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中国古代司法文明与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4-10-15 23:12:11

进入专题: 司法文明   法制文明   法文化  

张晋藩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司法。古代司法文明表现为: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心,由此而形成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公平与引律断罪是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亮点;执法原情、调解息争;“以五声听狱讼”;顺天行罚、顺天理讼;以注释律学指引司法实践;以司法监察防范法官渎职,等等。古代司法文明以深厚而又优秀的法文化为基础,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历来求实务实、厚德亲伦、和谐和睦的民族精神,对现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改善司法制度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司法文明;法制文明;法文化

  

   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与法制文明同步进行的;司法文明又是与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状态以及法文化的进步密切联系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法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时,曾经指出中国是早熟的文明。[1]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也具有早熟性,西周司法制度中定罪量刑的区别对待、无罪推定的初步论断以及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就是明白的例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态,由此也决定了司法制度的定型。宋朝是封建商品经济最为发展的时期,不仅促进了法、理、情三者的结合,而且推动了民事法律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可见,社会的发展对于司法文明起决定作用。司法文明又与政治文明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凡是政治开明的王朝,司法制度的运行也正常有序,一旦政治混乱,司法腐败也随之呈现,这在中国是史不绝书的。政治文明对于法制文明同样起着支配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除此之外,司法文明又是奠基在法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法文化是司法文明的源头活水,没有法文化基础的司法文明是苍白的,缺乏规范的依据。因此,考察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要与法制文明、政治文明、法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综合分析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相互的关联性,从而揭示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发展的规律性。

  

   一

   法庭是国家机器的基本构件,司法活动是国家性的活动,其影响超出个人与家庭的范围而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兴衰。在中国历史上,司法不公、刑罚滥施常常激化社会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起义往往从劫牢反狱开始,尤有甚者,因重刑辟招致亡国者也历历可数。正因为如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都极为重视司法且多有论述。

   孔子曾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2]所谓“中”既有刑罚宽猛适宜之意,也有司法公平公正的内涵。因此,他才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人民手足无措,必然招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以此可见司法的重要性。孔子在任鲁司寇期间,主张先教后刑,以德服人,以达到司法的效果。

   汉宣帝元康二年五月诏书中指出:“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3]所谓“文吏”即指司法官而言。

   唐初以法治相尚,《贞观政要》卷五载,魏征曾经向太宗进言:“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身为“万乘之主”,如果“任心弃法”,无异于“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不亦惑哉”?[4]魏征的进言得到太宗的肯定,他多次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不可以因私“挠法”。[4]

   宋初为指导全国司法活动,太祖于开宝八年制定“推状条样”三十三条,要求各级司法机关“鞫狱即录一本”,“悉大字揭于板置听事之壁”。[5]此推状虽已佚失,但却反映了宋初统治者对司法的重视。

   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真德秀将“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等列为“十害”。他说:“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少有私曲。”“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其可苟哉!”“一夫在囚,举室荒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刑者,国之典,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6]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以亡元为鉴,极为重视司法。他亲自“录囚”,“有大狱必面讯”,“多亲鞫,不委法司”。[7]至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8]并于死刑案犯决前,建立复核制度。

   清朝不仅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完备的审级制度,而且详定司法官的责任与对司法渎职者的惩罚,特别是皇帝直接掌握死刑的勾决权。

   综括上述,可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于司法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从汉朝实行的录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而司法监察又成为监察制度最主要的方面。历代推崇良吏、循吏,贬斥的酷吏、恶吏,主要依据的就是官员在司法中的表现。

  

   二

   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人本思想与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

   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心,由此而形成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既重视人的生命权,又对社会弱势群体——老幼妇残、鳏寡孤独实行恤刑,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人本思想早在周初的思想家中已经开始酝酿。周公旦鉴于庞大的商王朝由于重刑辟丧失民心,招致军队阵前倒戈,终于被小邦周所灭的教训,深感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存亡的命运,发出了“民情大可畏”,“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9]的警示。从而将关注的焦点由天上转移到地上,由神转移到人。这可以说是人本思想的最初发端。由此出发,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明德在于敬德保民,以德化民;慎罚在于谨慎用刑,防止滥杀无辜。这个刑法基本原则,经过汉儒对刑德关系的论证,最终将明德慎罚发展为德主刑辅,一直延续到清朝。这个刑法原则源于对人心向背的重视,是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春秋时期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凸显了人的作用。对此儒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儒家认为,在自然界的万物之中,人是最尊贵的,“惟人万物之灵”,[10]“天地之性人为贵”。[11]尤其是孔子传承和发展了周初萌发的人本思想,充分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创立了“仁者,爱人”的学说,以“仁”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孔子的仁学不仅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本哲学,也为理政、司法、治世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

   人本思想除推动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司法原则外,还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从重视生命的价值,或者说重视人的生命权出发,实行死刑复审制度。经过儒家对于人本思想的论述,人为邦本、人的生命的价值逐渐为统治者所认同。因此,早在南北朝时期,州县的死刑案件基本上要上报朝廷,不得自行处决。唐太宗曾经诰谕群臣:“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12]为了避免造成冤案,刑及无辜,在隋朝已有的死刑复奏的基础上,《唐律疏议·断狱》“死囚复奏报决”规定:“死罪囚,谓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复奏讫,然始下决”,如果“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13]清朝除罪大恶极的罪犯实行立决外,一般死刑监候案件须经秋审复审之后,再分别决断,如须执行死刑,须由皇帝御笔勾决。康熙皇帝曾在多种场合下指出最令他感到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勾决死刑。雍正帝还颁布上谕,死刑决前实行三复奏,但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九月十五日,上谕废止秋审死刑案三复奏,他特别加以说明:“各省秋审亦皆三复奏,自为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遗制,谓临刑之际,必致详审不可稍有忽略耳,非必以‘三’为节也。朕每当勾决之年置招册手傍反复省览,常至五六遍,必令毫无疑义。至临勾时,犹必与大学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岂啻三复已哉!若夫三复,本章科臣匆剧具题,不无亥豕,且限于时日,岂能逐本全览?嗣后刑科复奏,各省皆令一次。”[14]《秋谳辑要》记载从乾隆朝到光绪朝皇帝对秋审的批示,有的多至千余言,非常具体。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15]康熙四十年(1701年)诏书中再次表露了康熙帝对秋审的重视和对刑部的批评:“朕详阅秋审重案,字句多误,廷臣竟未察出一二,刑部尤为不慎,其议罚之”。[15]雍正十一年(1733年)也谕刑部:“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15]乾隆、嘉庆二朝也有类似的上谕。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通过秋审“大典”,渲染重视民命、公平用法、敦礼远祸,所谓“明刑所以弼教,关系甚大”。[16]此外统治者也深知,处决死刑如不允当,往往会引起社会骚乱,正是从稳定政治秩序着眼,才要一再宣示死刑复审的必要性。

   其二,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恤刑。所谓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指老幼妇残、鳏寡孤独,此类人犯罪,法律应予以宽宥。早在《周礼·秋官》中便有以下记载:“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17]《礼记·曲礼上》也说:“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18]《礼记·礼运》篇描绘的大同世界的景象,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9]

   汉时,矜恤老幼妇残的恤刑已见诸法律。至唐代,此项法律已经定型。《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13]“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13]唐律中还规定:“诸妇女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其过限不决者,依奏报不决法。”[13]

   上述矜恤老幼妇残的法律一直延续到晚清修律。这种根据法律主体的行为能力确定其法律责任的原则,体现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综括上述,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本思想,是中华法制文明的突出表征,显示了对司法人权的重视,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古代的人本思想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在司法实践中所起到的支配作用是不宜抹杀的。

   (二)公平与引律断罪是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亮点

   公平是司法文明的价值取向,引律断罪是保证司法公平的制度和司法官的责任,二者的结合凸显了古代司法文明的特质。

   在古代文献中多以“中”、“中罚”来形容司法的公平公正,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20]周公在赞美司寇苏公执法公平时说:“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21]所谓“列用中罚”,一者执行宽猛合一之法;再者做到司法公平公正。“中罚”含有用法持平,司法公正的双重性。《尚书·吕刑》说:“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22]说明周初统治者对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视。

   古人对司法公平的重要性多有论述。荀子在《王制篇》中以“公平”为“职之衡也”,以“中和”为“听之绳也”,[23]听即听讼,即以公平来衡量官吏的职守,以中和作为听讼即司法的准绳;在《君子》中又说:“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悔。”[23]墨子说:“刑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24]只有刑当其罪,“轻重各服其诛”,才称得上是“司法中”,才能使“民不怨”。[25]董仲舒还运用阴阳五行之说阐明刑罚不中带来的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26]

汉唐明清诸朝,在立国后一段时间里之所以缔造和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晋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文明   法制文明   法文化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947.html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