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五四的自由理念

——《中国之自由精神》第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4 次 更新时间:2005-08-03 0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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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1.是谁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

  

  在中国,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其间上演了多少刀光剑影的政治军事斗争、唇枪舌剑的思想文化斗争的活剧!如果说,此间有哪一次斗争对整个二十世纪产生了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刻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说:五四运动①。

  这场思想文化斗争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本世纪的中国,以至直到今天,乃至可预见的未来若干年,我们仍然不得不在五四运动所划定的思想文化格局内去思想、去行动。因此,“五四”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回味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对它发出新的询问。这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五四运动何以会发生?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原动力?什么是它的真精神?

  对此,恐怕许多人会立即作出反应:“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 ──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诚然,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中包括民主与科学,对此,早在1919年春,这场伟大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② 中便已“布告天下”: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这篇“答辩”确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新青年》、进而整个五四运动,其宗旨不外乎民主与科学。八十多年来,“民主与科学”一直作为五四运动的当然代码。在一定层面上讲,这也不算错。所谓“在一定层面上”,我的意思是,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工具层面的东西,没有看到它的目的层面的东西。不仅科学只是人类意志的一种工具,民主亦复如此,借用佛家的说法,它们都是某种“方便”设施。我并不是要否认民主与科学是好东西,而是想说,好东西毕竟只是东西,不是人本身,它们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的目的。这就犹如一个人要去一个地方,当然可以驱车前往,但人并非从来就是能够开车的,也非永远只能开车下去。所以,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追问:

  五四运动为什么高扬民主与科学?究竟是谁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①。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便在《敬告青年》②中写道:

  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望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固有之人伦、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削灭也。……

  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外国者恒亦半焉。……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近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篇发刊词一开始便已宣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基调,那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所谓“科学与人权并重”,便是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③ 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Nations)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的角色。

  但是,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较之中国近代以来其它各个时期,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品格: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从民族主义到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之间,还有一大精神中介:自由主义①。

  自由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又一大精神动力,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思想解放,人格独立。或者更简单地讲,自由就是独立自主。这种独立自主,包括两种主体(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二者将发生严重的冲突):个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个性解放运动;民族群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五四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表述。在上文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倡言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解放云者,脱离乎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可以说,《敬告青年》实质是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的宣言。文中,他还称引“德国大哲尼采(Nietz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在他看来,“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②由此,他将人格自由问题诉诸伦理道德革命。为此,他写了那篇《吾人最后之觉悟》③,声称“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就是说,他把个性的解放、自由独立人格的建立,视为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根本途径。然而这里,自由已悄然降格为民族问题的手段:民主是自由的手段(这是正确的),自由是民族的手段(这就值得商榷了)。这里已埋伏下后来的思想危机,下文还将讨论。

  此文中,陈独秀回顾了近代以来国人的思想觉悟由浅入深的过程,由物质器物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当前的精神文化层面,“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那就是“伦理的觉悟”,就是必须树立全体国民的独立人格,培养他们的自由精神。他把中、西政治制度的精神文明基础进行了一番比较:

  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也(指封建等级制度──引者注)。……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于是,陈独秀的结论是:“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这就证明,中国必须大力张扬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胡适是另一位思想领袖。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投入五四运动虽是从文学改良入手的,但在他的文学观中所处处渗透的正是自由主义精神。以他那篇影响巨大的《文学改良刍议》①的所谓“八不主义”来看,他是以文体的改革来作为个性解放的一种途径,以使文学成为思想自由的表现手段。他说,(一)“须言之有物”,文学应该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二)“不摹仿古人”,应当“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形容描写之;”(六)“不用典”,而应该“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七)“不讲对仗”,以免不了“束缚人之自由”;(八)“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学。总之,就是要让文学成为真情实感的自由表达。

  胡适后来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②中,把他的“八不主义”改作一种肯定的表述:“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些主张其实正是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要求独立的思想,自主的表达。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反传统,以此为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扫清道路。在反传统问题上,一向以和平改良著称的胡适却与陈独秀一样是相当激进的。他引证以反传统著称的尼采(注意,陈独秀也引证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 “美”,简直说这是 “惨无人道” 了。 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亦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③

  这种尼采式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态度,胡适称之为“评判的态度”(亦即批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为此,胡适激烈地批判了传统的贞操观、孝顺观,最后矛头直指封建的礼教、孔教: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①

  在这种批判、“破”的基础上,胡适进行了“立”的工作,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这方面的一篇代表作,就是发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的长文《易卜生主义》。文中,胡适继续进行社会批判: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状况,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进而,胡适指出: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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