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4-10-16 19: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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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近代法学 法理学 法理思想史

   20世纪,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空前巨变的世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将使本世纪比历史上的两个"轴心时期"更加不朽于青史。

   梁启超,作为政治家,他是把中国人民从专制黑暗的19世纪导入巨变的20世纪的领航员之一。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学者,他以惊人的成就跻身中国近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先驱者之列,他的名字也已与中国近代学术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文要特别研究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及其在法理学上的成就,这是"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工程之基础。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第一,梁启超在法学史上的地位;第二,梁启超的法理学思想;第三,梁启超的法理思想所代表的中国近代法理学特征。

   一、梁启超在法学史上的地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认识到。

   人们过去只知道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立宪主义者的梁启超,只知道作为政治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的梁启超,而不知道作为法学家或近代中国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何故?一因"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太重要了,"康梁"成了变法新政的代名词;二因治法学者过于忽视历史,数典忘祖。

   梁启超在中国法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一句话总结: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元勋之一。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1.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宪政的贡献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始于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公车上书"。上书所提三大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其中"变法"就是要实行议院制度。这是宪政的关键。1895年和1896年,康梁等又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和《时务报》,鼓吹变法。当时所谓"变法维新"、"实行新政",关注点在立议院、开国会。1898年光绪帝在康梁等辅佐下实行"百日维新"。此次维新虽然没有正式把康梁主张的"立宪法开国会"付诸实行,但其所采取的十二项"新政"实为"立宪"准备或过渡。

   此后,梁启超参加了中国近代宪政的草创。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他以"流亡政治犯"之身实际参与了后来的新政运动。1900年以后,梁氏在日本创《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成为庚子之役后中国新政运动的精神营垒。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帮昏愚的官僚"考察"了九个月后仍弄不清何为宪政,交不了差,最后不得不托人暗中转请梁启超帮忙。梁代"五大臣"起草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洋洋数万言,五大臣以自己的名义呈交朝廷。(注: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54页。)这实际上是梁启超以"钦定要犯"的身份充当了清朝的"考察宪政大臣"。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致力推动国内立宪运动。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设立宪政编查馆。由于"当时清大吏不知宪政为何物,其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许多王公大臣关于宪政的公函奏牍均出梁启超手笔。梁自己估计有20余万言。(注: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0页。)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3年归国,先后组建共和党、进步党,以政党领袖身份推动宪政,并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制币局总裁、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时,并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捍卫约法。1918年即脱离政界。在此期间,梁启超参加了很多重要的宪政草创工作。1913,梁启超以进步党名义草拟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对在中国宪政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天坛宪草"作出了一定贡献。1915年,梁启超又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宪工作。其间又自己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

   此后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梁启超虽未直接参与,但仍保持着其重要的影响。他关于宪政问题的著述一直是当时言宪政者的标准教科书。他在各大学的讲学也言及宪政,影响政治。

   2.梁启超在宪法学上的贡献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宪法学的开山鼻祖是恰当的。

   对近代中国来说,所谓泰西法学,就等于宪法宪政学说,因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就是宪法宪政学说。梁启超在译介、演述西方宪法宪政学说方面的作用影响,超出近代史以来的任何法学家。

   梁氏的法学著述总计约300万言以上,其中关于宪法行政法者,约占一半。其主要宪法学著作有《各国宪法异同论》、《论立法权》、《宪法之三大精神》、《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立宪法议》、《宪政浅说》、《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责任内阁释义》、《开明专制论》、《省制问题》、《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等。此外他还译介了孟德斯鸠、伯伦知理《今译布伦奇里》等法学大家的宪法学说,有《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著。

   在这些著译中,梁启超全面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国体政体学说、三权分立学说、责任内阁制度、国会及立宪制度、选举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等,其广度和深度在当时均首屈一指。他在这方面的作用、影响,远超过沈家本、严复。他还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宪法学思想,影响国人甚深。

   梁启超对中国宪法学的贡献特别表现在:他是中国近代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先河者。十余万言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首次全面比较了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12个主要国家的国会组织、选举制度、国会职权等等重要宪政制度。民国时期的比较宪法研究几乎是以梁启超的研究为基础或起点进行的。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中更有许多章节直接取材自梁启超著作。(注: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1928年初版,199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勘版,详见其中关于国会组织及选举制度特别是计票方法部分。)

   懂不懂宪法学,是不是致力追求宪政,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近代法学家"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根本分野所在。近代西方法学,是以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学说为基石或前提的,梁启超深刻把握了这一前提。所以他能成为近代法学的真正开山鼻祖。相反,本于儒家思想而吸收了西方一些人道思想而实际上不懂宪法宪政的沈家本在此方面的影响不及梁启超。(注:参见拙作:《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

   3.梁启超在法理学上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开创者之一。

   梁先生大概是近代中国最早撰写以"法理学"为题的专著的人。写于1904年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可以说是近代最早的法理学著作。此外,梁先生撰写了《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卢梭学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论立法权》等介绍西方法理学思想的著作。

   梁先生对中国近代法理学两大关注焦点:法治主义、自然法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这些见解,对中国近代法理学影响甚深。他把中国和西方的区别认成是"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的区别。又把中国古代"法自然""则天""天理""天志"等思想认同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这些都为后来的法学者遵从,视为法理学的不刊之论。(注:参见拙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19页。)直到现代中国才有人稍加质疑。不过在台湾的法学者仍崇奉之。(注:参见耿云卿:《先秦法律思想与自然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王洁卿《中国法律与法治思想》,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

   梁先生的法学著作广泛讨论了其他许多法理学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近代中国法理学也贡献甚大。他广泛讨论了法理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之学与人类进步的关系、法的概念内容本质、法的作用意义目的、法的起源与进化、立法权、自治与法制、法律与国情、自由与法律等一系列法理学问题。他的观点理论,成为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样本之一。

   4.梁启超对法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还是中国近代法史学的开创者。

   他的法史著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写于1904年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近十万言,这是我们迄今看到的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比较系统的法制通史专蓍。此后两年,日本人浅井虎夫的《支那法制史》才被译为中文。十五年后即1919年,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才译介至中国。此外,梁氏还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管子传》等,对儒墨道法四家特别是法家的法律思想作了相当全面独到的述评。

   梁氏在法史学方面的开山地位主要表现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书。此书基本奠定了后世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该著自"战国以前的成文法"起,直到"明清之成文法",进行了纵向的考察,首次整理出了中国成文法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律系。又首创了历代律典篇目变迁规律之研究,又总结了中国成文法发展史的四大缺点。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法史学者如程树德、丁元普、杨鸿烈、陈顾远等承继和发扬。梁启超的影子在民国时期法史著作中随处可见。

   二、梁启超的法理学思想(上)

   梁启超的法理学思想,是以法治主义和进化论为灵魂的法理学思想。

   1.关于法理与法律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既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序》,《饮冰室文集》之十五。)

   法理与法律的关系,梁氏说:"法律先于法理耶?抑法理先于法律耶?此不易决之问题也。以近世学者之说,则法律者,发达的而非创造的,盖法律之大部分,皆积惯习而来,经国家之承认,而遂有法律之效力,而惯习非能一一悉有理由者也。谓必有理而始有法,则法之能存者寡矣。"(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序》,《饮冰室文集》之十五。)以此可知,梁氏认为法律(特别是习惯法)先于法理。但是,他又认为:若如注释法学派所言"法文之外无法理",则又会"沮法律之进步","在讲法樊然殽乱之国而欲助长立法事业,则非求法理于法文以外,而法学之效用将穷。(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序》,《饮冰室文集》之十五。)就是说,探讨法文之外的抽象法理或惯习规范所体现之法理,反过来可以指导成文法的编制与进化。

   2.关于法学与社会进化

   梁启超认为,法律之学对于社会进化关系极大。

梁启超认为,法学就是研究公理与权限之学。其宗旨是使人民明公理讲权限,形成国家章法。"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人民都知义理权限之后,"乃至以数十布衣(指公民代表会议或议院),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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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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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武汉)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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