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宗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3-05-26 11: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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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  

  

  现代以来的文学,宗派问题简直得从第一页开始讲起。

  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标立"兼容并包",这是都知道的。然考其实际,究竟并未如愿。

  之前北大,无疑需要改革。该校"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身着长袍马褂,"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如此校风,无有不改的道理。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正当新旧替递的关口,客观上确有一种严重对立的情形。"兼容并包"之想,于理虽正,实行无望,连蔡元培自己也没法超然其外。

  1916年12月26日,其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当日,蔡元培即至前门外某旅馆访陈独秀,请他出掌北大文科。蔡元培的为人,道貌温言、宽和敦厚,我们认为在他那里,一己之见与"兼容并包",能够有效地调和。只是以惯常而论,在中国,因鲜明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个性而伴随排他性,却是士林一般的风度。

  陈独秀便是这样。他个性甚为明快,蔡元培因陈独秀富于新思维而属意于他,对其个性与气质可能却未及深思。既聘其为文科学长,为示尊重及郑重,又将"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如此简任放权,便于陈独秀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者也确令北大焕然一新,但同时事情也很明显--北大(尤其文科)基本朝着向新派一边倒的方向去了。短短二三年间,北大就从满目长袍马褂、以朽旧著称的大学,一变而为激进思想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

  当初,蔡元培对北大所抱希望是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这两点互为表里,目的在于唯以学术为酌核。"兼容并包"的本意,是认在政治的前头和以外,可以有学术的单独存在。主张学生不问政治,也是强调在学校做学生这个阶段,不必执着于一种特定政治立场,而以求取广博、客观的知识为要;相应地,教师对学生的培育,也不是对他的思想价值观加以固定和限制,以至于损妨了知识的研索。

  陈独秀看法是相反的。罗章龙回忆,有句话平素他常挂在嘴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摆在学者、学生面前的路亦只有两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所以对"五四"运动,蔡、陈态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陈独秀则大加鼓动,"'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不光说,也亲自做,"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并遭逮捕。

  最终来看,北大改革落在实处的,与其说是蔡元培所倡"兼容并包"理念,不如说是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百年来,北大与现当代政治间紧密的缠绕,颇能验明在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以上渊源略显离题,可是要交待现代文学肇初时的背景,却也省略不得。现在可以来谈正题--陈独秀入北大后,有两件事与本文的关系重要,一是在北大文科大量充实新派人物,一是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倘说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是蔡元培北大蓝图互为表里的内容,那么,以新派人物大量充实北大文科与《新青年》迁京,在陈独秀也可谓相辅相成的一体。若非因北大文科学长而被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陈独秀无从替《新青年》重新打造一个团队;反过来,假如陈独秀手中没有《新青年》这样一个阵地,而只是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他也难以形成那种思想凝聚力。

  经陈独秀亲手汲引而入北大的,有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刘文典,稍后还有高一涵、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周作人亦经鲁迅举荐于蔡元培,得任北大文科教授,再加上以兼职身份在北大教书的钱玄同和鲁迅本人,学生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时间,北大文科真是集中了新派人物的翘楚,别处哪有这种气象。重要的是,因了陈独秀的一身而二任,这不特是北大的人材资源,同时也就是《新青年》的人材资源。职是之故,北大与《新青年》彼此羽翼、互为依托,一道形成精神堡垒,做了全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柄杓。

  宋代始正式有"宗派"之名也罢,先秦学术实际早有"宗派"情形也罢,都是从思想抱团和认同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罪名。所以,我们若据《新青年》鲜明表现对异见取排他的姿态,而认这个同人的团体带着宗派的意味与色调,也无非指它的立场颇为严明,而并不具有指摘的含义。

  《新青年》乃我们现代文学之母,而这位母亲音容之间,宗派的影迹已挥之不去。这样的开端,就像籤筒里抽得一籤,展开一看,上面便写着那样两个字,注定与它不脱干系。

  对现代文学,谈其媒体须从《新青年》讲起,谈其作家则鲁迅为始。而这二者的关系,何尝不互相羽翼?鲁迅现代文学开山祖地位要拜《新青年》所赐,《新青年》所建文学实绩可也多赖鲁迅的小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有《孔乙己》和《药》,此外还充当它的编委。但这并非鲁迅与《新青年》之间全部的关系,二者除了如所皆知的联系,还另有一番神奇的耦合,即与《新青年》编辑部相似,环绕着鲁迅,也充满了各色宗派的或带宗派意味的纠缠。这种纠缠,从鲁迅成为新文学重镇始,至他辞世,简直没有中断过。

  了解鲁迅一生怎样无休止打着笔仗,简易的办法是读一本叫作《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书。它既把鲁迅历来唇枪舌剑之作聚拢到一块儿,还收录了与之反唇相讥的人的文章,而比较难得的是后者。自鲁迅做了圣人,我们基本只能看到他如何"痛打落水狗"、戳穿"'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那些反过来骂他的话,多因不敬之忌而避提,偶有引述,亦摘摘拣拣,兼以载有原文的旧报章年湮时远,寻之不易,欲通览此中情形颇为难得,《恩怨录》编出,这缺憾总算弥补。

  大部分讼争,是鲁迅做"投枪和匕首"的个人表演,对方只及招架和哀叹。如陈源(西滢)怨道,鲁迅搦着一管"刑名师爷"的笔,"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们口舌中,涉及李四光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工资问题。陈源说,工资明明只有二百五十元,经鲁迅之口却成了"至少五六百元"--以此来证鲁迅擅长"构陷"之不虚。李四光因事涉于己,也登报声明,说馆方为副馆长月薪设定五百元,而他只愿领其半,另一半充公为馆内购书之用。自然是呼应陈源,证实五百元之数的不确。鲁迅见了这声明,但云:"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了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在我们旁观者看,论事实,鲁迅着实冤枉了李四光,但他不动声色,以区区"确有"二字,就仍然摆脱了"捏造事实"的指控。

  许多时候,论敌由于自身不及鲁迅精细,同时还偏偏低估了鲁迅的精细,故笔墨较量起来,理未必输,每输在字缝里。然而,假使论敌并不咬文嚼字、循理来论,鲁迅的老道也可以失去用武之地。

  这类论敌,如鲁迅后来总结的,善于"拉大旗作虎皮"。宋儒明儒有"理""气"之论,套在这些人身上,大抵却只论一口"气"而不在乎什么"理"。他们满嘴伟岸词藻,发为滔滔洪流铺卷一切。次而又从不屑于什么费厄泼赖,每取"群殴"战法,乱拳打死老师傅。

  考究一下,鲁迅后虽被恭奉为左派文学的首领,但他与这种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从遭受宗派情绪的排斥肇始的。那阵子,党史上有一个词,叫"关门主义"。创造、太阳两社"革命作家"们对鲁迅所执行的,可以说是文坛的"关门主义"。先前《新青年》取消公开征稿,大概也有"关门主义"之冲动,只是到"革命作家"这儿,我们发现门是越关越小、越关越死了,连最小的缝隙也被紧掩。"革命作家"倘对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乃至沈从文辈搞其"关门主义",还则罢了,怎么连鲁迅也搞在其内,岂不太过偏执极端者乎?冯乃超晚年懊悔地承认了:"我关心创造社的人,反对非创造社的人,流露了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出于宗派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就情绪激昂地加以围攻"。可在当时,他们的悔意并不发乎自觉。这股"关门主义"戛然而止,是经过上级组织和领导指示,奉令行事。1929年,党中央责令两社诸党员作家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这样,就诞生出来一个左联,请鲁迅做盟主。

  建立左联,包含中共对于领导文艺的诸多深远考虑;克服宗派情绪、汇合文学上所有左派力量为革命服务,是题旨之一。而在鲁迅,出于信仰以及实际的原因,也与前不久还猛攻他的一干"革命作家"涣若冰释,接受成为他们的领袖。

  一时,团结达成了,可问题之源犹在,所以问题终究也只是换了方式来演绎罢了。

  如其名称"左翼作家联盟"所示,左联原本就是以思想划界的组织。茅盾甚至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评论主要是针对左联一度甚至抛弃文学只搞街头政治而发,但也可以看作对左联根性的描述。它绝不是寻求和鼓励文学上开放、独立、自我、个性探索的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意识、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这些都是左联与生俱来的特色,它的存在与行为,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

  然而左联最可称奇之处,并在于对外严其内外之防,而在即其阵营内部,也另有藩篱和壁垒。这一点,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但夏衍讲得甚是清楚:

  "左联"在党内有党团书记、党小组,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群众团体,因此它的执委会还设有一个实际办事的行政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最早是冯乃超,冯调武汉后,雪峰暂时兼了一段时期,就由阳翰笙担任,阳翰笙任"文总"书记后,1932年底由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至于行政书记,则是经常轮换的,非党盟员也可以当。我记得除党员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外,胡风也当过。

  此即"党"与"非党"之别。左联日后宗派阴影那么浓重,历来作人际关系、个人恩怨解释,"文革"时甚至歪曲成"四条汉子"存心与鲁迅过不去,真所谓本末倒置也。鲁迅与左联领导层间的介蒂,固掺杂了人为因素,根由却是"党"与"非党"这条线的存在。茅盾论此有言,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中的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这才是鲁迅与左联关系中的深层问题。

  左联,它将要解散这样一件大事,鲁迅身为盟主却未预其闻,而是在决定形成后才"被告知"。且从鲁迅一些文字可知,如此这般"守着秘密"已非朝夕,他早有不快,牢骚屡露,比如私下常以"我们的元帅"代称周扬,既刺周的权势,也讽自己枉担虚名。然而居间我们却得说句公道话:周扬之于鲁迅的怨怼,实则亦唯苦笑而已。那个"元帅",既非周扬攘夺所致,更非他玩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术策。越过鲁迅定夺诸事,抑或"守着秘密"之类,皆非他与党内其他负责同志擅自、故意或出于一己私利以鲁迅为"防"。他们不过是照组织原则行事而已。

  真相是:左联党组织依其职守和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而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冲突导火索是口号及解散左联之争,底蕴则为左联有一虚一实的双重领导关系,滞窒久之,至此乘隙而发。

  就事论事,哪一方都没有错。自文艺置于党绝对领导下来讲,乃至该说周扬等更"正确"。但历史又生出了别的枝蔓。延安时期,鲁迅经过毛泽东评价,开始享祀革命文学之圣,往后恩荣益隆,与他相关的各种是非,真正原委都不便理论。其次,这段历史以后还牵入路线斗争内容,"国防文学"系据《八一宣言》提出,"文革"间遂染累于王明路线。总之积时累日,里头交织了各种彼此掣肘的内容,即"文革"以后,诸当事人也只能欲说还休(如夏衍、茅盾、徐懋庸等的回忆录),主角周扬更是谨慎持重,他刚到延安时还曾对毛泽东诉其"委屈"(参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晚年反而只作四平八稳之谈(见赵浩生访问记),确有历史语境过于复杂的原因。

  于今而言,倘欲返抵于1936年语境,只有去读徐懋庸当时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此信,今人但知其曾激怒鲁迅,其实那并非它的历史价值。历时约八十年之后,它于我们最足珍异之处,乃是可以还原当时语境下--尤其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以八个"最"、四个"伟大"谈论鲁迅之前--左联党组织以何观点及字眼看待鲁迅。所谓白纸黑字,最足凭信。关于此信,尽管夏衍称为对徐懋庸"劝说无效"之个人行为,但那只表示组织曾阻止写这封信,不表示信中所谈为徐懋庸个人观点。事实上,徐懋庸的角色主要就是在左联党组织与鲁迅之间充当联络人,传递信息,故其所谈,既不宜视为亦断非个人之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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