艺报》却以战斗者自居,火药味十足,高调办刊,不断批这批那,发出“时代最强音”。

   对历史的审视与理解,需要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并不难于辨清萧也牧的意义:他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过去了,新的国家生活摆在面前。有人主动尝试与以往革命文学有所区别的风格、内容和写法,以适合这种转变。萧也牧于是应运而生。他所探索的相较以往细腻深入一些的人情内容、世俗平凡一些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节制一些的话语风格,事实证明,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整整三个月。倘若采取旧式纪年,亦不妨说是共和国元年元旦。

   这一天,新中国文学里地位最高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以“新年号”的特别名义出版了。上面刊登着一篇很不一般的作品——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

   “很不一般”,是指在此后一年多内,它面临了天悬地殊的两种境地。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然而转至翌年6月,舆情突变,短短十来天一跃而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至于进一步引出的影响及长远的意味,就更不以此为限。

   情节内容大致如下:一对夫妻,丈夫为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原是贫农,参加革命后在军工厂当工人。如今他们随革命胜利,作为“进城干部”,一起到北京。丈夫思想起了微妙变化,嫌妻子“土”,与新环境不协调。于是夫妻有了罅隙,一个要“变”,一个很固执地“不变”。最后,事实教育了丈夫,使他认识到根本而言妻子是对的,自己则“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妻子态度亦稍有调整,表示新环境之下,“工作方式方法”值得重新考虑。

   到“文革”结束为止,中国不存在与党的方针政策无关的文学创作,所有作品都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配合”。本篇也不例外。它所“配合”的,是建国初期党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革命队伍的“拒腐防变”。毛泽东曾将“进城”比作“赶考”,能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被认为攸关未来。《我们夫妇之间》,虽不涉及“腐”,但却以“变”为关节,男女主人公之间所有矛盾,源于变与不变之争。萧也牧写这篇小说,目的当属体会党的关切,及时、积极地通过文学进行宣传配合。

   本来,从逻辑上说,“进城”作为一道坎,它所隐含的“变质”的担忧,主要是针对革命队伍中出身乡村者。对于他们,新环境、新现实与自身经历构成更大反差,“考验”的严峻性才比较突出。应该说,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本事编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对这个问题的表达,与原来的含义更加吻合。对比一下,我们不难体会萧也牧落笔之前,心中颇存“顾忌”,甚至早有自儆。类似三排长陈喜那个角色,他安排了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来代替;“进城”这件事,对贫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没有构成是非原则的考验,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险些栽了跟头。这样的情节,不能说毫无生活根据,作者所以这么处理,更大可能是规避对“工农形象”做负面描写。这也许说明,对这题材风险所在,萧也牧已有所预感,并事先加以防范。

   然而,毁谤还是不期而至。

   第一篇批判文章出现于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即陈涌所作《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文章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这似乎可以让人有些猜想。不过,陈涌本身一直是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人民日报》有专门的文艺版面,虽然政治性很强,但也未必每篇持否定意见的文章都有“背景”。

   就文章本身看,尽管持否定态度,但调子基本温和,大致属于就事论事,论断上比较克制,没有特别强烈的从政治上给作者作品“定罪”的意图。它不满意萧也牧,在于两点:一、对张同志亦即妻子,描写上有所“丑化”;二、流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另外,与后来上纲上线的批判不同,陈涌文中并不一般地反对写日常生活、恋爱事件等,只是强调“能否正确地去描写”。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陈涌的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我们夫妇之间》,实际上它是从萧也牧两篇小说谈起,上下两个部分用比较平均的篇幅,顺序谈了《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看上去也更像是普通的作品评论,与刻意制造事端的“大批判”尚有距离。

   关键是第四卷第五期《文艺报》。这期《文艺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名叫李定中,这是一个文坛谁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文艺报》的编者在这封信前头,加了一条“编者按”:

   陈涌同志写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见6月18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对萧也牧的作品作了分析,我们觉得,这样的分析是一个好的开始。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读者来信。

   概括起来,它发出两个信息。第一,对陈涌文章的不满足。它说,陈涌文章是“好”的,但仅堪视为一个“开始”;它用对李定中来信的称赞——“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来暗示对陈涌文章的不尽人意之感,觉得他还够不上“尖锐”,仅仅指出萧也牧有一种创作倾向却没有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做“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把话题引向深入。第二,是表明《文艺报》编辑部的态度。对李定中来信旗帜鲜明地“认为很好”,乃至以“热烈欢迎”、“特别希望”等极迫切的字眼,鼓励人们仿效李定中信为《文艺报》投稿;这实际上公布了决定就萧也牧持续展开批判的计划。

   《文艺报》发表李定中信时,为其拟题《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玩弄人民”或者类似的字眼,在陈涌那里是没有的。这大概就是该报所呼唤的“尖锐”。如果说陈涌文章对萧也牧作品提出了批评,那么可以看见,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一种指责,甚至是审判或裁决。它明白无误地认定,萧也牧“有罪”。信中话语远比标题凶猛。李定中在援引陈涌关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一看法后,表示他要“补充一句”。这一句是——

   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这句话,不仅把问题从萧也牧作品存在“小资产阶级观点”变成认定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而宣布,即使在小资产阶级中萧也牧也是“最坏的”。

   李定中严厉地说,根据萧也牧“玩弄人民”的态度,来“评定”他的阶级属性,“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阶级了”,萧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李定中自己也意识到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他强调,“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

   李定中还不满意陈涌认为萧也牧的错误,原因在于“脱离生活”;他纠正说,萧也牧是“脱离政治”;虽然目前“是一个思想问题”,但“发展下去”,“就会达到政治问题”。也许那个时代,此类指责与措辞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若自我们看来,话说到如此可怖的地步,几令人怀疑是否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总之,李定中信是一个转折。此信发表之后,萧也牧问题大大恶化了,批判也成为有组织的了。那么,这个李定中究竟是谁呢?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

   《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

   ——原来是冯雪峰,原来并没有什么“读者来信”,原来一切是《文艺报》的苦心策划。

   几年后,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里专门提出一条意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读者中来”系《文艺报》的固定栏目。胡风这里可能并不特指李定中信。据说冯雪峰化名李定中一事,丁玲叮嘱陈企霞勿与外人道,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情。胡风所谈,当出于他平素对文坛的了解,此类做法实已臭名昭著。

   那时,中国文坛重镇有两座,一个是《人民文学》,一个是《文艺报》。前者由茅盾任主编,后者即在丁玲掌握中。两份国字号刊物,分别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殿堂,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大约因为角色不一——恐怕也与主编的“主观因素”有关——《人民文学》相对能够专注于文学建设,以致“思想倾向”成问题,《文艺报》却以战斗者自居,火药味十足,高调办刊,不断批这批那,发出“时代最强音”。

   从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批萧整整持续了半年;发表各类批判文章11篇,召集批判会1次;高潮出现在7、8月间,标志是丁玲文章和座谈会;批判形式丰富多样,有“读者来信”、专业分析、领导论述、知情者揭发、群众反应、会议表态、个人检讨。

   早在正式遭到批判前,反对的声音已不断传来(康濯就不止一次转告过丁玲的“意见”)。迫于压力,1950年秋,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先后作了两次改动。1979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羽、黄伊所编《萧也牧作品选》里的版本,就是改动后的。将改动版与原发版加以核对,发现大大小小删改计十三处。主要是删,不外两种情形:一是涉及知识分子与工农两种出身的干部之差异或对比者;二是涉及对妻子张同志“不雅”言貌之描写者。进行这个对照,可以发现萧也牧是如何消化对他的指责的。

   等到批判正式展开,萧也牧“曾经试图”将小说再加修改,但终于放弃了。为什么呢?萧也牧说他“把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全部“细读一遍,并加以分析,推敲,思索”,检讨人发现“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这句话,听上去像是气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关键在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整个创作意图、出发点,被彻底否定了。所以,萧也牧最后索性痛快地以这么一句话来了结此事:“不论我原来的写作企图如何,确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最好的保持正确、不犯错误的姿态,就是只字不写——在批来批去、让人晕头转向的当时,这确实是文艺家普遍之想。夏衍说,批《武训传》后,1952年中国故事片“骤减到两部”。(《〈武训传〉事件始末》)路翎则在1950年7月28日致胡风信中提到,他刚参加一个会,“主题是,急迫地需要创作,希望各位‘母鸡’生蛋;如果没有鸡窝者,可以帮助找到鸡窝。于是老作家诉苦:批评太凶,空气太严厉,怕。新作家诉苦:批评过左,怕。”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来看萧也牧事件,真像当时揪住不放的那样,有什么世界观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吗?王蒙认为“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回答得很清楚。就革命道德伦理而言,《我们夫妇之间》相当正统,不存丝毫“异端”色彩。

   它真正搅动并刺激了文坛某些人神经的,是另外一点。

   形象地说,1949年,革命文学也面临一个“进城”的问题。

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最粗略地说,它也跟中国革命本身一样经历了一个城市→农村→城市的过程。早期中国革命,不仅以城市为摇篮,重心也放在城市,后因种种现实原因,调整战略,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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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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