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君:契约精神与司法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0: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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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璐君  

   【摘要】 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司法文明的兴起与进步,是由多重因素驱动的,其中契约精神无疑是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司法文明越是迈向现代,契约精神就越加彰显。契约精神的形成并成就司法文明有其内在的逻辑,契约精神体现在司法各领域各方面,并助推司法文明的发展。

   【中文关键词】 契约精神;司法文明;刑事司法文明;司法改革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司法文明,是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定位和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在广泛社会领域日益彰显的契约精神是推进司法改革目标实现、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司法文明的强大精神力量。契约精神与司法文明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驱动着司法文明的实践理性和制度建构。

  

   一、契约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契约精神是人类从自然经济演进到商品经济、从身份社会演进到契约社会的产物,是伴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生长起来的文化奇葩。关于这一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1]这深刻揭示了法律产生于商品交换、市场贸易的实践的一般规律。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2]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分配和交换行为产生了对规则的需要,推动了法律的出现。我国学者袁祖社指出:“契约在西方曾经是启蒙和革命的圣经,从人类文明史来看,近代文明的形成主要是借助了两种力量: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契约……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质上是契约关系的社会……现代政治秩序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它的实现有赖于契约并以契约为基础。”[3]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更是十分精辟地指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

   契约制度和契约精神的形成根源于商品经济。张文显教授指出:“契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交换行为在时间上、空间上的分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以进行财产权利转移和劳务交换的形式和程序。由于契约具有平等、自愿、互利、互相制约的特点,因此它能够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增加交换效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契约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形式。”[5]而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商品交换的广泛性、普遍性、基础性,与商品交换伴生的契约精神得以升华,并超越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而成为经济关系中一项带有普遍指导性与高度原则性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准则,并反过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一种文化力量。契约精神集中体现为商品交换的当事人对彼此平等地位的尊重,对用于交换的商品之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估价、判断后所进行的充分、自由的权衡与选择,对各自设定的预期利益目标的认同和照顾。契约精神的理论概括可追溯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发达,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关商品交换和商事活动的规则也日渐成熟,罗马法就是古代民商法律的巅峰。在商品经济和契约观念开始流行的时代背景下,亚里士多德有条件凝练出契约精神,并对契约精神的内核契约正义和诚实信用作出了初步概括和阐述。随着中世纪的历史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契约的普遍化,罗马法顺势复兴,一批法学家在注释和阐述罗马法的过程中发展了契约理论,使之成为复兴了的罗马法和以后欧洲民商法的基石。

   契约精神一旦形成,就势如破竹地四处扩张。正如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形式的普遍化,契约的思想和逻辑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各个领域。社会契约观念就是契约的思想和逻辑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表现。社会契约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理论的逻辑起点。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产生于社会契约,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应当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和财富;法律是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协商而制定的契约,而不是依靠权力强加于人的命令;合法的政府和权力源自契约(法律),政府权力只能在契约(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未经人民(缔约者)的同意,不能行使强制权力;公民守法的道德基础在于公民是契约的当事人,有履行诺言的道德义务;公民对国家和法律的服从是以取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相交换的,如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公民可以收回对国家和法律的承认和服从。”[6]社会契约论在历史上粉碎了“君权神授论”、“法自神意说”,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近代以来,社会契约论一直是论证国家和法律以及政治和法治变革之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主要学说,也构成了司法文明演进的基础理论。在当代,社会契约论则发挥着构建和维护公民与国家、社会与政府良性关系的积极作用。它一方面防范政府越权和滥用权力,另一方面约束公民遵法守信。一个国家的公民、社团、政府、司法机关具有契约精神的观念,对于这个国家民主和法治的文化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二、契约精神成就现代司法文明

  

   司法文明有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古代的司法文明主要表现为定分止争、惩恶扬善,那么,现代司法文明除了定分止争、惩恶扬善,主要表现为保障人权、维护正义、引领风尚、促进和谐。这种司法文明的转型归结于契约精神对法律精神的渗透和对法治的文化滋养,以及对司法理念、制度和实践活动的深刻影响。契约精神博大精深,内在地包括主体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互利精神、诚信精神、和谐精神、法治精神等精神要素,且每一种要素都有其法律表达。

   主体精神。主体精神来源于商品交换和契约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契约关系当中,交换各方都以主体身份出现,都具有主体意识,表现为:(1)独立意识,即主体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独立人格;(2)自主意识,即主体自己能够独立地而不是依赖或屈从于他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处分自己的权利;(3)自利意识,即主体认识到其个体及利益的独立存在,认为通过自己的生产、交换、创造可以为自己带来收益和幸福;(4)权利意识,即主体意识到拿出来进行交换的物品、产品、劳动力属于自己。推广到社会关系,主体意识表现为公民对自己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主体的认知和自觉,认识到作为主体自己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责任能力,作为社会一分子,他(她)本人是权利主体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权利客体。主体精神的法律表现就是法律主体制度、权利制度以及权利本位、权利神圣的法律原则。

   自由精神。契约精神最本质之处要算是自由,即选择缔约的自由,决定缔约的方式的自由,协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的自由精神上升为法律,就成为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法律原则,起初主要表现在私法领域,随后成为整个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的核心原则之一。各国宪法和一系列世界性人权公约所宣告、所规定的公民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迁徙自由等,皆发源自、升华于契约自由。

   平等精神。马克思说得好:“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7],“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8]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主要指契约双方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又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主体平等是商品交换和商事活动的前提,作为交换主体,具有无差别的独立人格,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均可以平等地进行物品、商品、财产、劳务等的交换,这里不存在人身依附,也不存在等级特权。自然经济和伦理社会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独立、平等的契约关系。平等精神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公平、救济公平。

   互利精神。交换的动力来自于交换双方通过等价交换出让自己并不需要或急需的物品、换取自己需要或急需的物品,以实现自己物品的价值,使交换双方的期待和利益达到最大化。各自利益和预期利益实现的过程,也是当事人根据对方利益的需求对自身利益进行衡量和让渡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交换双方互谅互让互利。贯彻这些原则,就要求双方有积极的合作精神,各个主体具有互利双赢的利益观,即在追求利己目标的同时应有利他意识的存在,并以利他为机制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如果每个主体都是纯粹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总想占别人的便宜而不愿付出,那就丧失了契约精神,颠覆了等价交换的市场游戏规则。互利精神在法律上的表达就是利益关系均衡、权利义务对等一致。

   诚信精神。诚实守信,就是在缔结契约时诚实坦荡,不隐瞒真实情况,不提供虚假信息,不欺诈、不恶意缔约;签约之后严格信守缔约时的承诺,认真履行约定的义务、正确行使约定的权利。鉴于诚实守信不仅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而且关乎对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在民法领域被奉为“帝王条款”甚至被视为“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由公民诚信到法人诚信、政府诚信、司法诚信、政党和社会组织诚信,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得以构建。

   和谐精神。和谐的本质是和而不同,是以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对方关切、照应对方利益为前提。这正是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的前置条件。契约关系的存在必然是以主体复合、多元为前提,而契约的达成则是复合主体两厢情愿、共同意志契合的结果。契约精神内在的这种和谐理念,保证缔约各方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各得其所、互相包容、和谐相处,约束契约当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乃施之于人”。和谐精神在法律上的表达就是主体之间平等、友善、公正的法律原则,以及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修复正义的司法机制。

   法治精神。契约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精神就是法治精神。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调整经济社会关系主要方法是依靠诸如血亲关系、宗法关系、宗教戒律、传统习惯、道德伦理的约束,法律则是对这些社会规范的支撑力量,是“备用”的国家强制力量。而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产品剩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利益分化,血亲、宗法、习惯、道德对生产和交换的调整作用大大萎缩,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行为界限和行为后果更加明晰的法律规则以及依据法律规则而形成的契约。以法定及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来规范和调整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它意味着对权利的尊重,对义务的认同,对违反义务(侵权或违约)而带来的责任的担当;意味着对法律规则和程序的尊重和遵守,对契约的守护和履行,对司法判决的敬畏和认可。

   上述契约精神均源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又反过来支撑和引领交换、交易和市场行为,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水平文明迈向高水平文明。

  

   三、契约精神在民事司法中的体现

  

契约精神在私法领域体现的最为充盈,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平等自愿、权利本位、契约救济等不仅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贯穿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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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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