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6 次 更新时间:2014-10-30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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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也牧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住着急得不知地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从后,上山割柴禾,可见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从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见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错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膝跪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上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和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红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入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了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的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站在一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动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广“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的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雨天,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嚼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提心也征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志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响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其林”……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地说:“这线不是我的!”“得了!你别唬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夺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间断作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传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住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撩,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扛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播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的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模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灵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抬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我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妈子房”的掌柜。

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在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小娟这孩子,虽说是灵倒,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功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执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板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破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容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手,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仅!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吗平白无故的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拍!’的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实精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认了错,表示切实悔过。于是罚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赔偿给那小孩作医药费。同时也批评了那小孩,以后不要扔石头子儿。

我跟随着我的妻从派出所回来,她很兴奋地问我:“刚才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说:“我有什么说的!那样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凭你一个人就管清了?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叫她打断了:“去鸡已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咱们是有政府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我连忙说:“对对对!正确!”同时也觉得有点好笑,我真想说: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你知道么?瞎用新名辞儿!可是,我知道这句话是说不得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呵!我开始分析:她对旧社会的习惯为什么那样办憎恨?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想,这和她

自己切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至今还留着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烧火棍打的、擀面杖打的、用剪子绞的伤痕!共产党来了,她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为着自己的命运战斗!革命对于她,真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绝无后退的路!

她曾经在游击区跳沟爬墙,和日本人、汉奸搏斗!她的手杀过人……

她曾经在老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响了突击生产,把右手的食指在“压力机”上撞下了一小书指头,成了一个疙瘩……

日本人来“扫荡”了!她率领着一班女工,连夜抢着机器,淌过齐大腿根的水去“坚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阴雨,至今还隐隐发病……

有一次深夜,工厂失火,她奋勇当先,率领了二十五个女工去抢救器材,差一点没烧死在火里……

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终于学成了“粗通文字”……

在一九四四年,她当选了“劳动英雄”。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我记得当她在大会上作完了典型报告的末了,她举着胳膊宣誓似地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老几?我只值五斗三升高梁米!这会儿大伙儿说我是英雄!叫我来开会,让我上台说话……唉!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呵!我愿意为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彻底的解放,流尽我最后一滴血!”——那时候我在大会上担任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她。

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那一切的苦难,使她变得倔强。今天她来到城市,和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因此,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特别是对于我更是如此。也因此使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我对她依然还很留恋,还没有决心和勇气断然和她决裂!特别是当我比较清醒的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纠纷,原本都是一些极其琐碎的小节,并非是生活里边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决。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还就,来帮助她克服某些缺点!

我以为,我对她的分析和结论,已经是很完满很公平,而且没得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仿佛将要牺牲一些什么!

哪知道她还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

首先是她的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最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所担任的工作是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林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人么?”她却很认真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哈哈!

她又学了一套新理论啦!

同时,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还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途是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地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小木匣里……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啊!”她说:“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我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但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恐怕是很难改变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前进,我又发现我对她的了解不但不完全,而且是相反的!我总还是习惯从形式上去看问题!

有一次周末,我去看她,她独自抱着孩子坐在炕角里沉思。我说:“小娟呢?她吃饭去了?”她不安地说:“不!她走了!”接着她就告诉我:她们机关里有一个本地做饭的大师傅,有一只怀表,在昨天早晨开饭的时候不见了!恰好这时候,只有小娟到伙房里去倒过水,旁人没去过!同时,早先机关里在拾掇大客厅的时候,她捡了几个扣子。所以就有人怀疑那只表也是她拿的!另外,早先有些同志也嚷嚷过,有的说丢了个化学梳子,有的说丢了一块毛巾……那大师傅也没和别的同志商量,就去找我的妻,肯定说那只表是小娟拿的!要我的妻向小姐追究。于是,她就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问的小娟直啼哭,一口咬定说:没拿!并且说:“大姐!要是我拿了,就算对不起您的一片好心!”小娟这孩子个性太强,受不了这,马上非走不解!挡也挡不住!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大师傅自己又把表找着了!

这一下,我的妻的激动和不安,真是无法形容!翻来复去,一夜没睡好觉!她对我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你说老干部们都受过锻炼,决计不会拿的,这倒也是理由;可是机关里留用的旧人员很多,他们也没受过革命锻炼,那么为什么不怀疑是他们拿的呢?她说:“这是什么观点?这还不是小看穷人么?”我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鸡毛蒜皮的一点事!”她说:“什么?这是思想问题哩!”

第二天清早,她让我陪她到小娟家里去走一趟。我说:“那又何必呢!人已经走了!要是让她知道表又找着了,她爸爸说我们诬赖人!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很不好!”

她说:“不!我们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呢?要不,小娟一辈子一想起这件事,就要伤心!影响更不好!”

可是,我还是认为不去的好!说实话,也就是说:我没有那样大的勇气!她说:“你给看孩子,我去!”我又怕孩子啼哭了没法治!只好硬着头皮,抱着孩子跟她走了!

到了小娟家里,只见她爸爸在拾掇车子,一见我们,就显得很尴尬说:“那表的事我知道了!昨天晚上我就揍了她一顿!对她说:咱们人穷志不穷!要是你真的拿了,我的老脸往那里撂?你不说真话,非打死你不解!刚才,我又接了她一阵子!她可还是一口咬定:没拿!我正想找您去说说,我这孩子顶老实,手也严实,敢情也不准是她拿的!”

我听了,胸口直打扑通,而她反倒很镇静很自然,微笑着说:“不!大伯!我是来赔不是的!表已经找着了!不是小娟拿的!请你原谅!”

正在这时候,小娟从屋里出来了!红肿着双眼,扑到我的妻的怀里,两肩一耸一耸地哭了!我的妻摸着她的小辫,轻声地说:“小娟!你怪我不?”小娟哽咽着说:“不!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我发现:我的妻的眼里,“扑索索”地掉下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娟的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人面前见她掉泪,那么个倔强的人呵!怎么今天也哭啦!

从这以后,我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想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筑在什么基础上……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我正想不等到周末,就找她去深谈一次,恰好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劳资关系的材料,她倒来找我了!我觉得有些不寻常,因为在平时她是轻易不来找我的!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许来找你么?”坐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她说:“到你们屋顶平台上去坐坐好么”’我说:“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有点发跳,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的事情了……

到了屋顶上,坐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犯了错误了!”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她笑了,说:“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接着她就说:昨天她们区里,西单商场有一家皮鞋铺里的一个掌柜,嫌学徒晚上到区里开会回去晚了,把那学徒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学徒找区工会办事处,她一听就生了气,跑到那铺子里把那掌柜训了个眼发蓝!走路的人都围过来看,觉得很奇怪。今天区里开检讨会,同志们批评她: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吵架,对那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并且还批评她的工作一贯有点太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社会改造好。同时太不讲究

工作的方式方法……。

她说完了,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我:“这该怎么着好?”我说:“你没接受批评吧?”她摇了摇头:“那里!自己错了,还能不接受?那怎么算是个同志呢?我都坦白地接受了!”我说:“那就算了!还有什么难过的呢!”她忽然紧握着我的手说:“唉!只怪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太低!政策掌握得不稳!不能很好地完成党所给我的任务!以后你好好帮我提高吧!”

我说:“这是一方面。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比方拿我来说:文化上——初中毕业;革命历史——和你一样;工作职位——我是个资料科科长;每天所接触的是工作材料、总结报告;脑子里成天转着的是——党的政策。按理说,对于现实生活里边所发生的问题,应该比你有更锐利的感觉,应该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如你!——你不要笑!这是真话。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份!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旧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是不自觉的。——你有这个感觉吗?而你呢?虽说文化水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增爱分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可是你确实也有点急躁情绪——恨不得一个早起的功夫就把社会改造好。因此,常常喜欢用简单的工作方法方式,问题想得不够深不够远。你和我的这些缺点,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不能更好地来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你记得我们在‘抬头湾’的时候,同志们不是曾经好意地和我们开过玩笑吗,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我看,我们倒是真要在这些方面彼此取长补短,好好地结合一下呢……”我像演讲似地说了不少话,要是在往日,准是早被她卡断了!可是,她今天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

我为她那诚恳的真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

一九四九年秋天,初稿于北京。

重改于天津海河之滨。

原载《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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